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甚至連耗費都還要再加耗費，稱為耗上耗。

水運的叫水腳，陸運的叫驢腳，漕運官船上的水手、運工、護送兵丁人等，吃糧都要算在運耗中，最離譜的還是倉耗，囤積糧食所花費的木料、蘆席也要算在倉耗裡，運往北京的漕糧，南米每石要征耗米二鬥五升到四鬥，加耗高達四成。

甚至戶部還要收平余陋規，每一千兩押解戶部的銀子，他們要加收二十五兩。

折銀征收，也一樣是加火耗。

這各種各樣的耗，往往甚至超過了正稅。

錢肅樂道，“臣等也深知百姓苦於耗費久矣，所以此次隻留了火耗一項，按一成征收，其余的全都革去，不再各種耗費，也禁絕耗上耗。”

“那麽說，如今寧波府的地銀是每標準畝二鬥，丁銀是每標準畝二升，然後再各加一成的歸公火耗，總計每畝就是二鬥四升二合，別無他費?“

“確實沒有其它了。”

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三十七石六鬥，這就是寧波府一年的地丁銀稅額，包括了火耗在內。

原先寧波一府正賦是十七萬石糧，加兩萬多兩銀子，然後就是各種加征、耗費等，而朝廷起運的只是正稅部份，還僅佔部份，各地還總是欠繳不齊。

現在，重新清理後，居然能達到五十二萬多石，如果按每石折一兩銀，就是五十多萬兩銀，若按市價折二兩銀，就是一百來萬兩銀。

當然，這五十二萬多石地丁，一成歸朱以海的內府，五成歸國庫，剩下四成留存地方財政。

國庫的五成都已經超過以前全部，而地方留存的數目也非常驚人。

其實按錢肅樂他們所說，看似增加了許多，但實際上，百姓真正掏的錢糧反而比過去少了，過去征收的正稅之外，加派、耗費太多，且主要是普通百姓承擔了，但那些沒落到朝廷和地方官府手裡，絕大多少是落到了官吏們手中。

這就是肥了經手的官吏，而損了公家。

現在簡化稅賦征收，加大地方留存，地方把留存的錢糧，拿來提高官吏的薪水，甚至是設置養廉銀和公使銀。

說白了就是把原來私下的行為，統一規范了，不許讓官吏們私自伸手去拿，統一規范由官府來征，然後再發給他們。

這樣做，好處是規范了，以前征多少，拿多少，沒有一個規矩，隨便拿，拿多拿少就看官員們的良心。

現在呢，一切有法有理可依，避免無底限的漁肉百姓。

當然，受益最大的是無地的百姓，他們從沉重的徭役或折銀中解放出來了，而對地主們來說，看似增加了稅賦，但朱以海免三餉等加派後，地主們其實也減負了。

有些事情就是這麽神奇，原來朝廷收不到稅，地方卻苦於暴稅，實則最大的禍害都是加征、耗費，都是被地方官吏們貪了，而地主們經常被勸捐強逼後，也想著法把正稅給逃了。

“你們打算折銀還是征糧?”

“我們打算在寧波各鄉、縣、府城都建立倉庫，地丁糧在一石以下的，可以折銀也可以納本色交糧，折銀按今年市價平均每石二兩折算。而地丁糧在一石以上者，須先保證一半的地丁納本色糧，剩下一半可以自己選擇是折色還是本色。”

“不論折色本色，都不再指派大戶充當糧長或銀櫃代收代輸，而是由官府派發糧單，在夏秋兩季，由百姓自己把錢糧送到鄉上。”

“每畝二鬥四升二合糧，包括了田賦、攤丁以及火耗，

除此之外，一律不得再征任何耗費錢糧，所有征收糧食等的成本，都由府縣拔給開支。” 朱以海聽的直豎大拇指，“聰明的人都會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而一些蠢人或是心思壞的人，就會把簡單的事情故意複雜化好渾水摸摸魚，

你們寧波府走在了浙江全省的前頭，稅賦改革這件事情，做的很好，而且落實很快，沒停留在口頭之上。”

“其實事情不難，就是看有沒有真心想做。”錢肅樂一語點透，以往地方官吏誰有這個權限或是說有這個心思做這些事呢?

況且，阻力也確實大。

但如今特殊時期，前有監國在寧波斬謝三賓抄沒謝家，後又有監國在嚴州大殺四方，在這種形勢下，又有錢肅樂林時對這種掛著右僉都禦史、兵部侍郎的高官坐鎮，手裡還握著整編後的一協浙營士兵，誰敢反對?

