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稅收改革，確保大明經濟與財政的良性循環。

　這個很好理解，目前大明國庫之所以無比充盈，年收入以萬萬計，主要有朝廷主導的海外貿易、鹽茶專營，以及皇家商行的巨量利潤作為支柱。

　朱高煦當然能鎮得住手底下的官員，可不代表他的子孫後代也能像他一樣，所以建立一套完善的稅收制度就顯得極其重要。

　否則就算他在未來打下了偌大的疆域，到時候一旦他駕崩，那麽很可能會出現人亡政息的局面。

　屆時，大明經濟與財政的良性循環被破壞，朝廷國庫越發空虛，惡化到最後連軍費、官俸都發不出來，丟疆棄土也就在所難免了。

　反之，只要有一套盡可能完善的稅收制度，再配合皇家自營的商業貿易，即便國庫沒錢，皇帝內帑有錢的話，也能勉強維持龐大帝國的正常運轉。

　第二是提高通訊時效，確保朝廷與各地駐軍、地方官之間能夠及時無礙的相互聯系。

　通訊時效與通訊方式的進步、道路交通網絡的發達程度有關。

　大明雖然還在持續改良升級有線電報，墨巧司暫時還沒有研發出多路電報，但好在單路有線電報勉強能用，否則朱高煦就不會讓於謙主持修建從寧夏與遼陽到京師的有線電報。

　只要這兩條有線電報在實際使用當中發揮出其巨大價值，那麽將來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有線電報系統也就水到渠成了。

　至於道路交通方面，受限於實用價值更高、動力更強的小型蒸汽機還在研發階段，大明眼下還無法構建蒸汽鐵路交通網絡，但朱高煦可以提前為鐵路網絡布局。

　比如他在草原上設置實土都司，修建四級規格的道路與驛站系統的同時，特地要求在距離直道六百步之外的地方鋪設一條三步寬的輔道，此輔道就是將來鋪設鐵軌用的。

　早在永樂十六年，隨著朝廷直管的大型煤炭廠、采石場、煉鐵廠等官營廠紛紛建立之後，極具實用性的鐵軌不僅率先問世，還被工匠們一步步改造成了朱高煦前世記憶中的模樣。

　當時，

為了方便運輸材料，在礦山和采石場、煤炭廠、煉鐵廠之中皆鋪有用木材做成的路軌，至於在木軌上行走的貨車全靠人力或牛馬拉動。

　由於鐵料非常重，各座煉鐵廠的木軌磨損都非常嚴重，此時遵化縣煉鐵廠的工匠們想了一個辦法，他們在木軌上包了一層鐵皮。

　不過，用了一段時間後，鐵皮還是會被磨掉。

　工匠們說服遵化縣煉鐵廠提舉官宋建，用生鐵澆鑄成長長的鐵條，鋪在工廠的道路上代替木軌。

　就這樣，既省力，又平穩的原始鐵軌誕生了。

　可是在鐵條上行車看著實在太別扭，於是遵化縣煉鐵廠提舉官宋建讓工匠們把鐵條加以改進，做成了凹槽形的鐵軌。

　這種軌道可以防止車輪滑出，但容易在凹槽中積上石子、煤屑，鐵軌很容易損壞。

　於是，工匠們把鐵軌做成了上下一樣寬，中間略窄的形狀，這樣垃圾不易積起，鐵軌也不容易損壞。

　但這種軌道穩定性太差，鐵軌受到衝擊容易翻倒，從而導致車輛出軌翻車。

　最後，在遵化縣煉鐵廠提舉官宋建的提議下，工匠們又把鐵軌的下面加寬，造成像漢字的“工”字形，這種形狀的軌道既穩定又可靠。

　遵化縣煉鐵廠也由此提高了運輸材料的效率，當年的產鐵量是去年的好幾倍，該廠提舉官宋建在年終考核中不僅得了上上的評語，還被工部尚書宋禮賞識，奏請朝廷升其為工部郎中。

　那時朱棣已經下令“諸政事並啟太子處分，然後奏聞”，因此朱高煦批閱到宋禮的奏疏時，好奇之下召詢宋禮了解詳情，方才得知與他前世記憶中火車鐵軌一樣的“工”字形鐵軌已經在遵化縣煉鐵廠誕生，盡管行走在鐵軌上的車大部分是用馬拉的。

　自那以後，朱高煦針對各地墨巧司分司以及天下所有煤炭廠、采石場、煉鐵廠等礦廠工匠、民間工匠制定了一個獎勵機制，即凡是造出半個時辰內在尋常道路上能行使超過二十裡及以上的蒸汽動力車輛的個人或團體，至少獎賞三萬兩銀圓。

