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超級大都市以後，我去年跟隨的那個以認真做工程為要務的老板兩口子並沒有合適的工程，不過，他還是給我推薦了另一個地方。

　　那裡雖然不是一個純粹的脫產管理者，也是一個小領班的，帶著七八個人人，做著淺埋暗挖的工作。更大的老板是內蒙赤峰的，姓閻。

　　我找到當年記錄下來的兩段文字，一段如下: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四日?星期日。於西城區圖書館閱覽室參加王蕤的《從中國到加州》作品研討會。

　　按照王蕤自己的說法:“寫作應當是一件輕松的事?是因為高興這樣;如果寫起來讓自己感到沉重和痛苦的話?那就不寫了。”

　　她的一位老前輩?為她的作品作序的那位先生有那麽一兩句話我比較讚同:“文學就是文學?它根本不可能解決實質上的各種社會、政治問題。”

　　“它作為一種描述和思考只能給我們生活以指導……因此?他要求王蕤不要為這成功背負什麽包袱。言下之意?這沒有什麽了不起?不就是寫了這麽一本書嗎?”

　　“我們現在在這兒研討這本書?說這本書是好書;而明天我們又會研討別的作品?那肯定也是好書！(不是好書?我們幹嘛來研討呢?)文學並沒有救世的功效?這是從古到今的事實。”

　　又有一名人說王蕤以其自信、獨立、純真加入了那“一個人”的行列?頗使我讚同。

　　又有張善菊女士?說是看著王蕤長大的?雜七雜八談了一些不著邊際的瑣屑。

　　超級大都市二中的一位教師說超級大都市二中是一個出作家的地方?並以王蕤為例說此學校給予了學生怎樣寬松的學習環境。

　　王蕤父親的一位朋友戲說自己的女兒不及王蕤優秀是因為自己在女兒讀書時還知道女兒讀哪個級而王蕤父親根本不知道女兒讀幾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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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地講?我沒有接觸過《從中國到加州》?不知王蕤是如何以其才華打動人們的?也不知人們是如何由這部作品看待王蕤的。

　　但就研討會上人們所發表的意見以及王蕤自己的言談舉止來說;我認為這是一個生活在現在?既不沉迷於過去?也不恍惚於未來的現實主義者。

　　同時又是如此不安於現狀積極向自我挑戰?不斷打破平靜環境?總要好奇地看看“我能夠做些什麽”的人類之一分子。

　　我認為這次研討會並沒有得出一個什麽藝術上的共識?大家也不是來尋找某種共識或分歧的;倒覺得這象是一個類似於新聞發布會的聚會。

　　與會者都以一種形式對王蕤這個人作了肯定?其作品只是肯定這個人的借口或資本?每個人都在以一種關心支持的樣子捧王蕤。

　　我想這對王蕤並無多大意義;或者我根本沒弄明白是誰要搞這麽一個研討會。是首都圖書館還是西城區圖書館抑或是王蕤本人的意思或者是其父親的意思?或者這就是一種文化的社會現象?

　　作為我們這些參與者都有些什麽收獲呢?聽了許多人發言?他們似乎都從這本書中獲益不少?都象尋寶人終於尋得寶藏一樣?並都有這麽一個共同的潛台詞:這書對教育一個人?對心靈的成長有益?特別是對一個人的自立自強等有一個提醒作用。

　　我呆坐在研討會的一角?木然地看著會場上的所有人?仔細聽著每個人的發言?思辯他們發言中的許多庸俗與漏洞;在暗暗嘲笑他們的故作高深、正經和一副裝模作樣地研討……我甚至弄明白了我來這裡的意圖、目的。

　　他們都從王蕤的作品中看出了王蕤的獨立、自強、不畏權威?他們都認為自信是如此難能可貴。

　　那麽?我?這個旁聽者?當然也可以自信。我只要是人?不比他們少些神經?那就應當無視學歷、年齡、社會地位與他們在一起裝模作樣地製造一個研討的氛圍既然有那麽多人在研討。

　　我作為一個默默的聽眾應該不過分。或者說介入這種研討會可以引為我的生憑幸事?對許多人敘說以增加我自己的高度或光彩。更實際地是鍛煉了自己在這些場合中頭腦清晰度的保持。

　　我更懂得我是什麽?我在做什麽?別人在做什麽?我看穿他們的花樣或把戲?我看到每個人內心最真實的動機和欲望他們為什麽到這兒來?來幹什麽。

　　甚至我能看到他們現在活得怎麽樣?這一生活得怎麽樣?能夠達到怎樣的人生境界。

　　此時此刻?我躺在這間屋中的時候?下午的一切都過去了?都不再與我有關。不管王蕤是如何地傑出?那些來給她捧場的人是如何地名人、偉大?都成了一些與我無乾的幻影。

　　我與堂弟開一些無傷大雅的玩笑?我們在這個包工隊的住宿處走來走去?看他們打撲克。

　　我進入我的生活圈子?受到我生活環境各個方面的約束和製約。我突不破這屬於我的網。

　　我是那不能發生遷躍沒有前途的可憐量子。

　　讓他們陪我去打一個長途電話。然而在G市那邊?那個保姆小姑娘不在。

　　回到包工隊幾十人人的大宿舍裡?又不由想起了下午兩點開始的王蕤的《從中國到加州》作品研討會?我在那個離王蕤不遠的角落裡呆過一個下午嗎?

