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卸工被投訴，這無疑是對我們最大的無視，我們無不憤懣。接下來的這幾天，甚至很長一段時間，這份不平都會縈繞在我們的意識裡。一定要讓司機付出承重的代價，我們要光明正大的讓司機知道得罪我們你們將面臨怎樣的待遇。讓他們的處境一天比一天難堪。我們知道投訴只是個別的幾位司機，可我們不會去針對這個別的幾位司機，而是所有司機。我們只是讓司機知道，司機在針對裝卸工，而不是個別的司機針對裝卸工。或者裝卸工針對司機，而不是個別的裝卸工針對司機，這裡司機和裝卸工是兩個整體，哪一方的任何一位有了過錯，整個團隊都會被牽連。這裡處於公平的期間我這樣寫的，現實裝卸工無可挑剔，永遠是對的。

　　兩個月前我何常的厭惡老工人對司機的所作所為，我百感不爽。而現在我對這種行為變本加厲，比老工人還更勝一籌，對老工人這種無可理喻的行為，既然最終順其自然的給自己畫上了句號。在這裡讓我逐漸的感悟到，我當初可笑的自以為是老工人不可理喻。後來者逆來順受的處事態度，老工人變本加厲的欺人惡行。這些情景都慢慢的出現在我的意識裡。這豈不就是萬物生存的法則，弱肉強食嗎?我們是吃大鍋飯的，多一個人都會瓜分掉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我不會拿我的切身利益去包容一個又一個後來者。我也不會無動於衷的去讓這些司機來攻擊我們的裝卸工。就如隊長說過我們是兄弟，都是五湖四海為了生活漂泊到一起的兄弟。

　　我們心裡都這樣想著，這是大家的顏面受到了羞辱。我們這時候會把目光都轉向司機，而不是我們內部。往往在這件事上我們都會站在同一戰線上，老工人和新工人因此團結一致，同心同德。

　　當日每一個進場裝貨的司機，無不例外，都多多少少受到了無理的待遇。就說我裝的這個車吧！

　　這位司機因為包裝袋有一點破損，開口便說了句。

　　“兄弟我幫的給怎們拉包，你看把這不好的放一邊行不?這個包裝車上不好看。”

　　我當時就想了。兄弟！你叫我兄弟，太糟糕了，今天的兄弟讓人更多聯想到的是挑釁。今天不管你司機買了水沒有?就悄悄的呆一邊不要說話，我們該怎裝，不用說就裝了。你司機不放心，站跟前說話，那就不明智了，話越多，這車貨越不如你意。我們不允許任何司機說我們的不是。

　　“都挑出來裝別人車上就好看了”我隨機懟回去。“要麽你給辦公室提個意見，以後你的車來了，讓生產的時候給你的包裝袋上繡朵花，你看這樣行不?”

　　“你這兄弟真會說話。”司機難以掩飾這突如其來的冷漠待遇，隨後自言自語。“我隨便說說，至於嗎?”

　　“好了，沒事站一邊去，別影響我們裝車，後面車排著隊呢！”

　　司機不甘心，不多時，順手拽出一個要上車的包，放到一邊。我走過去，把司機剛放一邊的包拉過來直接就往車上一扔，這樣一扔我反而氣不打就出來了，我專挑包裝袋不好的包往車上扔。

　　“你有意思嗎?”司機明顯被我激怒了。“順手的事又不讓你挑，我挑掉難道不行嗎?”

　　“停！”我伸手製止，裝卸工向來不會跟司機多說話的，講道理更不用說了。就這樣裝法，能看下去了就看，看不下去就不裝了，這麽簡單的事和我們裝卸工議論，只會讓事情越加發展的不樂觀。這不最後我給來了一句。“你去辦公室商量好，

怎麽個裝法?那些能裝?那些不能裝?問好了在找我們裝卸工給你裝。”說完我們四位不約而同的走了，讓司機站在原地怎麽的喊都喊不回已經轉身的裝卸工。　　沒走多遠，從辦公室調出的那位女士，騎著電動車繞到了我們前面。

　　“怎麽回事?”她問道:“司機剛打電話說你們不給裝了?”

　　“我們裝到車上，”我回道:“司機嫌包裝袋有點破，就往下拽，不是拽一個兩個，是很多，沒法裝了，太糟糕！”

　　說話當中司機也走了過來，這位女士不耐煩的開始訓斥司機。“以後有什麽問題找我，給我說，不要跟裝卸工說。他們只是裝貨的，是我讓裝的，毛病真多。”說著繼而轉回頭向我們說:“你們幾個裝這個車，七五灰的，不壓車，車停好了，喝點水下來裝。”

　　司機目瞪口呆。“我的車怎辦?”

　　“看啥?”女士又說:“有啥問題，找辦公室商量去，商量好了找我。”說完騎電動車一轉彎到另一個車跟前點數去了。

　　我們心裡竊喜。這位女士穿著一件白色的緊身圓領背心，外披件敞開的防曬衣，淺灰色帽子底下的兩隻大眼睛，在剛說話時眼神收放自如。他沒有戴口罩，而是系了一個白色的絲巾，他真像一位波斯女郎。

　　玻璃棉質量有問題，辦公室自然會重視。可這包裝袋有點破損，去找辦公室，司機豈不是自討苦吃。司機因為這點小問題，苦苦無奈的等了三四個小時，這位女士才安排人給裝了。

　　這天下班的時候，裝卸工個個陽光滿面，不難看出都是收獲滿滿。他們爭先恐後的分享今天的戰績。

　　“你們知道嗎?”李東得意洋洋地說:“白癜風(這是我們起給司機的外號)的車， 辦公室說給摻兩百包舊貨，我們給摻了四百包。心裡不爽的我來個去，找來徐玲(這就是我前面說的那位女士)徐玲劈頭蓋臉的教訓了一頓說——貨主讓摻的，你拉你的貨，事怎這麽多?白癜風想說辦公室說摻兩百包，你們裝卸工摻了四百包，我怎給交貨。徐玲沒等白癜風說完就懟了回去。——不想裝，不想裝就把車開掉，我們要裝下一輛車，說完就走了。”

　　“還有那父子兩，”葛老四緊接著也說道:“說上次拉的貨，貨主扣了他一千元運費，這次站在車跟前一直嘮叨個不停。我們管他那三七二十一，水包爛包一股腦的往上裝。找辦公室，辦公室說——挑著點，貨主那面不好要運費。我們說——你看嗎?旁邊跳出了多少?在怎挑，再挑就沒法裝了。辦公室看著挑出的包最後臨走時悄悄給我們說——看著點能裝都裝了，怎們要清場地，不能留太多。笑死人了。”

　　“就是”大夥應聲道:“就這樣乾，有什麽事找辦公室去，這回讓找去。”

　　我們坐在食堂毫不忌諱的大談大論。司機不難看出我們今天的舉動不同往日。公司規定壓車機，壓到四米二就行了。實際壓到四米二，收緊繩，一松機器，都會反彈十幾公分。所以每次我們都會壓到四米再緊繩子。可這回隻壓到四米二，這是公司規定的，機器有限位器，我們不敢亂動，誰動壞了，幾年的工資都賠不起。

　　就這樣兩三天后。那幾位不買水的司機這回主動把水遞到我們裝卸工面前。這事就算過去了，大家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