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升明帝

　山東。

　登州港，如今越發的熱鬧起來，甚至連水城的海門都加以擴建，能容納更大的船進出，水城圍起來的小海裡，更是停滿了船舶，甚至因為容納不下，現在水城另一側又修建了兩座水寨和碼頭。

　在府城、水城外，還新修建了一座土城和一座棱堡，增加了不少炮台。

　七月流火，但趙貴並沒有感受到什麽涼意，天依然熱的跟火爐一樣，就算是海邊的風，也吹不散那熱氣蒸騰。

　神武鎮負責鎮守登州，做為神武鎮總後勤處的官員，趙貴兄弟倆也一直在登州這裡忙碌，不僅僅要負責神武鎮的後勤糧餉，還得協同禦營總後調度到港的糧餉，並分拔轉運等。

　忙碌總是好的，因為北伐的順利，以及工作的勤懇用心，他已經由正八升到了正七，換上了深綠色的官袍。

　連堂兄趙福都升為了從八品。

　今天又是個特殊的日子，月半發餉之時。

　每到這個時候，總是總後官員們最忙碌的時候，好在銀錢已經提前清點過了，手裡有銀子，心裡不慌，要不然也不知道要如何對面被欠餉的弟兄們。

　“還是老規矩，按營頭順序發放，一營營來，一會總鎮、副鎮、總監、總參、各協標參將遊擊守備們都會一起來監督發放，不要出差錯。”

　現在趙貴也已經是能獨擋一面了，在神武鎮總後勤處裡負責財務這塊，總後下面有財務、運輸、糧草、醫護、營房幾個部門，其中財務自然是最重要的，趙貴掌管著全鎮的錢袋子，趙福則管著糧草，兄弟倆是總後勤處老張的左膀右臂。

　若是在崇禎年間的軍隊裡，如果是負責後勤糧餉這塊的文官，那是個肥的流油的差事，管著一萬多人馬的糧餉，能堅持個一二年就能發筆橫財告老還鄉了。

　不過趙貴卻一文錢都不敢貪也不願意貪，不是他有多清高，而是整個禦營都是這種氣氛，也沒有這種環境，況且他當初快餓死時是天子是禦營救了他一命，如今還能在浙東安家，他不會去做那種蠢事。

　其實就算是禦營的糧台後勤裡，一直以來也不缺這種蠢人，伸手的人很多，但還從沒有伸手不被抓不被砍的。

　天子在這一塊，是豪不留情的，軍官敢克扣兵餉，後勤官員敢貪汙，那都是個死。

　貪汙克扣的每一分銀子，最後都要被追回來。

　之前有個家夥就貪了，他官職還不低，從三的分巡，已屬要職，因為他是山東孔家的人，主動來投，以前也是任過知府，所以在山東安排了個登萊青忻分巡，這可是小巡撫，權力極大，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還負責賑濟災民等等，錢糧物資經手很多，然後這家夥居然貪汙。

　最後查出來貪汙了總共折七萬多兩的銀糧物資，皇帝親自過問，各部會審，最後證據確切，皇帝親自下旨，也不管他是什麽聖人之後，命令將他處死，甚至抄他的家。

　雖然曲阜還在清軍控制之手，但這孔分巡在山東登萊等地也有大量的田莊房屋商錢等，最後把能抄的都抄了，居然還抄出了四十九萬多兩銀子的財產來。

　在抄孔分巡的過程裡，有許多經手此案的官員、胥吏也上下其手，利用抄家各種侵吞孔府財產，明明本來是近五十萬兩財產，他們最後報上來個五千多兩。

　結果這事又引發了更大一輪的皇帝徹查，牽連出大批山東新降官吏甚至是地方豪強勾結，最後孔分巡的近五十萬兩財產都追回充公，牽涉案中的那些膽大包天的貪官汙吏們，也一同治罪，又抄了一大批，