　若造出的蒸汽動力車輛半個時辰內的行使距離可以超過四十裡，那麽至少獎勵十萬兩銀圓。

　可惜，一直到十二年後的今天，天下間仍然沒有哪個人或團體造出時速達到二十裡或四十裡的蒸汽動力車輛。

　朱高煦雖然知道蒸汽機的原理，但並不代表他能造出來一台實用性強的小型蒸汽機。

　因此，乾熙元年九月，朱棣下西洋乘坐的大將軍號寶船上，安裝的動力強勁的蒸汽機，體積仍然十分龐大。

　朱高煦覺得，以華夏人的聰明才智，或許再過十年就會有動力強勁的小型蒸汽機問世。

　他堅信，就算十年後造不出這種小型蒸汽機，二十年後也一定能造出來。

　第三是構建合理的統治模式。

　具體而言，近則置以郡縣，遠則分封建國，或收為附屬國，再遠則保留朝貢貿易關系，維持朝貢體系的穩定。

　朱高煦不打算搞殖民體系，更不會去搞條約體系。

　在他看來，朝貢才是最高級的國際關系模式，以冊封為手段，結合儒家思想體系，層層往外推拓。

　否則，上來就直接用強硬暴力的手段，驅逐或屠殺某地居民，然後在那裡建立強權統治，這樣的統治模式注定不能長久。

　以這種模式建立的龐大帝國，也必將在失去人心之後，分崩離析。

　而且，分封比殖民更先進，也更溫和，以夏君治夷民，因俗立法，移風易俗，以俗治俗，最終化夷為夏。

　假以時日，建立一個以大明為宗主國，大明藩國為防禦據點，大明附屬國、臣屬國為勢力范圍，單純的貿易朝貢國為經濟合作夥伴的世界國際秩序，也就水到渠成了。

　前文說過，決定一個王朝疆域大小的三個要素分別是軍事實力、統治能力以及防禦要塞所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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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高煦改革兵製，以募兵製的職業兵為主，衛所製的世襲兵為輔，再配合軍需官、軍法官等制度，便可不斷推陳出新，保證戰鬥力。

　但募兵是需要花錢的，改革稅收制度，是為了後世之君有錢養兵，盡可能維持大明軍事實力不衰退。

　而提高通訊時效，就能進一步加強朝廷對地方的統治能力。

　至於分封宗王於海外建立大明藩國，以及在新的佔領地設置實土都司，皆是防禦要塞的一種存在形式。

　若以分封賜土論，大明疆域的極限不在於大明的軍事實力與統治能力有多強，而在於朱高煦的心胸有多大。

　他如果在沃洲(北美洲)建立大明藩國，那麽沃洲就是大明疆域的極限。

　假如他在泰西建立大明藩國，那泰西就是大明疆域的極限。

　不過，相較之下，在泰西建立大明藩國的難度，比在沃洲要難。

　一是泰西本來就存在大量擁有自身文明的小國，種族混雜，習俗不同，語言不同，而且相互之間有恩怨糾葛。

　二是大明文武官員及百姓對泰西諸國的態度。

　對於如今的大明官民來說，不存在“西洋人思想更先進”的說法，有的只是“我大明乃天朝上國、中央王朝”的理念。

　別說大明文武官員輕視(殖民)泰西諸國，就連大明百姓也看不上體味很重的金發碧眼的“西夷人”與褐發棕眼的“波斯人”。

　不錯，就是“西夷人”。

　自從永樂開海，鄭和奉旨巡洋，隨其出海的數萬官兵水手見過西洋人的生活環境之後， 雖然表面上敬稱西洋諸國百姓為“泰西諸國子民”，但私底下卻稱他們為“西夷”。

　沒辦法，很多泰西小國的都城，還不如大明一個縣城繁榮，其城內衛生環境更是糟糕透了，街巷間隨處可見大小便。

　反觀大明，在永樂前期朱高煦就奏請朱棣，下詔在全國各府縣鄉鎮街市之中，擇地修建公共茅廁，禁止城郊居民隨地大小便，同時還順道推廣了堆肥法。

　這樣一對比，大明官民看不上“西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沃洲與泰西不同。

　在大明官民眼中，沃洲地區生活的都是未開化的土著人，而且長相習俗與華夏人幾乎沒有區別。

　所以，大明人對沃洲土人有著天然上的親近感。

　因此，朱高煦把他的兒子們分封到沃洲建國的阻力，遠比在泰西地區建國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