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統一，司馬炎終於從邊關戰事中騰出手來。經過漢末至今半個多世紀的亂世，人民的生活早已困苦不堪，尤其是土地問題，更是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　　之前雖有軍閥采取過一定的土地政策，如曹操的屯田製等，但都是為戰爭服務的，談不上國計民生。況大敵當前，他們也沒時間研究這些問題。這些問題一直延續到西晉這個再度統一的封建政權出現。

　　關於土地制度，裡面的文章大了去了，若要寫本書詳述中國封建制度的土地變遷，相信其厚度連新華詞典都望塵莫及，但無論怎樣的制度，其目的都一樣:把農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心甘情願地為統治階層當牛做馬。

　　至於漢末三國連年征戰過程中給經濟帶來多大破壞，可通過人口數量窺其一斑:漢桓帝永壽兩年(公元156年)，中國人口約5647.6856萬人(《續漢書晉國志五》)，到西晉統一(公元280年)時，全國僅剩800萬人！人口下降了86%！

　　封建社會，人口就是生產力啊！東漢版圖和西晉大致相當，由此可以推測，西晉的人口密度堪比今天的俄羅斯，絕對的地廣人稀！千裡無人煙絕不是聳人聽聞。這樣的人口密度，就是給你一千畝地，你種得過來嗎?

　　由是如此，社會底部的農民階層還是沒有多少土地，有人會問:土地呢?都被士族階級蠶食了。這裡先闡述一下士族這個概念。

　　“士”是統治階層中知識分子的統稱。一個人稱為“士”，和該“士”有親緣關系的一群人稱為“士族”。至於士族的形成，還得追溯到兩漢的人才選拔制度。

　　兩漢時期，科舉制度遠未出現，但統治者必須找一些文化人來給他們打工，為了確保人才的可靠性，兩漢都采取“察舉”制度。即以道德行為作為評價標準，我們讀兩漢人物的傳記，經常會看到，某某人，某某年，舉孝廉。這裡有一點區別，“舉孝廉”是根據下面民的反映作為參考標準;察則主要依賴於上級官員的觀察，有點指定的意思。

　　孝廉制度有個前提，即必須是同鄉人。比如你是上海人，就不能由北京人來察舉，即使你品行再好，可本地名額已滿也是沒辦法的事，反之亦然。

　　這種人才選拔制度在兩漢倒也沒多大問題，以此選拔出來的忠臣良將也不在少數，否則大漢帝國的國祚怎麽會長達四百年之久。

　　可到了諸如漢末時期的亂世，這種方法就行不通了，原因很簡單: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比如河東打仗了，人民為避戰禍，紛紛跑到河西，那河東年底的孝廉怎麽找?兵災過後千裡斷炊，好不容易找到個人還是來河東探親戚的;河西也不輕松，突然湧入這麽多人，要全是流氓地痞無賴也就算了，可其中偏偏有那麽幾個品行非常好的，察吧，不是本地人，不察吧，難以服眾。

　　問題來了。

　　一個牛人用另一種制度解決了這一問題，牛人名叫曹丕。他創立的九品中正製一直沿襲了三百多年。(221-587)史書記載，“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製，粗具選舉之本耳”(《衛

　　晉書卷三十六》)。

　　先從字面解釋一下這個制度，“九品”:人的品級(區別品行)分上中下三等，這三等隨意組合成九品(上上，上中…)，“中正”是一個非正式官職，主要負責孝廉的察舉。考察的對象主要分三部分:家世，行狀(個人品行)，

品級(主要依據行狀)。　　這樣以來，中央政府就控制了人才的選拔，九品中正製成於曹丕即位之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各大家族的矛盾，但沒有哪一項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九品中正製的弊端很快顯現出來。

　　首先，司馬家族肯定不會放棄“中正”這個肥差，掌握這個職位，等於掌握了國家的人才選拔，那些選拔上來的人大多數會效忠司馬一族。前文我們提到過，司馬炎曾出任中撫軍，這也是接司馬昭的班，本來軍中就有許多司馬氏的親信，中正一到手，朝野幾乎完全被其控制。曹丕能鎮得住司馬氏，曹睿曹芳也不是孬種，可再往後呢?如此一來，九品中正製反成了司馬氏排擠曹氏的得力工具。

　　司馬炎正是靠這些人登上王位的(當然了，不一定全是司馬家族的人)。

　　隨著時間發展，九品中正製被各大門閥勢力絕對操縱，上面提到，品級主要以個人品行判斷，到後來，則主要依據家世。這從根本上抑製了寒門士子進入中央領導層。如果你祖宗八輩全是貧農，那麽很不幸，即使你有經天緯地之才，也隻能做到縣令。

