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通過制度將通訊技術、文字、數學和金錢，甚至是“虛擬秩序”，完成物質化的國度。

　　在理解這個答案之前，讓我們重新理解一下通訊技術、文字、數學和金錢到底是什麽?

　　或者說這四者存不存在一個共同的特質。

　　事實上它們的共同特質是兩個字“剝離”。

　　文字把對事物的描述和事物的意義，從事物的本身形狀裡剝離出來，形成了符號。

　　數學把數字從事物的數量裡剝離了出來，進而形成了數學規律。

　　金錢把價格從事物本身的價值裡剝離了出來，形成了貨幣。

　　而通信技術，它的本質則是將單一信息，比如“明天山谷下雨”從單一的自然語境，如日常溝通裡剝離出來。

　　繼而放置到一個集體決策網絡，和其它信息，比如“這個山谷的防洪人員不夠”進行互動，從而賦予這個信息意義。

　　單一信息本身是無價值的，只有將信息剝離出原始語境進而產生互動的網絡，才是有價值的。

　　“剝離”象征著人對個體事物的單一認知發生了改變和升級，象征著人類觸摸到了“規律”和“理念”的世界。

　　這是和由宗教敘事打造的“虛擬秩序”不一樣的、另一個想象世界;一個不需要語言和故事來搭建的抽象規律世界;一個柏拉圖所說的“理型世界”。

　　但這個“理型世界”裡棲居的並不是柏拉圖所認為的一切事物。

　　而是更進一步的、那些超脫事物物質實在的“規律”和“理念”。

　　然而這個“理型世界”需要落地，它還需要一個現實基礎，因為它就像另一個維度的“神明”。

　　事實上它們也的確並不存在於我們這個維度，比如數學，作為人類，我們可以通過認知能力理解它們。

　　但如果它們想發揮更強大的作用，它們還需要一副肉身，最好還是一副強大的肉身，一副名為“制度”的肉身。

　　國家的意義就在於它們必須為這些不屬於此世的，本質是規律和理型的“神明”建造一個肉身。

　　強大的國家，比如波斯、羅馬、秦漢，則是為這些“神明”打造了一個近乎完美的肉身，因此獲得了巨大成功。

　　讓我們看看波斯是怎麽做的。

　　首先，居魯士把整個帝國分成二十三個省，每個省由一個總督管理。

　　總督直接由皇帝任命，直接向皇帝負責，這決定了整個國家有了一個簡潔、直接且絕對的決策機制。

　　它的決策可能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有凝聚力、最能鞏固國家的。

　　第二，居魯士開發了一個在當時最複雜的通信基礎設施，波斯人用搗碎的土建造了一個貫穿整個帝國的道路網系統。

　　這個系統的主乾是2500公裡長的“皇家大道”，從首都一直延伸到帝國西部邊緣。

　　這條大道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它有著一個平坦的路面，馬匹和戰車可以在上面高速行駛，次要道路在有用的地方分叉，就像脊髓上的神經一樣。

　　沿著公路每隔一段距離就有政府建造的旅館，旅行者可以在那裡休息，獲得食物和過夜的住所。

　　有了這些基礎設施，波斯人就可以經營一種近似於快遞的運輸模式，讓一群由國家供養的信使沿著國家修建的道路，從一個車站騎到另一個車站。

　　每個站點信使把他的信息袋交給一個新的信使與一匹新的馬，

信使們停下來休息，但信息卻並未停下。　　強有力的波斯政府保證了皇家大道上沒有任何強盜，或者動物，路面也平整的可怕，這讓信使們可以完全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保持信息的傳遞。

　　正是有了這套系統，一條信息可以在七天或更短的時間內傳遍整個帝國。

　　基於這個信息傳遞網絡，居魯士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間諜網絡，用以防止可能的叛亂，這被波斯人稱為“國王的耳目”。