　還抄出了一百多萬兩價值的財產，可就算如此，居然還有人頭鐵敢對這些人的財產動手，然後又被連根拔起，蒼蠅拍了一堆。

　經過這個孔分巡案，可以說是對山東這邊的官場極大的震懾，讓這些新歸附的官吏豪強，特別是在山東有特殊地位的孔家，也極受震撼。

　誰能想到這位皇帝態度這麽堅決，甚至手腕這麽強硬呢。

　他們自以為能夠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欺上瞞下，誰知道皇帝在情報這塊能力極為突出，傳統的廠衛如今仍然活躍，而偵緝司、采編所、軍情處甚至職方司等各部門，也是搞情報好手。

　他們自以為瞞的住，實不知一舉一動全在掌握。

　經過這次大案後，山東這邊貪腐情況要好的多，但並不能根絕，總有那些貪財又不怕死的家夥雁過拔毛，而朝廷也是不遺途力的打擊著。

　禦營的總監察處，地方上的總督、巡撫、分巡，甚至特派的巡按禦史等，都在盯著，發現一個處置一個，絕不留情。

　皇帝有句話說的很直接，現在是戰爭時期，所以使用軍法，這裡更是前線，將士們提著腦袋為國戰鬥犧牲流血，絕不允許有那些官員還在後面貪汙克扣這些流血犧牲的錢糧，不管是武將還是文官，零容忍。

　現在禦營的軍餉，都是直接由後勤直接發放，鎮的後勤，從行營後勤那裡對接領餉，再分發下各營，直接發到士兵手裡，其它軍官們不能直接接觸，只能監督。

　所以現在禦營想像以前那樣吃空餉、克扣餉錢也難，銀子不過手了。

　發餉前。

　趙貴再一次巡視銀倉，查看那些貼著一張張封條甚至掛著鉛封的銀箱，這上面層層封鎖，以保證這些餉銀的安全。

　每過一遍手，都要認真核對點驗簽收，有半點對不上，上一關的人都得全權負責。

　以前崇禎時，朝廷向地方加派軍餉，地方官趁機各種加派，什麽火耗、運費，甚至耗上耗等等，本來一畝加征二分銀，可能最後實際征了三四分甚至四五分，而最後繳到朝廷國庫裡的銀子，反而不足數。

　等朝廷又要挪用一些，最後調拔部份到軍中，結果還沒出京，就已經少了許多，被慣例分走了，有的是挪作他用，有的是公然減拔，還有許多直接就分了。

　銀子一級級下拔，雁過拔毛，不斷的被挪用克扣，最後朝廷拔二百萬兩銀子下去，到了前線軍中，可能已經不到二十萬兩了。

　最後底下軍官們甚至還要克扣，於是真正到士兵手裡的已經沒幾個錢了。

　百姓負擔了所有，甚至超額負擔，結果錢沒到軍人手上。

　這就是崇禎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征稅不合理，沒征到該征的人頭上，全讓無力承擔的小老百姓過度承擔了，然後征上來的錢被貪汙腐敗嚴重，最後錢沒有幾個落到了實處。

　相比之下，禦營要好的多。

　歸根到底，紹天朝廷行事，其實完全就是一個大號的軍閥，在浙江台州起事，是皇帝一手拉起來的，從開始就擺脫了朝廷的那些框框架架，也擺脫了那些官僚集團的綁架。

　說句簡單點的，朝廷有專門的科道言官，就是都察院和六科，都察院是台官，主要是監督百官的，而六科的給事中，主要是握有封駁之權。

　奏章由六部等經通政司交內閣擬票，然後呈送皇帝，再由司禮監批紅，再交由內閣，內閣再交給六科。

　六科審核同意後再抄送六部等執行。

　在這個程序裡，六科掌握的權力其實就相當於唐朝三省六部製裡的門下省的大權，他們對皇帝的旨意，有封駁權，就是如果覺得不對，可以駁回，拒不下發執行。

　得改。

　改了還不行，仍駁回。

　這個權力很大，因為是直接對聖旨的封駁權，而明代一直以來的內閣票擬、司禮監朱批的這套辦事模式，其實是代行天子的決策權。

　正因六科權力大，所以明朝末年的黨爭裡，這些六七品的給事中，卻總是能夠縱橫朝堂之中，攪風攪雨。

　連皇帝都奈何不了這些人。

　因為他們是科道官，是諫臣，更因為他們手裡握著封駁權，一言不和，就跟皇帝玩封駁，皇權都被大大製約著，這些人再搞起黨爭，那就更讓皇帝都頭痛。

　可是在紹天朝，完全就不一樣了。

　朱以海處處都把持大權，比如說最重要的決策權力，表面上還是內閣和司禮監，他們仍掌有票擬和批紅權，可實際上真正的中樞決策權，是朱以海親自決策，他搞了個總理處，招來一些心腹大臣授予頭銜，大事跟他們商議決策，然後總理處可以直接起草詔令，並向內閣六部等傳旨。

　這相當於什麽?

