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因為自己費心請來的兩位老專家，被人挖走感到遺憾，好歹南陽的事兒總算促成了。這對我這個打工者來說，多少是個安慰。

　　南陽壓裂車過來之後，隨車帶了一些施工人員。由於飲食習慣的緣故，南陽工人與我們公司的技術人員在一起工作、就餐，很快就產生了一種亂象——譬如亂吃亂拿現象。因為油井壓裂，是個野外作業，像行軍的隊伍一樣，或在平原上，或在山旮旯裡，打一槍換一炮，那裡需要，去那裡，到處遊走，是個流動性的工作。且時間緊張，沒法自己起灶做飯，吃飯只能放在附近的飯館裡。若作業附近無飯館，就得到附近村民家訂餐。南陽的人馬初來乍到，作業之地與鎮子不遠，只能在飯館吃飯了。盡管夥食標準也不低，但這些人到了陝北這個地盤上，像出圈的羊一樣無所顧忌了，乾活時，要人一遍又一遍地叫;吃飯時，要煙的要煙，要啤酒的拿啤酒，自己不付錢，都記在了工作餐上。而且誰拿的，拿了多少，只有飯館自己記帳，拿的人不簽字，結帳時也沒法核對。面對這種亂象，開始我們為了讓這些遠道而來的人適應環境，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隻圖把活兒乾好就行。因為人家是乙方帶來的工人，我們壓裂掙錢依靠人家的設備。人家也知道我們是靠他們吃飯，所以把自己看得也比較高，完全不顧公司的夥食標準，想抽想喝，隨心所欲。這麽一來，看起來利潤不錯，實際上這些利潤大部分從這些不起眼的環節中流失了，導致成本劇增，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算。

　　陳睿斯想刹住亂吃亂喝這個風氣，但礙於南陽車隊長彭成的面子，不好開口，因為那輛壓裂車被井下處收回去之後，陳總求車如渴，好不容易叫來了這輛車，不想為吃吃喝喝的事兒影響合作，畢竟不是一月半載的事兒，合同期是一年啊。怎麽來平衡這個事情呢?只有我了。因為我是打工者，不是股東。因此我咬牙堅持一段時間後，有一天，把隊長叫到跟前，先是拿出了給幾個飯館支付了的帳單，讓他看看，然後鐵著臉就給說了一頓，意思夥食標準可以給你們提高一點，但每人每天的生活費必須得固定下來，超出預算，自己去補貼，公司不擔負。彭成有點不高興，說:“行啊，知道啦，吃吃喝喝這事，畢竟是小事嘛。”

　　我說:“大樹都害怕螞蟻啃呢，怎麽是小事呢?別看壓一口井三四萬元，連你們的設備租賃、人員工資等費七七八八下來，沒有多少利潤了，如果大吃大喝下去，年底估計連給你們的設備租賃費都交不上了。”

　　除了公司亂象之外，還有市場亂象。因為到油田來施工打井的民營企業有當地人，也有浙江、寧夏、東北和廣州等地人，包括那個我幫他買了五口油井的廣州老楊。這些老板多數對油井的開發理念不太懂，操作程序和技術上完全空白。而我們不僅具有專業知識，還打的是長慶油田的牌子，加上兩位老專家給我們帶來的影響力，所以在民營鑽井隊伍裡，我們算是佼佼者，而且在壓裂技術服務市場，只有我們這麽一個隊伍，因而我們的工作量也比較大。自然，利潤也不錯，通常一口井，隻用兩三個小時就完了。在經營油井的人的眼裡，我們搞壓裂的，掙錢像割韭菜似的比較容易。有些人心裡不平衡了，想讓你割得不太順當，因而就產生了這麽幾種亂象:

　　一是賴帳。叫你壓裂的人，開始是求著你，好話說盡，讓你趕快安排設備給他壓井。壓完之後，

就麻痹了起來。　　記得寧夏鹽池的一個叫馬平的人，他有一口井，產量好高，按理說效益很好，但是，他就是不好好給錢，能拖就拖了，能賴就賴。有一次，我們支人去要，寧夏這個人就操著濃重的鹽池方言口音說道:“來啥，來啥，誰不要門牙了，就來啥。”

　　他的意思，如果你要的緊，我就打掉你的門牙。

　　二是賴井。你把壓裂車開到現場，廢了九牛二虎之力，如果井裡出油少，或者沒有油的話，他就認為你們操作不當，把井給壓壞了。

　　一般懂壓裂的人都知道，油井壓裂施工階段根本不存在壓壞不壓壞的現象。油井不出油，或者油量很少，除了設計的問題，還與油層的多少有關，當然還存在老板的運氣等因素。同在一個區域，人家的井為什麽都正常，偏偏你的就不出油了?再說，油田上既然把井推往社會，肯定有原因嘛。反正，這裡面環節多了，情況比較複雜，但絕對不是壓裂所致。但這些人不懂這個原理，就以此來故意欺詐，說我傾家蕩產花了幾百萬買了這口井，本來好好的，你們兩搗鼓，就給我搗鼓壞了，你看怎麽辦?

　　這個事就發生在一個東北人的身上。有一次，我們給這個東北人搞完壓裂後，那個井不知為什麽原因，沒有出油。那個東北人跑到陳總辦公室，把衣服一脫，胳膊上露出幾個刀痕，氣勢洶洶地說道:“陳總，你們人把我井弄壞了，你看怎麽辦?”

　　陳睿斯問道:“怎回事?”

　　東北人說:“不出油！”

　　陳睿斯說:“不出油是井的問題嘛，怎麽怪我們壓裂呢?”

