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發生的最大變化，恰恰沒有引起朝中官吏的重視，他們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到財富方面和軍隊方面去了，對於真正將要起到決定性作用的變化，沒有能夠注意到，或者說是沒有投入到足夠的注意力。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對於教育方面，蘇天成是耗費了極大的心血的。

　官辦的學堂開始在府州縣完全確立起來，考慮到情況的特殊，條件好一些的府州縣，官辦的學堂至少需要有五所以上，條件不好的地方，也需要有兩所學堂，按說前朝也是有學堂的，還有專門的教諭，但如今的學堂，和以前不一樣了。

　科舉考試依舊存在，故而各地的學堂之中，有一所專門的學堂，對於那些即將參加科舉考試的讀書人進行培訓，其余的學堂，則是開始招收年滿六歲的小孩子開始讀書，盡管官府沒有強行規定所有小孩都要進入到學堂讀書，但條件稍好一些的家庭，肯定將自家的子女送到學堂去讀書的。

　學堂創辦沒有引發什麽爭論，教育的重要所有官員都清楚，唯一在學堂招收女子的方面，引發了巨大的爭論，儒家思想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根本不讚成女子有什麽學問的，就連楊嗣昌、劉宗周、黃道周、錢謙益等人都是這樣的認為，各地建起多所官辦學堂，劉宗周等人極力支持，而且自告奮勇代表朝廷下去巡視，但在學堂可以招收女子方面，眾口一詞，都是反對的。

　蘇天成消耗了極大的精力，來說服眾人，國民素質的提高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只能夠依靠教育來改變，但女子不能夠進入到學堂裡面，這就好比是跛腳，要知道教育與家庭也有著很大的關系，一個讀書的小孩子，回到家裡之後。日日陪伴的母親卻大字不識，怎麽能夠教育，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沒有任何的道理，完全是對女性的歧視。

　蘇天成成為皇帝之後，很少強行的下什麽聖旨，一般都是通過眾人討論之後才做出來決定，這也是大晉諸多規矩之一，眾人早就適應了。但遇到特殊的事情，蘇天成還是會發揮出來皇帝的威嚴，強行下旨推行的，令眾人心服口服的是，凡是皇上強行下旨推行的事宜，最終的結果都是非常好的。

　在準許女子進入學堂的事情上面，就是皇上強行下旨了，而且皇上還特意的安排都察院。對各地官吏的考核監督之中，將這一條作為重點。若是有地方官員不執行，必須嚴懲。

　但蘇天成也有讓步的地方，畢竟男尊女卑的情況，幾百年之後都存在，想要一下子改變，可能性不大。這個變現就是在人數規模和進入學堂的規矩方面，男女不能夠在同一件教室裡面讀書，必須要分開，此外有條件的府州縣，專門設立一所女子學堂。沒有條件的地方，專門有一個到兩個班，全部都是女子。

　男女在受教育的資源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別，譬如說條件最好的京城，招收小孩讀書的學堂有十所，專門的女子學堂僅僅一所。

　老百姓的認識也是一樣短時間之內不可能改變過來，女子學堂剛剛創辦的時候，很少有百姓將自家的女兒送來讀書，認識高一些的還是官吏、士紳富戶的家庭，紛紛將自家的姑娘送到學堂去讀書，此外就是西域等地進入大晉的這些家庭，毫不遲疑的將自家的姑娘送到女子學堂去讀書，朝廷可以查出官員阻攔女子讀書，但總不能夠追查所有的百姓。

　不過這樣的情況，很快出現了改變。

　女子學堂教授的課程有些不一樣，除開傳授知識，還教授三從四德等知識，而且在禮儀方面是重點傳授的，也就是說，女子學堂是要培訓淑女的，在學堂上課之後的女子，言行舉止出現了很大的變化，這就導致女子學堂的影響迅速的擴散了，很多的尋常百姓，也開始將自家的女子送到學堂去讀書了。

　到了大晉五年，各地都開始告急，主要是學堂的數量不夠，學生的數量急劇的增加，為此朝廷撥付了大量的紙幣，督促各地修建新的學堂，容納更多的學生。

　大晉的總人口不多也不少，畢竟好日子開始的時間不長，前朝的那麽多年的災荒，導致人口銳減，特別是流寇造反的那幾年，導致好多的村落空無一人，大晉元年的統計，總人口六千余萬，到了大晉四年底的統計，總人口超過一億人，人口的增加，主要還是在大晉二年到四年的這三年時間，因為條件好了，出生的小孩子增多了，成活率大大的增加，加之外來人口也呈現增加的趨勢，這才導致短短三年的時間，人口大量增加。

