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稱呼

　　太學生有多種稱呼，如東漢可稱“諸生“、“博士子弟“、“遊士“，入太學學習亦可稱“受業太學“、“遊太學“、“觀太學“。西晉學生又有“禮生“、“寄學“、“散生“、“弟子“等稱呼。太學管理官員除祭酒外，見於西晉《三臨辟雍碑》的還有太學吏舍人、太學吏軍謀、主事、司成等，東漢當與此相類。

　　來源與入學

　　學生的來源和入學，東漢規定:

　　①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員，皆可遣子受業;

　　②郡國所舉高材明經者，亦有國家所試明經下第者;

　　③郡國學明經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經地方選送可入太學。

　　雖有以上規定，但執行也較為靈活。由地方單獨派遣者，如楊終，“年十三，為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即是。有的是受名儒推薦入學者，亦有由在校學生介紹入學者。可見學生入學並不難，學生來自全國各地。西晉時學生來自十五個州、七十多個縣，東漢和西晉都有匈奴和西域的求學者。

　　學生的出身多為官宦子弟，亦有家境貧寒者。這就決定學生在類別上有正式在籍學生，此由史載太學生人數而知必有名錄;有勤工儉學的旁聽生，如庾乘，即是為諸生做傭工而旁聽成就者。如宋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由於學生出身不同，在待遇上也不一樣。一些官宦子弟可享受國家俸祿，而貧寒子弟則不僅衣、糧自理，連照明的脂燭也要自行解決。

　　生活條件

　　在生活上，學生居住條件、方式亦各不相同。有住校生，有在校外居住者。住校生中也有集體群居者，也有單獨居住者。更有舉家居住者，如東漢太學初建時，魯恭即與弟丕及母俱居太學，時恭年十五，弟丕年僅十歲。學生如何解決夥食?據《後漢書》梁鴻傳載，梁鴻以童幼詣太學受業，由於他性情孤獨，不與人同食，同屋學生炊飯後，招呼梁鴻乘熱釜而炊，梁鴻不肯，竟“滅灶更燃火“。由此看學校似無集體食堂，只在宿舍外設有灶釜，有學生自營炊事。前述魯恭與弟及母俱居太學，當也是為解決生活問題。

　　學習年限

　　學習年限，規定滿學製為八年，但由於學生入學時基礎不盡相同，對學生學習年限掌握又比較靈活。學生中有在入學前即已通數經者，也有專門師事某一博士學習某一門經典者，自然時間要短。據史書記載，還有不少二次入太學學習的學生。學校對學生年齡也無統一規定，就史書所見，自十二歲至六十余歲。年歲不等。其中年少遊太學者亦不在少數。如潁川杜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時十二，各能通經，拜為童子郎。

　　教學方法

　　學生的學習對戰國時期的遊學方式有所繼承，學生在校期間可拜社會名儒學習太學中未開設的課程。有時甚至是受欽命從名儒學習某一經典，如賈逵為章帝時洪儒，章帝就曾令賈逵自選《公羊傳》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八人，教以《左傳》。學生畢業後亦可遊學他方，繼續深造。

　　博士授往往采取講大課方式，聽課人數不等，最多者可達千人。然亦有小課堂教學。因為學生自己支配的時間較多，有的學生往往參與一些社會上的外交活動。因此，也有個別上當的情況發生。東漢末年漢中的晉文經，

梁國的黃子艾，二人恃其才智，炫耀於京師洛陽，偽托養病，不接賓客，“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名聲，坐門問疾，猶不得見“，太學生亦多聞風造訪。後太學生符融“察其非真“又於太學辨其偽，並請司隸校尉李膺核察，後證明二人果為輕薄之子，慘歎逃去。　　在太學中學生有較多時間進行自學，又有較好的自學條件，既有學識淵深的博士，又有本來就享有盛名的高才學生，學生有隨時發問、請教的條件。因為在博士中相互論難蔚然成風，受其影響學生中亦有濃鬱的學術氣氛。學生可和負有盛名的學者論辯，服虔在為太學生時就曾以《左傳》駁當時著名《春秋公羊學》大師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由於當時學生中研讀風氣甚濃，很多學生都思維敏捷，“善論難“。太學亦為皇帝谘詢國事之所，博士、學生都可發表意見，便於養成學生關心政治和國事的風氣，東漢桓帝時太學生劉陶就曾幾次上書陳事。由於太學生有關心政治和國事的政治素質，他們也往往把自己置身於社會重大政治鬥爭中，東漢後期的二次黨錮之禍就是以太學生為主力的士人反對宦官的流血政治運動。

