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皇要想帶領大唐走向盛世，成就千古一帝的偉業，就離不開大量人才的輔佐，而且這些人才不能只會之乎者的儒家子弟，而是進士、明經、算學……合為一體的全方位的人才，只有這樣的人才，才能治好大唐，成為大唐的中流砥柱！”

“而這樣人才的官員，目前的大唐少之又少，因為這樣的官員往往要經過幾十年的基層錘煉才能養成，所以即便這樣官員出現了些許的瀆職罪行，也要輕拿輕放，等閑不會將其按律治罪，因為再培養出來一個這樣的官員實在是太過麻煩……

而若是科舉中加入算學等雜學，即便這些學子不想學習這些雜學，當為了做官，也不得不學習，如此一來各類精通雜學的人才將會成批出現，真到了那個時候，父皇統治下的大唐離盛世就不遠了！”李恪侃侃而談道。

帶領大唐邁入盛世，成就千古一帝，李恪又狠狠的擊中了李世民的軟肋。

李世民是經歷了無數次戰場上的刀光劍影，經歷了無數次兄弟間的爾虞我詐，經歷了無數次親生父親的厚此薄彼，最終李世民逼不得已，退無可退，才通過血腥手段接過了大唐權力的大棒。

李世民雖然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但他這個皇位是通過殺兄弑弟逼父得來的，因此他得位不正，被天下士人所詬病。

天地蒼茫，繁華萬千，人生世間，行走紅塵，看似千般所求，究其根本，不過為了兩個字——名利。

生在塵世，能有幾人，不為名利而行?不為名利而奔?不為名利而累?雖有淡泊人，但終究是鳳毛麟角。

名和利總有一項是世人所求，有人好利不好名，有人好名不好利，當然也有人名利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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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作為帝王，整個天下都是他的，所以他不好利，隻好名。

李世民不想背著殺兄弑弟的罵名遺臭萬年，他想名垂千古，與秦皇漢武並肩，所以他虛懷納諫廢寢忘食的想把大唐治理好，想將大唐帶入盛世，超越秦漢，以此向天下人證明他李世民不必任何人差，是天選之子，當皇帝乃是眾望所歸。

所以李世民當聽聞雜學可以有助於他成就千古一帝的偉業時，他便動心了。

但儒家會讓雜學冒頭嗎，李世民表示很懷疑。

李世民皺眉道:“恪兒你的想法雖然不錯，但儒家會讓你如願以償嗎?有什麽辦法既能有效的發展雜家，還能讓儒家不反感?”

“辦法也不是沒有！”李恪微笑道。

“什麽辦法?”李世民急道。

“學習法家！”李恪斬釘截鐵道。

“學習法家?”李世民疑惑道。

“對，學習法家，放低姿態依附儒家，儒家就會有如同默許法家一樣，默許甚至是支持雜學的發展…”李恪信心滿滿道。

李世民聞言，思索片刻便明白了，接著微笑的點了點頭。

天下尊儒，儒家乃是帝王統治的根基，但是歷朝歷代的帝王也好、儒家學者也罷，都認識到單單依靠儒家是治理不好國家的。

儒家將民意為天、以德配天的觀念發展民本和仁政的政治思想體系，強調“立君為民”、“民為邦本”、“民貴君輕”、“仁民愛民”等重要政治原則，表現出人民在國家政治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希望能夠通過民本的政治原則而限制君主的政治權力，最終能夠順應和表達“民意”。

甚至還繼承了西周之時的“以德配天”的思想，

提出讓君主仿效三代的“聖王”，讓帝王和士人成為“君子”。總之，這是要求統治階層自上而下地自覺追求聖賢、君子化的道德理想人格，最終實現“敬天保民”、“仁民愛民”的國家治理目標。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讓一個社會完全以道德作為行事準則，這顯然太過於理想化，完全行不通。

所以，當儒家認識到自身的問題，法家又不得不在儒家獨尊天下的大勢當中委曲求全，兩者相互接觸，瞬間便勾搭在一起……

從漢武帝時候開始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成為國家的統治學說，但實際上，中國制度與思想的最頂層都一直是外儒內法。

我們知道法家的老祖宗是韓非與李斯，但其實他倆都是儒學大師荀子的弟子，他們雖然沒有繼承荀子的儒學遺志，卻另辟蹊徑將儒學裡的另一面發揚光大，儒法之別，一牆之隔，存乎一心，性善即儒，性惡即法。

李斯與韓非在思想上不信任儒學的原因在於他們發現了一個秘密，那就是人的本質不是性善，而是惡的，統治者如果隻依照道德主義，鼓吹善良品質，最終只會身死國滅，淪為笑話。

所以中國的治國之道，從來都是外儒內法，儒法相濟，儒家重在人治，而法家落於法治，這兩者不可偏廢，相輔相成，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保證。

而且儒家的徒子徒孫並不是迂腐書生，只會瞪著眼睛搖頭晃腦死讀書，他們中的聰明人，很早就明白了這一點，儒家最講仁政，但孟子曾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個人修身可以講仁，但是一旦到了國家治理的層面上，就必須行善政與行法令結合起來了。

董仲舒獨尊儒術，卻依然用的是法家的思想，在仁義與權變的幌子下不擇手段。歷代統治中國之人，其實都心知肚明，百代都行秦政製，兩千年的歷史煙霧·彈早已被世人看穿。

漢人認為秦朝亡於秦法太苛，所以漢初的時候就吸取前朝的教訓，用與法家對立的道家理論治國。

道家強調“無為而治”，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無政府主義，或者說讓市場自己調節，政府少乾預。

但是到漢武帝的時候，漢武帝決定對付匈奴，卻深深地感受到沒有足夠的執行力。

漢武帝想采用法家，卻阻力很大，於是董仲舒出來了，尊孔的阻力很小，他同時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陰陽家等各學派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學，所以歷史選擇了儒家，而且是儒法並用的新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