許多本地豪強都在前幾個月的肅清整頓中搞服貼了。

真心想做事，還是比較容易的。


反正錢肅樂充分理會了監國的旨意，在寧波整理起來非常雷歷風行，甚至連魯監國的王府，都是一樣的納入清量整理之中，照樣按畝征糧，一樣攤丁。

其它官田軍屯等，也不管你官田民田性質，先一本征科，然後該怎麽收租再怎麽收，租是租，賦是賦，走兩本帳，不跟以前一樣混淆不清。

先賦後租，清清楚楚。

“地方留存四成，有二十來萬石糧，已經足夠地方開支，甚至能有節余了。”錢肅樂也沒想到，自己真做成了這麽一件大事。

“地丁銀只能算是基本稅，真正要想解決財政問題，還得靠工商等稅務，我這次來，其實就是來開源的。各地厘金局搞的怎麽樣了?”

“目前寧波厘金局，已經在全府各縣皆設有分局，照朝廷所頒的規定，配置稅官稅吏，並將原寧波恢復營等一些義軍，抽調不少人員組建了一個寧波稅警營，下轄兩營，總一千稅警。”

“我們的厘金主要分為三類征收，一是產出厘金，除田地種糧交賦不再額外征收產出厘金外，其余如種茶、種果、養漁、種樹等，產出發賣時，都要征收厘金，稅率為按百征一。

其二是過關厘金，我們在關津道口，設有關卡，對過往販貨行商征稅，稅率也是百征一。”

“第三種便是對坐商征收厘金，坐商交易，按百征一。”

朱以海點頭，“有設起征線沒?小額應當免征，關口也應當對普通百姓小販一定量以下免征。”

錢肅樂表示這些也都有考慮到，目前寧波厘金局已經初步完成構架，並開始運營，效果還不錯。

“我們預計，寧波府一年征收的厘金能達到十六萬余兩。”

“那不少。”

一個府的工商稅，十六萬兩其實不多。不過這也不全是工商稅，畢竟大明正經工商稅也是有的，只是稅率低的讓人發指，跟這厘金差不多，而且士紳商人們很少有交稅的。

比如茶稅，浙江一省一年就交一兩萬兩，實在太過份了。

“其實不少人認為，厘金除產出厘外，過厘和住厘可加征至百分之五，產出厘亦可加至二厘。”

朱以海擺擺手，“一步步來，不急，先把這厘金推行下去再說。”

一個寧波府一年十六萬兩，那一個浙江省一年起碼能得一百多萬兩，這已經不比地丁銀少了，所以朱以海挺知足的。

“鹽茶酒礦，應當行專賣制度，稅率上應當提高，尤其是食鹽，大明鹽法積弊已久，除了養肥了一群大鹽商，喂飽了無數貪官外，問題一堆，鹽價過高，百姓深受其害，但朝廷其實也沒從中得到多少錢，中間環節過多，全肥了那些人了。

明末一年鹽課最多不過二百來萬兩，而且未必能征上來。

朝廷每斤鹽卻抽稅二分二厘之多，官鹽零售價更是達到三四分銀子一斤，崇禎十六年江南水災，蘇松鹽價五分錢一斤， 這還是鹽產區，在陝甘，鹽價達到九分銀一斤。

明朝百姓吃鹽價格是北宋的六倍，北宋鹽稅一年卻有上千萬貫，而再對比下清朝，一斤鹽大約也就是二十文左右，但鹽稅收入卻也超過一千二百萬兩。

大明百姓吃的鹽價是其它朝的五六倍，結果朝廷征到的鹽稅卻反而只有其它朝的五六分之一，裡外裡相差幾十倍。

這問題大的離譜。

浙江也是個產鹽區，所以朱以海早在當初在嘉興時，就開始對鹽下手了，直接控制鹽場後，不再搞什麽鹽商資格鹽區劃分，只要來鹽場買鹽時一起把鹽稅交了，那麽誰都可以來買，誰都可以去賣。

甚至朱以海主動把鹽價調低，每斤鹽隻賣一分銀，這分銀子裡面，還包含了半分鹽成本，隻征了半分銀鹽稅。

但降低鹽價和鹽稅也有好處，那就是能減少走私鹽，畢竟如果私鹽利潤不大，捉到的風險又高，那實在劃不來，不如到鹽場買鹽納稅後去賣。

因此，降低鹽價鹽稅，能加大官鹽銷量和保證鹽稅征收，官方數據，浙江省人口一千四百萬。

宋朝一年官鹽產量二三百萬引，大致三億多斤鹽，平均一人五斤鹽消耗。明朝每年鹽產量六億多斤，哪怕就按一人平均五斤鹽來計算，浙江一省一年起碼得消耗七千萬斤鹽。

一斤鹽半分鹽稅，七千萬斤，那也起碼是三十五萬兩銀子了。

這要是跟之前比，反而是增加了好幾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