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讀書期間，獨立生活，自己照顧自己。不論是在集體宿舍還是在親戚家，每天生活起居，起床，上學，吃飯，睡覺，都要自己來適應，鍛煉了獨立生活能力。同時，看到上海繁華都市的貧富差距，‘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錢的闊佬、大亨，享受汽車洋房、酒樓飯店、金錢美女，紙醉金迷、醉生夢死;而窮人流離失所，沿街討乞，忍饑挨餓，出賣肉體，賣淫拉客，凍死街頭。在我年少的心目中，認為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國造成的，認為只有趕走日本鬼子，抗戰勝利了，才有希望。

　　父親當時在西北幹什麽工作，我不知道，因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被日本鬼子佔領，父親與大哥失去聯系，在經濟上，只能靠大哥工資維持，全家生活十分困難。

　　大哥仍在上海鹽業銀行任職員，住在集體宿舍，要負擔我在上海讀書的費用，還要負擔鄉下六口人，舅母，大嫂，妹妹，弟弟和兩個侄兒的生活。

　　三哥從1938年15歲到上海後，先在南京路一家小百貨店當學徒，後來，在江西路一家小錢莊當學徒。記得我去找他時，小錢莊就在江西路離外灘不遠的一條小街上，店面臨街，就一間房子，房間當中是櫃台，裡面是店員工作的地方，外面是顧客活動場所。吃飯是外面送來的包飯，所以，我每次去找他，都沒有在那裡吃過飯。如碰上三哥他們在吃飯，我隻好站在一邊等著。有時，三哥給我一點錢，讓我自己到街上去買飯吃。我一般都是去小面館，吃一碗陽春面，很難得吃一碗大肉面或排骨面。小錢莊沒有宿舍，晚上，就睡在櫃台上，或打地鋪。後來，三哥到正明銀行工作，才住上集體宿舍，生活條件才得到改善。

　　姐姐1938年到上海時才13歲，1941年夏，我到上海時，她仍在上護士學校，是住讀生，平時我們很少見面，只有同大哥三哥在一起時，才見面，在外灘公園照相那一次就是如此。直到1946年，我到中國實業銀行工作時，曾到她工作的中美醫院去找過她，那時她住在集體宿舍，我沒有進去過，只在她工作的醫院走廊裡見面。記得我在醫院門口托人去叫她，姐姐出來後，就問我有什麽事，我說完事後，就告辭走了，她沒有叫我進去坐坐。

　　對老家鄉下的情況，只知道生活很艱苦。1942年夏天學校放暑假，我沒有地方住，就回到鄉下過夏天，每天仍是吃菜粥，蘿卜乾，到開學前才回上海，是大嫂送我走了很長的路，到一個小車站上的火車。從此，我就沒有再見過大嫂。

　　1943年夏，學校放暑假後，大哥告訴我，他和三哥一起去過鎮江老家，把妹妹，弟弟，兩個侄兒接了出來，現在住在蘇州三姨娘家，要我去蘇州上學，並照顧好妹妹，弟弟和兩個侄兒。當時，我感到很突然，就問大哥:“那舅母和阿姐呢！”大哥說:“她們仍留在鄉下，隨她們去吧！”大哥為什麽不告訴我真正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到了蘇州後，才聽說是大嫂在鄉下不守婦道，弄得滿城風雨，大哥聽說後，經過了解，情況屬實，當時又沒有離婚的說法，於是才下決心與大嫂決裂，把孩子們接了出來。我想，大嫂平時是很潑辣的，在同母親吵架時，講話尖刻，把母親氣得要命;在同二嫂打架時，把二嫂氣得去跳河;這次她能讓大哥把孩子帶走，就像挖她的心頭肉，肯定是她做了對不起大哥的事，自覺理虧，才沒有大鬧。

　　後來，我逐漸了解到，是大嫂與東鄰劉家的大兒子，發生了不正當的男女關系。我還記得，劉家大兒子三十多歲，個子高高的，白白的長方臉，長得挺帥的，師范學校畢業以後，在外面當老師，只有寒暑假才回到鄉下來，我在鄉下曾見過他。他家的房子比我們家老宅要新得多，前院是平房，打掃得很乾淨，我去他家玩時，見他躺在藤椅上看書，我叫他一聲劉先生，他看我是小孩，隻答應了一聲，並不起身，仍舊看他的書。

　　按鄉下一般常理，農村婦女平時很少外出，大嫂很難同他拉上關系，但因為大嫂喜歡串門子，而劉家又就在隔壁，所以，兩人能好上就不奇怪了。我還記得，我在鄉下時，到吃飯的時候，舅母就叫我去把大嫂找回來，每次我都是在劉家找到她，大嫂不是在說閑話，就是在打麻將。

　　大嫂之所以另覓新歡，主要原因是同大哥關系不好，他們的婚姻是父母包辦的近親結婚，大嫂是母親的親侄女，因為母親的弟弟抽鴉片，敗了家，正想把女兒賣到妓院去時，母親接到侄女的求救電，親自去南京把她救出來，接到蘇州家中，因與大哥年齡相當，就包辦了婚姻，因而缺乏感情基礎。

　　1935年，大哥結婚時才18歲，婚後不久，就回香港工作。1936年，大嫂生大侄時， 大哥都沒有回來。1937年，母親去世，大哥回來奔喪，送全家回老家鄉下後，就又回香港工作。這期間，對大嫂同母親的關系不好，一定會有所耳聞。到1938年，大嫂去香港與大哥共同生活了一年多，又生了一個兒子，按理說這是個增進感情、消除隔閡的好機會。可是，聽說兩人經常吵架，原因是大哥覺得生活上得不到大嫂的照顧，每天下班回家感到很累，卻吃不上飯，因大嫂既忙於照顧孩子，又經常去同鄰居打麻將，結果，大哥托人把她送回了老家。

　　大嫂是我們的表姐，我們叫她‘阿姐’，中等身材，皮膚較白，蘋果臉型，體態豐滿，同大哥結婚時才17歲，18歲生大侄，21歲生二侄，文化不高，由於她父親抽鴉片，在家中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看來也不懂人情世故。到我們家後，不懂得搞好同大恩人，既是姑媽又是婆婆的關系;在婆婆去世，公公遠離，自己當家時，不懂得善待小叔小姑;在香港同丈夫團聚後，不懂得侍奉好丈夫，以致被送回鄉下。我想當她被送回鄉下時，一定是很懊喪的。她之所以另覓新歡，既是為了得到精神上的滿足，也是為了生理上的滿足。她可能沒有想到，由於她的錯誤，會引起大哥如此憤怒，采取了決裂的措施。

　　大哥同大嫂婚姻破裂後，大嫂和她母親也失去了生活依靠，就以幫傭為生。直到1950年，婚姻法頒布後，倆人才離婚。後來，聽說大嫂也到上海幫傭，改嫁後，又生了四個孩子。直到1967年，大哥去世後，兩個侄兒同大嫂才恢復了正常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