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朱簡炎在行宮住了幾天，跟自己的父親太上皇朱仲梁一起，在朱靖垣的建議的基礎上，分析和討論了後續改革的方向。

　朱靖垣雖然特殊，但是朱靖垣的建議仍然只是建議，最終的決策還是要朱簡炎來做。

　朱靖垣很多理想化的設想，其實經常會被朱簡炎和朱仲梁給壓到現實方案上實行。

　就比如說，朱靖垣認為，實設的九卿的品級，可以給先給從一品，也可以直接給正一品，同時建議直接給正一品。

　這是朱靖垣習慣性的大方，而朱簡炎和朱仲梁就習慣性的

　“吝嗇”。朱簡炎理所當然的選擇，就是初授九卿給從一品，三年後或者六年後，甚至準備到退休的時候，才會升授到正一品

　“榮退”。與此同時，作為對大明的政治體系最了解的人，朱簡炎和朱仲梁考慮的細節也更多。

　比如說，在設立大域和分管九卿之後，如何確保本土直轄省份的實際地位高於大域?

　如果九卿分管著幾個朝廷的中央衙署，同時還是一個大域的對應首腦，那九卿在處理日常事務的時候，會不會偏向於自己主管的大域?

　如果不做針對性的調整，所謂的直轄省的事務，在分管九卿設立自後，仍然要送給對應的主管部門，然後再轉到分管對應事務的九卿面前。

　直轄省分需要聯絡的會是所有的部門，最終處理自己的事務的也是所有得九卿。

　反過來看，九卿主管的這個大域的事務，則是通過大域本地確定的都護、總督、提刑官、禦史六個主管分類官員，直接送到一個確定的分管九卿面前。

　這種情況下，朱簡炎覺得如果是九卿，就算是自己不是有心偏袒自己分管的大域，肯定也會因為對自己直接分管的大域的官員更熟悉，對事務有直接的決定權，不需要去找其他人，而理所當然的去優先處理這些事務。

　這也會讓分管九卿獲得對應大域的

　“相權”。太祖朱元章禁止設立宰相，本意是將相權並入到皇帝手中。相權的本質，是在君主之外，官僚體系之內，另一份

　“通用決策權”。決策權很重要，但是

　“通用”更加的重要，那是另一個官僚體系的

　“核心”。官僚體系有自己的核心，就能甩開皇帝處理絕大部分事情。朱元章將相權收入皇帝手中，將整個朝廷的通用決策權合並，全部集中於皇帝一身。

　除了皇帝之外，朝廷之中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個體，在絕大部分政務上同時擁有決定權。

　所有的官員，都只是某一個限定條件下的決策者，一個分管門類之內的決策者。

　整個國家，整個朝廷的所有事務，最終歸集的目標，都有皇帝一個人，皇帝大明唯一的核心。

　在此之前，神州傳統封建王朝的朝廷官僚體系之中，通常都有至少兩個決策核心。

　至少是有一個主要核心皇帝，一個或者多個次要核心是宰相。朝廷少了一個主要核心，或者主要核心不負責任，其他的次要的核心運轉起來，仍然能夠維持這個體系的基本完整，維持這個體系的正常運轉。

　但是自朱元章之後，中央朝廷官僚體系的核心，只剩下了皇帝這一個主要核心。

　脫離了皇帝這個核心，這個體系就直接分成幾大部分，相互之間無法完成正常交互。

　朝廷和官僚體系也就沒辦法正常運轉，最起碼是沒辦法合法的持續運轉了。

　朱元章用一整套的頂層構架，堵死了第二個核心出現的可能性，真正將集權進行到了極限。

　自朱元章之後，在也沒有出現過事實上的權臣。哪怕皇帝完全不管事，它也是維系朝廷運轉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哪怕弄死現有的皇帝，也必須再立一個皇帝，否則整個體系仍然無法運轉。

　仁武朝之前的時代，出現了大學士不

　“票擬”，皇帝直接下旨被稱為

　“中旨”，可能會得不到執行的情況。但這並不意味著

　“中旨”是現代意義上的不合法文件。票擬本來就不是聖旨合法與否的必要條件，聖旨和皇帝的意志本來就是法律。

　拒絕執行的官員實際上就是在抗旨。那時候的大學士，相當於官僚體系的代表和領袖，他們不票擬的做法，是表示官僚體系不支持皇帝的決定。

　這種情況說明皇權和文官集團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而皇帝又想要強行推動自己想乾的事情。