　　這是一支由皇家調查員組成的軍隊，他們在帝國內巡視，觀察任何可能出現問題的跡象。

　　第三，金錢制度。一個強大的商業世界必須擁有盡量多的生產要素和供需關系，而這正是波斯人四處征伐的根本原因。

　　到大流士時期，波斯麾下已經形成了井然有序的生產鏈條，不同地區的生產者會負責生產不同的物資。

　　但僅僅有一批生產者是不夠的，想要將所有生產地區聯系在一起，還需要一個合理的稅收制度。

　　早期征服者一直要求被他們征服的人們進貢，但是進貢和征稅是有區別的。

　　進貢能使征服者致富，但也會使被征服者變得貧瘠和虛弱。

　　一個合理的稅收體系恰恰相反，它能在不損失生產力的情況下，從一個地區帶走盡可能多的資金。

　　一個地區越繁榮，統治者就能從中榨取更多的稅金，當納稅人的經濟狀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的時候，這意味著稅收制度正在發揮作用。

　　大流士沿襲了呂底亞開創的制度，鑄造了兩套硬幣，一套金幣與一套銀幣，一枚金幣可以兌換二十枚銀幣。

　　帝國政府用這些硬幣來供養其龐大的基礎設施項目和軍隊，它還要求其總督負責以硬幣的形式向他們管理的地區征收稅款。

　　當帝國政府向工人發行硬幣時，工人們把錢花在他們想要的東西上，這樣硬幣也就進入了流通領域。

　　一旦標準化的貨幣大量流通，皇帝的臣民就可以利用貨幣來交換帝國內的任何東西。

　　由國王發行的的貨幣隱含著國王的信用，只要信用不破產，貨物就能自由流動。

　　同時這些錢幣也代表著國王的權威，如果有人試圖打破匯率或者試圖重鑄錢幣，也意味著他離死不遠了。

　　可以說這個新系統代表了波斯治下金錢、數學、貿易和通信技術的豐富交集。

　　第四，阿契美尼德王朝所使用的文字，即古波斯文，是一套源自楔形文字，同時結合了部分腓尼基字母特質的表音文字系統。

　　和所有的表音系統一樣，它的優點在於簡潔性和互譯性。之所以要選擇這樣一套文字，是由當時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

　　在完成征伐之後，大流士面臨的是一個民族眾多、語言文字各異、民族傳統複雜的帝國。

　　這個帝國的跨度之大、內部民族之複雜、歷史境況之隔絕遠超秦漢，在實質上不可能共享一套語言。

　　這時表音文字的優點就體現了出來，它實質上成為了各民族溝通的橋梁，解決了迫在眉睫的內部溝通問題。

　　最後，為了讓資金與稅收協同發揮作用，它必須得到軍事力量的支持，阿契美尼德人的軍事力量自然是強大的，尤其是它的皇家親衛“長生軍”軍團。

　　這支數量為1.2萬人的軍團直接由皇室掌握，而且有著規模更大的預備軍，只要任何一個士兵死亡，頃刻間就能有另一個人補充他的空缺。

　　因而在外人看來這支軍隊幾乎是不死的，故而得名“長生軍”。

　　當然，皇家親衛和大規模軍事戰鬥還是兩碼事，就如同居魯士在早期崛起時所使用的各種陰謀詭計，和後期波斯的整體政略是兩碼事一樣。

　　前者可以仰賴於某一名主的個人能力，然後者則是全國一盤棋的戰略性、系統性的規劃，不可同日而語。

　　事實上，在實際大規模作戰方面，與同時代其他軍隊相比，波斯並沒有太過突出的能力，甚至由於征兵無度，它的軍事力量參差不齊。

　　波斯之所以能大肆征伐，屢戰屢勝並不在於它的雄兵悍將，而在於整個波斯帝國在後勤補給、稅負系統、征兵系統以及協同作戰上的一致性。

　　在於波斯整體管理系統上的科學性和政治系統的統治力，它是一個結果，而非一個原因。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波斯有一套簡潔、直接且高效的官僚系統。

