我們五個孩子住到三姨娘家裡時，我15歲，妹妹14歲，弟弟10歲，大侄7歲，二侄4歲，還沒有管家的能力，所以，大哥委托三姨娘為我們管家，她不是我們母親的親姊妹，很少聽她講我們母親的事，可能是出於同情，可憐我們的遭遇，對我們不太親熱，也不大管我們，做飯，洗衣，上學都是我們自己管理。

　　三姨娘主要是代管我們家的生活費，掌握我們家的經濟大權。記得她有兩個錢包，一個是放我們家的錢，一個是放他家自己的錢。她可能識字不多，但算帳還可以，有時，看她一個人在算帳，嘴裡念著數，從這個錢包裡拿出鈔票，放在另一個錢包裡，還說:“他們這個月沒有幾個錢了，買菜還得我墊著！”看來她當我們這個窮家，還真不容易。

　　當時，大哥每個月寄多少錢來我們不知道，但從我們的夥食中可以看出，當我們吃兩稀一乾時，就知道寄來的錢多一些，吃三頓粥時，就是寄的錢少了，隻吃兩頓粥時，寄的錢就更少了。

　　記得三姨娘收到錢後，按照當時的糧價，總是先買好米，再買好做飯的稻草，余下的錢才是買油鹽和菜的錢。因為菜錢比較少，所以，她每天隻為我們買一樣蔬菜，我們經常吃的是鹹蘿卜乾。我在蘇州生活了二年多，只有在過年時才能吃到一點肉，由三姨娘為我們買上一個豬頭或豬肺，紅燒後放在一個大缽子裡，中午做菜時夾出幾塊放在菜裡，一起煮一下，每人能分到幾小塊雜碎肉，那時就感到是最美味的東西了。那幾年，我們是不過節日的，端午節看人家吃粽子，中秋節看人家吃月餅，我們饞得要命，三姨娘家吃，我們就走開，眼不見為淨。

　　三姨娘家的生活比我們好多了，吃飯是和我們分開的，每頓飯都有兩三個菜，有葷有素，吃完飯，就把剩下的菜，放在碗櫥裡，還加上鎖，我也明白，那是怕我們偷吃。記得大表哥參加偵緝隊後，經常拿一些魚或肉回來，有的魚很大，肉也是大塊的，過年時還有豬頭和豬下水，如豬心，豬肝等，她們家人少，每頓飯都吃魚和肉，也吃不了，就醃成鹹魚鹹肉，無論生熟，都鎖在櫥櫃裡，鑰匙由三姨娘隨身帶著。

　　在蘇州三年，我沒有穿過新衣服，我穿的都是大哥三哥的舊衣服，舊鞋子，因此，我穿得很破舊，冬天也穿不上棉鞋，在學校上課時，腳凍得發麻，有一年還生了凍瘡。妹妹弟弟也都生過凍瘡。

　　我們住在三姨娘家，佔了一個房間，雖然是過道，原來是不住人的，但總還是一個房間。房間裡放了一張有頂蓋和邊框的大床，一張三抽桌，和兩張椅子。開始我們五個孩子，因為都比較矮小，睡在一張床上，也還可以，只是因為房間朝西，夏天比較熱，掛上蚊帳後，床上就更加悶熱。後來，可能三姨娘發現我和妹妹都已進入青春期，還睡在一張床上不合適了，就在她的房間裡放了一張小床，叫我睡到小床上去，從而改善了我們的居住條件。為此，我們是很感謝她的。

　　記得1944年春天，為了改善生活，星期天學校放假，我和妹妹曾到閶門內城牆附近的空地上，去挖野菜，一種是掐洋草子[蘇州叫野金花菜]的嫩頭，有時，一個上午能掐到一籃子，夠我們吃兩天;一種是馬蘭頭，比較難找，數量也比較少，在開水鍋裡焯過後，用醬油麻油拌了吃，非常美味。我們有時挖到後，因為我們家沒有醬油和麻油，就送給三姨娘家吃，她們也很高興。

　　生活最困難是在1944年下半年以後，那時，抗戰已是第七個年頭，日本鬼子在淪陷區加深了對老百姓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當時真是市面蕭條，民不聊生，失業遍布，餓殍遍野。我們家吃飯愈來愈困難，每天只能喝兩頓稀粥，大家餓得面黃肌瘦，經常感到肚子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