　　我是那不要生活得更好而要生活得更多的人嗎?

　　王蕤《從中國到加州》作品研討會對於我來說只是我生活的一個小小插曲?是如此微不足道和讓人不經意。

　　在漫漫的時間長河之中我的記憶裡?這個聚會將變得遙遠和模糊?曾見過的人更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與我更沒有關系。我只能說這一切都沒有影響我或者說這些根本不可能影響我。

　　另一段如下: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夜十一點我們在紅廟工地(朝陽熱力管線工程四環第一個豎井裡的隧道中向西掘進)上班。按照慣常的規則?我們要到明天早晨七點才下班。

　　白天下過雨?砂石料含水量很高?按慣常比例配料進行錨噴?則操作困難並且影響工程進度?因為料過濕錨噴機一會兒就堵?幾分鍾就堵上了不出料?而裝拆一次機器少說也得一刻鍾。

　　按照我乾這種暗挖活兒五六年以來的經驗?一直都是以多加水泥經解決砂石料被雨淋，含水量高的糟糕後果。

　　這是市政三處的一個工地，有許多井口都由閻老板攬下了。從管理方面來講?要求得十分嚴格;全以罰款的方式來強迫我們這些民工提高自身的質量意識、業務素質。

　　為了讓我們具備所謂的文明施工標準?包括不浪費材料，罰得重，的確卓有成效。

　　質量得到了保障，我們自己也覺得是在踏踏實實地乾工程?付出勞動?拿自己心安理行的工資。甚至覺得我們確實還能在更嚴格的要求下工作並達到要求然後拿到待遇。

　　在我們與閻老板之間還有一個姓向的(巴山蜀水人)小包工頭。他在閻老板手裡接了這麽一個井口?一百來米的隧道。

　　向老板對於我們來講除了工程完後付給我們錢外毫無意義。他既不對我們有約束也不對我們有管理上的行為。

　　如果閻老板的那些工長罰了我們民工的款?他則不承擔任何責任。閻老板罰誰?他就從工人工資中扣誰的;他僅如同一種傳遞壓力的液體?連個狗腿子都還說不上。

　　閻老板的各種機械設備都由跟他幹了好幾年的“自己人”內蒙的人操作並兼監督防備我們這些巴山蜀水人在材料上的濫用。

　　這就要說到水泥。我們那個井口開吊葫蘆的蒙古小夥子對工程一竅不通?他就只知道配料的時候一盤料加一袋水泥?別的時候一袋也不許往豎井裡下、一點兒也不準往攪拌機裡上。

　　這天雨後?噴錨料太過潮濕，無法操作，要影響工程進度，也要影響我們自己的收入。

　　我當時在隧道裡根本還沒考慮加水泥會有什麽阻礙?隻考慮到這料太濕吩咐我的工人們從上邊吊五袋水泥下來遲遲得不到， 正在那裡生氣。

　　配料的中年人胡X下來?說那開攪拌機的小夥子不讓下。往攪拌機裡每盤料多加半袋呢?他也不讓。

　　我就帶著怒氣上去了?問站在攪拌機旁的那小夥子?“哎！師傅?這料能使嗎?加幾袋水泥?”完全是商量的語氣。

　　“不行！”

　　“這沒法噴?要能噴?我犯不著上來找你商量！”

　　“別人能噴你就能噴！”

　　“什麽?你懂不懂?嗯！”我手裡抓了一把料?攤開放到他面前:“你看這料能不能使?一捏成團松後不散?還噴得出去啵?下邊噴漿機一開就堵。不堵也不下料！”

　　“別人能噴你就能噴！”

　　惡從膽邊生:“我操你媽的！”

　　把混凝土就扔他臉上了。他轉身離開了。

　　我旁邊的幾個民工問我怎麽辦?我讓他們該加的加?把這個惡心小子給忘了。

　　然後工作繼續?我還下隧道裡去跟他們一塊兒清理堵了的噴錨機。

　　在上邊配料的是幾個年級比較大的?都三十往上?我們叫他們老頭兒。

　　倒不是出於人道考慮安排他們乾輕點兒的空氣好的活而是出於這活兒怎麽才能快考慮。在隧道裡有八位年輕人?還有一位不屬於我們這個班的噴錨手。

　　我們八個人中間有兩位退伍的武警戰士?有兩位經歷過許多暴力事件的不凡青年。我下隧道僅給他們提了一句“我把那小子給打發走了！”

　　誰也沒在意過幾分鍾將有一場暴力事件在這隧道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