　　一套源自楔形文字的表音文字系統。

　　一套先進的郵政系統。

　　一套世界級的間諜系統。

　　一套政府嚴格發行和監控的現金系統。

　　一套合理的稅收系統，以及一支由精英戰士帶領的常備軍，這就是波斯帝國崛起之謎。

　　皇家大道、金幣和銀幣、總督、官僚、間諜和長生軍，這些都是理型世界的規律之神道成肉身的最佳容器。

　　通過波斯帝國的崛起，我們可以發現人類在政治生活中獲得權利的方式，是為理型世界的規律性神明塑造一個完美的，名為“制度”的肉身容器。

　　然而這並不是這個世界關於政治權力的唯一主線，就像那些高維的神明不斷刺探低維世界一樣，低維的靈魂也在不斷渴望上升。

　　換句話來說，任何現世的人類都想要進入理型世界，都想要讓自己成為某種“理形”或是某種“規律”，一言而決天下。

　　成為某種和數學、文字、金錢一樣，永世長存，亙古不易，一世二世而後千萬世的存在。

　　前者被稱為“理性物質化”，後者被稱為“權力理型化”。

　　所謂“權力理型化”，在思想史上陳述眾多，例如“天人合一”、“上帝化身”、“自由平等”、“三權分立”。

　　本質上這些陳述，所描述的都是權力的理型化過程，一種無遠弗屆，卻又真實存在的“虛擬秩序”。

　　它們描繪的都是一種思想，在經過統治階層、宣傳喉舌和執法機構經年累月的傳播、宣揚和執行之後，潛移默化的成為了群眾腦中無需質疑，也無法質疑的先驗知識。

　　進而這種知識和思想，不再需要那些明刀明槍的律條和刑法，也能夠在人群之中被哪怕是乞丐之中執行。

　　任何質疑者都將被撕成碎片，甚至當冒出這種想法時，最想要殺死你的可能就是你自己。

　　這就是普通人類對“權力規范”的內化，也是權力理型化的最高境界！

　　此時權力已經不再是權力，權力教條變成了一種規律，一種理念。

　　我們在中世紀不會質疑上帝的存在是否合理。

　　我們在古代東方不會質疑皇帝的存在是否合理。

　　我們在現代化之前的大多數時刻都不會質疑男尊女卑是否合理。

　　當下我們也極少質疑消費、物質成功和資本積累是否合理。

　　這就是國家的終極形態——不是一個實在，而是一個理念、一個理型。

　　如果理型物質化是“降臨”，那權力理型化就是“登神”，而早在波斯居魯士和他的繼任者就已經開設了這種嘗試。

　　居魯士和他的繼任者，將自己塑造成了神明在人間的化身，讓他們的臣民按照自己的意願崇拜。

　　這個王朝的官方信仰一直都在宣傳，人世間的一切行為都是光明之神和黑暗之神的鬥爭。

　　人類的每一個行為都是善惡截然二分，且都能影響到這場最終神戰的走向。

　　正因此每一個善良的波斯人都應該站在光明之神這邊，跟隨光明之神最強大的信徒，也就是波斯的皇帝居魯士，推進他們正義的戰爭。

　　最後當那個終末的結局到來時，所有的善良者都將安眠於圍牆內的花園裡，那是對沙漠世界裡最珍貴的綠洲的隱喻。

　　這樣一想“長生軍”的決死效忠也就不顯得奇怪了。

　　然而我們一定要注意的是在權力理型化的過程裡，由某種思想所打造的虛擬秩序。

　　尤其是已經在大師的手下成長為軸心文明時代重要思想體系， 如各種宗教體系、古希臘的神話與哲學系統和東方的儒道法，和權力的擁有者是互相塑造的。

　　能否與那些強大的“虛擬秩序”進行有益的融合，是權力擁有者登神之路上最重要的步驟之一。

　　虛擬秩序和數學、文字、信息等理念不同，它居住在一個以故事而非規律為主導的高維世界裡，因此它從未真正需要一個制度化的肉身。

　　換言之，每個受虛擬秩序影響的人都是它的化身，正因此它和權力之間的關系更加複雜。

　　一方面虛擬秩序需要權力為它修建廟宇、書寫經文、培養信眾，而另一方面權力沒有了它，不僅登神路遙，甚至時刻都有面臨崩潰的危險，

　　總結一下，虛擬秩序是沒有中心和邊界的思想雲，它們太大、太模糊，無法形成意圖和執行計劃。

　　而親族的規模太小，不足以承擔管理類似於修建“金字塔”、“長城”、“防汛灌溉設施”這樣的大型項目。

　　為了應對大規模的環境挑戰，人們需要建立，在角色和規則基礎上的中間社會形式。

　　政治國家的出現填補了這一缺口，而這一缺口的填平者就是“理型的物質化”和“權力的理型化”這兩個概念。

　　只有理型物質化了，原本屬於規律世界的信息、文字、數字、金錢才能化為實在的制度和網絡影響人類。

　　而只有權力理型化了，統治者才能真正的駕馭和利用虛擬秩序，統合更大規模的人類，完成更大規模的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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