　盡管說人口不是太多，但因為學堂的普及，因為老百姓將自家的子女送入到學堂讀書，因為老百姓認識的變化，各地的學堂數量就明顯不足了。

　教育所產生的變化，絕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只不過這種變化，短時間之內不會體現出來，但十年之後，大晉的情況絕對會不一樣了，蘇天成明白這裡面的道理，隨著學堂的普及，老百姓的素質結構將出現重大的變化。

　蘇天成堅決堅持灌輸儒家思想，教育最大的作用，在提高個人素質的同時，必須要求人有信仰，若是人都失去了信仰，朝廷將自食苦果，譬如說女子學院對於禮儀方面的教導，蘇天成就是非常讚同的。

　教育不是單一的，也有令蘇天成苦惱的事情，那就是天主教等開始傳播進來了。

　對於宗教，蘇天成不是很熟悉，穿越之前他是公務員，與宗教絕緣，對這裡面的事情，一無所知，但他清楚，宗教也是一種信仰，只不過在儒家思想佔據絕對統治力的中原，宗教是很難普及的，信教的民眾不會太多。

　前朝對於宗教是有所限制的，至少在府州縣，是不允許傳教的，只有在京城或者是巡撫衙門所在地，才偶爾看見傳教的人士，這些來自西域的傳教人士，來到中原，也沒有專門的場所，畢竟朝廷不是很支持。

　因為不熟悉，蘇天成也不好隨意做出來決定，不僅僅是蘇天成，朝中的五大丞相，對此都是茫然不知所措，因為外來人口增加了，特別是京城，成為了各色人種都有的大都市了，外來人員之中，很多以前是信教的，來到了京城，也不可能拋棄原來的信仰。

　最終朝廷做出來的決定，還是允許傳教士進入到大晉來傳教，只不過對傳教的地方同樣進行了限制，府州縣不允許傳教，至於說傳教的場所，允許存在。

　如此在大晉三年的時候，京城有了專門的傳教禮堂，這些傳教的禮堂，初期是外來人士的聚集地，後來也有不少的漢人加入了。

　令蘇天成放心的是，信教的人還是非常少，與大晉總人口比較起來，微不足道，比較儒家思想的影響太大了，牢不可破。

　佛教到道教，這是朝廷無法回避的兩個方面，譬如說唐朝的時候，非常崇信佛教和道教，朝廷官府都是支持的，大明朝廷也沒有限制，官吏百姓，很多人也是有著一顆虔誠的拜佛之心的，到了大晉三年，經濟高速發展，條件很好了，僧人和道士也通過自身的手段，開始向朝廷做出來請求了，懇請朝廷關注寺院和道觀。

　朝中五大丞相很快做出來了決定，朝廷不反對老百姓拜佛，但不會大力支持寺院和道觀的發展，各地官府可以拿出來一定的資金，扶持當地的寺院和道觀。

　蘇天成在頒發這道聖旨的時候，猶豫了好長時間，寺院和道觀自行發展，他不會過問，但要求各地官府拿出來一定的資金扶持，這豈不是大力支持佛教和道教，但他最終還是同意了，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佛教和道教是引發人向善的，想著僅僅依靠學堂的作用，來固定人的思想，還是單調了一些，畢竟不是人人都能夠進入到學堂裡面的，這個時候，寺院和道觀就能夠起到很好的作用了，只要在投入的方面注意一下，不要攀比，不要奢侈浪費，問題也就不會太大了。

　自始至終，蘇天成都是異常小心的，可謂是戰戰兢兢，朝廷要負責引導和教化所有百姓，包括官吏，樹立起來一種積極健康的氛圍，這可不是簡單的事情，故而教育是最為重要的事情，經濟發展之後，財富的積累，必定會引發一些拜金思潮，官府不能夠用強製的手段去扼殺這些思潮，只能夠通過教育的方式，讓百姓少一些拜金主義和現實主義。

　故而蘇天成最為注意的，不是商貿的大發展，這些有朝中官員操心，他最為注意的還是教育的發展，不管怎麽說，決定未來大晉命運的，還是教育，自己一旦離開了這個世界，需要留下一些什麽，需要達到什麽目的，一切都是在教育之中顯示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