　　太學還有意識增加學生的社會實踐環節，東漢和西晉在皇帝舉行鄉社典禮時，禮生即都以太學生充伍。學生學習采取單科結業方式，每家經典學完後，要由博士主持答辯。嚴格按各經家法要求，講究師承。答辯為五十道論辯題，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以為非。這對個別學生來說是有些束縛思想，但就整個學業教育而言，又是提倡不同學派之間爭論和提高不同學派學術地位的保證。

　　學生分配

　　學生的畢業分配，根據博士弟子成績即通經多少隨才而用。東漢末年曾詔令規定:

　　1、學習滿兩年，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能通者隨後輩試，通過亦得為文學掌故。

　　2、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年，考試能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能通過者隨後輩試，通為高第者，亦得為太子舍人。

　　3、已為太子舍人滿二年者，考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隨後輩試，通過者亦得為郎中。

　　4、郎中滿兩年，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隨後輩複試通過後亦得補吏。

　　以上規定似主要為對公卿子弟的一種特殊待遇。太學中的貧寒學生學業滿後很多都是返回鄉裡從事教學工作，他們可以在地方被征辟聘請為吏為官，亦可通過舉孝廉等察舉方式入京為官。

　　從以上可以看出，洛陽太學對以往的教育有批判、有繼承，而且在發展過程中亦多有創新。

　　洛陽太學是封建統治者順應歷史潮流對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產物。當產生後又對當時的教育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自東漢明帝劉莊親臨太學講學後，很快在全國形成重視儒家經典的學風，致使京師和王宮衛士、禁軍悉通《孝經》，不論博士或是議郎，只要開一家之說，即有徒眾數百。在東漢，從事教授經學是一種崇高的職業。不少太學生卒業返鄉後不願被征辟為官，而專心教授培養學生。東漢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飽學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經學傳家，四世三公的經學大家亦不在少數。上至三公、司隸校尉等高級官員，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國相，很多都兼教授經學，有的門徒高達萬人。有的學生在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買住宅長期從學;有的學生亦隨他們的官職調動而追隨出入京城。這種私人講學的學生數量當又遠大於太學生的人數。在教育上，官辦太學、郡國學與私人講學相輔相成，互為推動。適如班固在《兩都賦》中所說:“是亦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而太學為其首。這就是東漢教育的特色。當時也有不少人在搶救儒家經典上做出了貢獻。如《周禮》一書，當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緱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讀，頗識其說。杜子春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鄭眾、賈逵往受業焉“。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轉相證明為解，逵解遂行與世。而永平年間的符節縣令甚至上言要發掘秦昭王和呂不韋之塚，以“視未燒詩書“，傾心經典的急切可見一斑。

　　東漢太學為東漢政權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於太學的官員中，有不少號稱“循吏“、“廉吏“，而太學生的“噓枯吹生“的貢獻，主要還體現在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中。當時的太學成了反對宦官專權的強大陣地。以賈彪、郭泰為首的三萬多太學生，他們品核供卿，裁量執政，形成強大輿論，被稱為“清議“，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致使“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顯示出了太學生的輿論威力。並由此使社會形成婞直之風，有力推動了公卿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這在一定時期內對於整頓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學對洛陽影響亦大，自東漢以降，儒學在洛陽得以發揚光大。東漢經學大師輩出，如鄭玄、馬融、賈逵、鄭眾、鄭興、服虔等都是飲譽當代和後世的著名大師。洛陽“自宋以前隨時建學“，致使洛陽可與孔子設教的洙泗並稱，並有西鄒魯之譽。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學家創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陽，這與太學數百年雄踞洛陽的實效絕分不開。洛陽太學的歷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鑒價值也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