　在官僚體系和文官集團不斷膨脹的情況下，官僚體系在用拒絕執行的方式對抗皇權。

　不票擬就是官僚體系首領向外發出的信號，意思相當於對著所有得官員們喊話:“大家都不準按照皇帝說的辦，誰去給皇帝辦事，以後有你好果子吃！”下級官員們不執行的原因，其實是擔心以後會被官僚體系排擠，而不是說聖旨不合法。

　如果皇帝有自己能夠完全控制的下屬，如果皇帝掌控者能夠獨立貫徹自己意志的執行力量，根本就不會在意聖旨有沒有票擬。

　世祖皇帝掌權的過程，就是重新建立自己班底的過程，也直接打碎了所謂的票擬慣例。

　作為皇帝的朱簡炎，以及當過皇帝的朱仲梁，都比臣子們對相權更加的敏感。

　所以意識到這個問題自後，他們很快就做出了決定。設立中央朝廷分管九卿的同時，必須調整和明確九卿們的決策范圍。

　九卿仍然只能是某一個范圍的決策者，並且不是最終決策者。宗伯相當於仁武朝之前的禮部尚書，隻管文化、禮儀、教育，塚宰相當於以前的吏部尚書，隻管官僚體系建設，司馬相當於以前的兵部尚書，隻管軍事預算，軍事建設放在都督府。

　司徒管財政和稅收，司空管工業和建設，司寇主管法治建設等等。最終大體上還是按照朱仲梁的思路，基本上按照傳統的九卿的職責去做了分配。

　同時根據實際情況做了調整，例如把民政從管財政的司徒身上了下來，分給太保管。

　與此同時，九卿也不能是大域的真正主官，不能具有分管的大域內的

　“通用決策權”。在仁武朝之前，朱元章之後，雖然完全拿到了中央衙署的通用決策權，但是地方上的決策權還是經常會在主管官員手中統一。

　巡撫和總督都是某種形式上的地方通用決策者。是到了仁武朝自後，再次將地方的決策權也全部分開了，原本已經基本固定化的巡撫和總督，再次逐步回到了特事特派，事畢撤銷的最初模式。

　還在府縣兩級都設立了獨立的司法和監督機構，不再是知府和知縣獨尊了。

　現在也當然不可能把一個大域的通用決策權交給分管九卿。朱簡炎和朱仲梁甚至不準備給分管九卿任何大域事務的直接決策權。

　九卿們的主要職務，也是正式的第一職務，被確定為被分派管轄的幾個中央衙署事務。

　他們會成為皇帝之下的中央朝廷的最高決策團的成員。但不是分管大域的主官。

　大域的主官，仍然是總督、都護、提刑官、禦史們，當地的絕大部分常規事務，應該由他們在當地直接做出決定，降低中央朝廷出面的事務的比例。

　否則降低中央衙署工作壓力的目的就無法實現了。剩余的仍然需要專門報送中央朝廷的事務中，絕大部分的常規事務仍然要按照流程交給對應的中央衙署去處理，也不能直接送給分管的九卿。

　設立大域總督、都護、提刑官、禦史之後，對於朝廷的各個部門而言，相當於將這個大域的幾個甚至幾十個省，合並成了一個更大的省。

　對應部門需要聯絡的人員數量直接縮減了一個數量級。大域雖然有六個主官，作為

　“通用決策權”掌控者的皇帝，如果要直接管理大域，當然熟悉所有大域的所有五十四個主官的情況。

　但朝廷的每一個部門，都是沒有通用決策權，都隻負責具體的某一類型的事務。

　他們實際需要聯絡的人員，只是每個大域六個主官中的對應的那個。戶部負責民政，只需要聯絡分管的都護，經常傳遞公文的也肯定是都護手下的文書，不需要在意總督是誰，不可能知道總督手下有幾個幕僚。