　　漸漸地，士族門閥幾乎控制了整個國家。西晉那幾個士族，扳著指頭都能數過來:司馬氏，曹氏，羊氏，賈氏，楊氏等。千萬別小看這幾個士族，其中有的甚至影響了中國長達幾百年。

　　劉毅曾上書直陳九品中正製的八大罪狀，最著名的當屬那句“上品無士族，下品無寒門”。劉毅時任諫官，主掌吏治，是西晉時期為數不多的正直大臣，一生不畏權貴。一次司馬炎郊遊，要劉毅將他與漢代的皇帝做個比較，劉毅直言相勸:“陛下可與桓靈二帝相比！”司馬炎竟大笑:“有你這樣的忠臣在，看來我還是比他們強一些啊！”在石崇王愷鬥富時，劉毅家裡卻窮得都揭不開鍋了，連司馬炎都看不過去，經常派使者送去錢財以及柴米油鹽(是夠窮的)。

　　司馬炎點點頭，表揚了劉毅，僅此而已。身為士族階層的代表，他能怎麽做?

　　西晉年間的耕地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州縣所有(國有);另一部分為豪強世族所有(私有)。由上面我們可以得知，士族階層在西晉初年急劇膨脹，他們兼並了大量的政府耕地。政府難道不管嗎?政府當然想管，但又不能管得太嚴，西晉就是靠這幫人發家致富的，撕破臉對誰都不好。

　　官田一再減少，老祖宗的屯田製已經於264年徹底廢除，而新的制度尚未形成，底層的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千百年來，中國農民的願望一直很簡單: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能填飽肚子就行了，如果政府連這點願望都不能滿足的話，其後果是相當可怕的，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剛過去不久。

　　司馬炎意識到了這一點，他開始著手解決土地問題了。

　　首先，政府把全國(包括番夷)人口按年齡分成了三部分:16歲至60歲之間男女為正丁;13至15歲，61至65歲為次丁;其余沒有勞動能力的為老小。

　　內附的屬國按距離也分為三部分:遠的;很遠的;遠在天邊的。

　　分人完畢，下面是不同人群的權利義務。

　　正丁男，耕50畝地，正丁女20畝，次丁男25畝，次丁女及老小不事耕作。(筆者算了下，按此分法，筆者家中當有170畝地，真真的想種蘿卜中蘿卜，想種白菜種白菜)。至於義務，丁男每年上繳捐三匹，棉三斤，丁女或次丁男減半。外族也有規定:遠處不種田的每戶上繳360斤米(米三石)，很遠的繳60斤(米五鬥)，至於遠在天邊的，運糧實在不易，每人直接繳28文錢。

　　前面部分的實施應當沒多大問題，可後者恐怕沒那麽簡單。

　　匈奴，鮮卑這些民族自古就是“馬上民族”，逐水草而居，去哪弄小米去?他們要是有還犯得著搶嗎?至於遠在天邊的， 誰知道你大晉用貝殼還是刀幣。

　　晉朝統治者可能也想到了這一點，沒辦法，誰讓你拿種莊稼的地放羊了?

　　這種分土地的制度稱為“佔田製”，其後上繳實物的制度稱為“戶調製”。

　　正當朝野的達官顯貴名門望族想破口大罵司馬炎這小子忘恩負義時，朝廷頒布了第三項發令:

　　品官佔田蔭客制度。官僚地主可以按照品官高地佔有10頃(一頃合100畝)到50頃土地;佔有佃戶1到15戶;佔有衣食客1到3人，此外，他們還可以按官銜高低來庇蔭親屬作為自己的依附農民。

　　不愧是晉朝的開國皇帝，司馬炎這招太絕了！我們仔細研究一下這條發令，可以發現其中存在很多模糊辭令。尤其是最後一句，附屬農民的上限是多少呢?

　　法令沒規定，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測:多者九族，少者三世。

　　此外，一名官員可佔有10-50頃土地，要知道，這些人的親戚也都是地主(中低層官吏不予討論)，親戚的親戚也不是農民(大族嘛)。

　　如此一來，說了等於沒說，這條法令不僅沒有上限，連下限也沒有，拿現代話說:糊弄人。

　　此法令連同上面兩條一起稱為“戶調式”，是西晉初年基本的土地政策。

　　忙活了半天，政府終於在基本不傷害大地主利益的情況下收回了一些土地，相對士族佔有的土地可能隻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社會底層的農民終於不再流離失所四海為家了。

　　社會生產力也開始慢慢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