　相當於唐宋時的政事堂，相當於中書門下，相當於中書舍人的草詔權，決策草詔都握在了手裡，內閣和司禮監其實已經被架空了，皇帝的權力空前集中。

　六科雖然還在，但朱以海同樣規定，總理處根據皇帝旨意草擬詔書，可以直接下達六部諸司和各省地方、軍隊等，等於是完全不用經六科封駁了。

　他們沒權封駁由總理處發出的旨意。

　六科言官們失去了最重要的封駁權，那就再沒有了製約皇權，敢跟皇帝說硬氣話的資本了。

　六科現在只能盯著內閣、六部的執行。

　再加上皇帝直接掌握著自己一手建立的禦營親軍，所以過前大明百官們屢試不爽的那套綁架朝廷，綁架皇帝的辦法，在朱以海這裡徹底不得行了。

　就好比各地的稅賦，傳統的田賦、丁銀仍由地方官府征收，但工商稅關稅以及厘捐這些，已經由專門的稅務廳征收。

　在各省新增設了稅務廳，各府設稅務局，縣設稅務房等，條條和塊塊的區別。

　他們甚至還有專屬的稅警。

　這相當於以前鹽法道、督糧道、水利道等改變而來，過去分守分巡兵備海防諸道，直接改為了分巡一道，提高等級，加強權力，使之成為管理數府的小巡撫，完全在知府之上。

　而原來的一些其它的雜道，則整編成各種專門的廳，直接隸屬於巡撫，垂直分管府縣的專業事務。

　地方官員，在稅務這塊，只能直接征收管理田賦地丁銀，其它的稅務由稅務廳直接管理征收，形成了地稅和國稅兩套系統。

　地方官征收的稅務，部份留存使用，部份起運上繳。

　而國稅部份，各地稅務廳直接管轄征收，有稅察營強力保證，所征繳的稅收也不過地方手，直接起運，甚至特殊的關稅、厘金這塊，還是由軍隊直接代征收的。

　這些都使的地方官府對稅的插手能力減弱，稅賦錢財都不過他們手，想貪也難。

　而稅務廳局，屬於各省特別派出衙門，管理上垂直管理，相應的比原來各地府縣征收的情況要好很多。

　這些稅征收、上繳，然後調拔，發放，都與過去是不同的一套模式了，而皇帝能實行這一切的根源，就是他掌握了真正的權力。

　什麽是真正的權力?

　就好比崇禎雖然是天子，但其實他並沒有掌握真正的權力，他的權力要通過官僚集團行使，而整個崇禎朝的官僚集團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就算他們再內鬥，他們也仍是一個階層，跟皇帝不是一體的。

　朱以海卻有真正的權力，因為他是由下而上，通過底層起兵一點點重新構建了權力層。首先是他自己建立的禦營，掌握了真正的軍權，軍官們都是他一手提拔的，許多都出身普通，沒有那麽複雜的關系網。

　有了軍隊，佔了地盤，然後重新替換了新的地方官吏體系。

　這就好比崇禎在北京說要加稅，每畝加二分銀，會有無數人反對，甚至最後銀子多征了，朝廷卻沒看到銀子，士兵仍然沒發到餉。

　但如果一個佔山為王的山大王，對山下的村民說按每畝要收兩分銀子保護費，卻往往能夠做到。

　甚至要立一些新的規矩，都可以。

　往大了些說，崇禎末年諸如左良玉、劉良佐、高傑這些軍閥，在地方上要攤派什麽錢糧，甚至要廢立什麽新規，卻都能夠很有效力，說到底就是掌握了真正的權力。

　這個權力，已經打破了和種掣肘束縛，打破了舊有平衡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