　兵部負責軍事預算，只需要聯絡總督，也不需要在意都護是誰。刑部和都察院只需要聯絡提刑官，也不需要理會政務和軍務的事情。

　對於各個部門而言，九個大域就是多了九個聯絡人，增長幅度完全可以接受。

　反過來看，大域的主管們，也都只是分管某一攤子事情，需要聯絡的部門仍然只有幾個。

　所以大域的事務直接送給分管部門的方式不會有問題。這些事務到了對應部門之後，其中需要九卿做決定的，才會送到對應九卿面前。

　九卿也是各自分管幾個部門的一攤子事情，主要經常對接只有五六個部門的尚書，最多再加上總共十幾個侍郎，以及幾個經常來送文件的文書人員而已。

　他們同樣能夠相對輕松的應付下來。最後，只有朱仲梁和朱簡炎專門列舉出來的，皇帝認為應當和有必要直接讓皇帝知曉，需要直接交給去做決定的特殊事務，才可以通過大域分管九卿直接送到皇帝面前。

　這些事務的決策權仍然留在皇帝手中，而不是交給分管的九卿們去行使。

　分管大域的九卿，是皇帝與大域直接溝通的橋梁，是皇帝與大域聯絡的中間人。

　大域的官員太多，直接找皇帝，皇帝管不過來，所以讓分管九卿做中轉。

　最終，九卿與分管大域的直接關系，被朱簡炎定性成了轉達、協調、安撫的作用。

　絕大部分情況下，雙方不會產生直接聯系。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雙方的關系才會真正體現出來。

　這個關系在平時不重要，在特殊的時候非常的重要。他們是大域官員跳過中央職能部門直接到皇帝面前的通道。

　對皇帝而言，這是讓大域的主官們和中央各部的官僚之間製衡的手段，也是在具有很大實權的九卿們之間的製衡手段。

　如果職責對應的中央部門不負責，事務對應部門的分管九卿不負責，大域的官員就可以通過自己大域的分管的九卿，把事情捅到皇帝面前。

　分管九卿和事務部門對應九卿，絕大部分情況下都不會是一個。朱簡炎和朱仲梁考慮好了實設九卿的定位之後，繼續考慮的就是本土直轄省份的定位了。

　總體而言就是要提升他們的地位，確保他們擁有真正的直轄身份。最簡單直接的方案就是提升官員的品級。

　本土省份布政使、都指揮使、按察使、巡按禦史全都提升到正二品。與大域的總督、都護、提刑官等主官，以及中央衙署的尚書們平級。

　其他直轄省分的中下級官僚品級也都比大域官僚高一級。大域主官可以通過分管九卿，將特定的事務直接送到皇帝面前。

　那直轄省分的布政使、都指揮使、按察使、巡按禦史，也可以將同類事務直接投遞到內閣，通過特定的內閣大學士們轉達給皇帝。

　每個內閣大學士負責接收兩到三個本土直轄省份的特殊報告。決策權當然同樣全部留在皇帝手中。

　這種策略也是理所當然的思路。外朝增加了從一品甚至可能會成為正一品的實權官僚，那作為皇帝貼身幕僚的大學士們的身份也應該對應的提升。

　所以朱簡炎和朱仲梁同樣考慮了內閣的地位和職責的調整。仁武朝之前，內閣大學士本身的品級只是正五品，但是正常情況下都會用尚書、侍郎加銜提升到正二品待遇，甚至可能用三公、三孤加封到一品。 www.uukanshu.net

　仁武朝之後，不再給內閣大學士價外朝的官銜，但是本身的品級全都提到了正二品，退休之前根據情況給榮譽加銜，從一品或者正一品。

　以後將會根據實際情況，在任職之後就實際加封到從一品，在退休之前會選擇性的加封到正一品，甚至可能給與爵位。

　幕僚分權是所有人都試圖避免，但是也都無法完全避免的現實。世祖皇帝雖然把內閣大學士打回了幕僚的原型，並身體力行的保持了幾十年，但卻並沒有留下不準再給大學士權力的祖製。

　在一大堆違背祖製的改革之中，給大學士們增加一個傳達特殊消息的職責，這根本就不算什麽大不了的事情，比這大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皇帝是董事長兼總裁，那以後得實設九卿，相當於分管幾個部門的副總裁。

　以前的內閣大學士算是總裁秘書的話，以後就可能會變成總裁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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