　　東北人惱了，破口大罵:“放屁！井到手之前，我們還試驗過，有油，現在沒油，你們還沒責任?別以為我是客，就忽悠我們！老子現在雖然當了油鬼子，可以前在東北的山頭上混過，見過哪個山高，哪個山險，別給我推卸責任！我砸這三百萬容易嗎?”

　　東北人的意思，要我們給他賠井。

　　見東北人如此耍賴，趙志濤看不下去了。趙志濤因為是股東，時不時地來公司轉轉，喝喝茶，聊聊天，交流交流信息。這兩年，他除了與陳睿斯合夥之外，自己還有車在油田上配屬，還有個施工隊，搞個井場基建等活兒，乾得不錯，買了房子和好車，人也大方，經常好煙好酒招呼朋友，人脈比我好。現在，見東北人耍賴，他就站起來說道:“我明白你說的意思，無非表明你是個東北虎麽?可我們西北狼也不少啊，不信去子午嶺瞧瞧！在油田這個地盤上混的人，誰不是從山林裡出來的?原油是黑的，人的心也差不多，壓裂車是硬的，人的骨頭也沒有幾個是軟的！你能揣刀子來，我也能拿！別給我亮出刀痕了，我心裡的刀痕比你還多！”

　　趙志濤硬邦邦的神情和硬邦邦的話，當時就把這個東北人倒給震住了，立刻說起了軟話，但他依舊胡攪蠻纏，堅持要我們給他賠井。當時我們沒答應，結果第二天，一個領導打來電話，口氣溫和地說了東北人的訴求，有理有據地指出了那口井在壓裂前和壓裂後的變化。意思這次損失太大了，要站在東北人的角度想一想，就權當你運氣不好，開車在路上碰上了一個正要自殺的人，你想救他，卻死在了你手裡。如果追起責任來，你能脫離乾系嗎?多的拿不出來，區區幾十萬，你總能拿得出來吧?

　　陳睿斯聽了這番說辭，跟我們商量，我們也覺得這個東北人能把領導搬出來，肯定有背景。在油田這個陣地，我發現就是荒野裡亂跑的野兔，都有幾個沾親帶故的窩窩。況且，領導出面，你不能不給面子。最後，陳睿斯咬牙拿出了30萬，了結了此事。給人家把井壓了，最後還倒貼了這麽多，這個事誰遇到，心裡都發噎。

　　除了這次遭遇欺詐之外，陳睿斯曾經還遭遇過一次最大的欺詐。

　　那是我還沒到他公司的時候，他租用井下作業處的車搞壓裂。有一次，他接了一單活，給一個私營個體戶壓井，結果就出現了類似情況，對方就以把井壓壞為由，索要賠償。因為陳睿斯當初掛靠的是井下處的牌子，對方就把井下處告了，要求賠償300萬。

　　我來到陳睿斯公司的時候，也正是打官司的階段。這個官司先是榆林中院審理，二審期間到了SX省高院。在高院審理期間，井下處派了一個姓王的律師，替他們代理這個案子。

　　我起初見到王律師時，發現他的裝扮像趙本山，戴了頂帽子，提了個黑皮包包，看起來老實吧唧的，他是井下處的法律顧問，都五十七八歲了。陳睿斯就帶了我和這個王律師去西安應訴。

　　我們走到陝西高院，和律師一起去見主管這個案件的庭長。可能是源於我們不認識，庭長對我們冷冰冰的，不太搭理。律師見狀，就有點生氣，對庭長說道:“我們這些平頭老百姓，走到你們樓下，一看國徽高掛，感到這個地方很神聖，結果你們就這個態度?”

　　這下把這個法官給說惱了，他衝律師揮揮手，說道:“去，去！到一邊休息去，我手頭還有案子，暫時顧不過來。”

　　我心裡想:法官和律師初次接觸就是這個樣子，這官司怎打呢?從這個人的態度上看，肯定與原告熟悉，所以才是這個態度。加上井下是國企，國企和私企打官司，缺乏一定的靈活性，不好打，感覺這個事情很麻煩了。

　　王律師說:“那請你把黨高官電話告訴我。”

　　法官像沒聽見似的，只顧埋頭看著他手中的資料，沒有吭聲。

　　這時候，我正好在辦公桌子旁坐著，看到桌子的玻璃下面壓有一張印有電話號碼的表格， 我就故意站起來裝著要走的樣子，眼睛順便在這個表格上瞟了幾眼，就看見了黨高官的電話，出了門之後，我就把記在心裡的這個號碼告訴了王律師。

　　王律師就電話打了過去，書記問他是誰，王律師說:“我是王兆平。”

　　書記問:“你在哪裡?”

　　王律師說:“我在你們十二樓。”

　　書記問:“你來這裡幹什麽?”

　　王律師說:“我們被人冤枉了，來打官司。”

　　書記說:“那你上來。”

　　見王律師和書記對話，陳睿斯就趕緊問:“是不是你們認識?”

　　王律師說:“我們是同學。”

　　王律師帶我倆見到黨高官後，把陳睿斯給做了介紹，之後聽到書記要請律師吃飯，陳睿斯按了下我的胳膊，意思我明白了。當律師叫我們一同去吃飯時，我倆異口同聲的說還有事，以後有機會再坐，乘機就離開了高院。

　　在王律師的努力下，陝西高院就把這個案子發回到了榆林，要求重審。這一發回重審，一拖就是幾年，最後王律師都退休了，這個案子才在2010結案，從開始的300萬元的申訴要求到判決，落到了180萬元，官司打了十來年。

　　記得有一次我跟陳總吃飯時，他提到這個案子，說井下處官司輸了，沒錢支付這180萬元，因為他用的是井下處的車，井下處讓他把這個錢掏了，陳總沒辦法，只能啞巴吃黃連，掏了180萬。不過，後來井下處好歹還從工作量方面給了陳總一些照顧，算是彌補了一點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