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並不像北美一樣到處都是摩天樓，即便是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量地面建築遭到破壞後，人們還是選擇重建那些古老的建築。

　　一直到80年代左右，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等城市才開始出現現代建築，但和美國的摩天樓相比還是矮了很多。

　　有一部名為第五元素的科幻電影，未來的城市靠近地面的地方因為常年不見陽光而無人居住，人們出行靠的是飛天汽車。

　　如果一株仙人掌的根黑腐了，那麽它是斷然活不了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將它截斷，然後移栽到別的盆裡，看能不能養活。

　　米爾斯坐在安東尼沃爾沃suv裡，看著籠罩在黑暗之中的城市，因為下雨街燈下見不著一個人，包括流浪漢，從見過安吉拉·沃倫的眼睛後他們倆就一直保持這種詭異的沉默。

　　在“睜開眼”不久後，安吉拉的眼睛又重新恢復了正常，就好像他們倆之前看到的是幻覺。

　　很可惜的是他們倆身上的都沒帶相機，沒法記錄自己所看到的。

　　“七宗罪殺手”倒是很喜歡拍照，那也是他的“戰利品”之一，他是個連環殺手，除此以外別無其他，雖然他將自己當成了傳教士。

　　弗洛伊德說強迫症源自於生命早期的精神創傷，雖然米爾斯躲過了牢獄之災，不過他還是要去看心理醫生，那個醫生跟他說了強迫症的原理。

　　當本我滿足自己的欲望和超我的道德良知發生衝突的時候就會產生焦慮，為了緩解這種焦慮，本我就不得不采取某些方式來抵消這些焦慮。

　　那個心理醫生說的其實並非全對，以前當巡警的時候他也處理過一些報警，通常是獨居女性，她們很害怕樓下的醉漢，或者說老是感覺自己被人跟蹤了，為了安全她們會一次又一次得檢查門鎖，一點噪音都接受不了。

　　她們感覺到的是恐懼，不論那個行為有多麽不合理，它確實能消除焦慮，鎖緊的門能擋住“壞人”，帶著這種安全感她們能回臥室繼續睡覺。

　　科學家常做“邪惡的實驗”，有一隻幼小的恆河猴，就像它被從母親身邊帶走不夠可憐似的，它還被提供了一個替身媽媽，一隻被毛巾包裹著的假猴子。只有餓的時候它才會去找有奶的鐵絲媽媽，平時它都依偎在毛巾媽媽的身邊，後來有一天，科學家將一只會敲鼓的玩具熊放在了它的籠子裡，它感覺到害怕，然後它跑到毛巾媽媽的身邊尋求安慰，沒過多久它居然有了對抗“邪惡玩具熊”的勇氣。

　　就像是人對著耶穌受難的苦像祈禱，然後有了戰勝一切的勇氣。

　　毛巾猴子不會給小猴子忠告，所以勇氣究竟是別人給的，還是自己生成的?

　　如果是自己生成的，為了“神”、並不存在於身邊的家人而戰是自我催眠，還是給自己一個借口?

　　就像是那個變態雜種一樣，他並不是為了宣教，而是借著“七宗罪”來選受害者。

　　這是強迫型人格的特點——按部就班，注重細節，約翰·杜並不像其他連環殺手，他和那個漂亮的女演員呆了一晚，卻只是毀了她的臉，那個妓女也是被別的男人殺的。

　　約翰·杜更喜歡“懲戒的快樂”而不是生理欲望的滿足。

　　他將自己站在道德的製高點，接受“神”的旨意，懲罰世上所有的罪人。

　　約翰·杜自己是被選中的，於是他選擇的“罪人”也必須要足夠有特點，他不會停手的，如果他跑了，他還會在其他地方犯案，

也許下一次就是不是以“七宗罪”為標準了。　　“你做了正確的事，大衛，你阻止了他。”那個為米爾斯驅魔的牧師對他說“別讓他贏了！”

　　在米爾斯開槍之前，威廉也說了一樣的話。

　　如果將那個變態交給法庭，他很有可能不會被判死刑，而是被關在監獄裡，像那隻恆河猴子一樣被科學家研究。

　　這其實也是一種懲罰，只是這樣不夠。

　　他是為了崔西和他們的孩子開槍的，如果約翰·杜在米爾斯在家的時候闖進他的家裡，米爾斯開槍是正當防衛。

　　這也是律師為他辯護時用的借口，大衛·米爾斯是警察，同時也是丈夫和父親，他為了抓住罪犯完成社會義務離開了家，就和40年代趕赴戰場的士兵一樣，是維護正義。

　　警察的家屬被罪犯報復殺害了，如果法官判處米爾斯有罪，那麽以後不會有哪個警察會離開家門到街上巡邏，市民只能靠自己保護自己。

　　這樣一來司法系統和警察存在的意義是什麽?

　　地方檢察官也對讓米爾斯進監獄沒興趣，約翰·杜得知米爾斯家庭住址也是從警察局泄露的，大衛·米爾斯最後以過失殺人判處7年有期徒刑，不過他一天監獄都沒有呆，他呆在一個精神療養院裡，甚至於他還有退休金可以拿， 警察局長是挺他的，後來他又減刑了一次，被關了三年就被釋放了。

　　“你旅行過麽?”安東尼這時忽然問道。

　　“什麽?”米爾斯有些恍惚得問。

　　“你有沒有去過西雅圖?”安東尼又問道，不過他的口氣與其說是在問話，不如說是在自問自答“西雅圖的南邊就是雷尼爾雪山，當天氣晴朗的時候從華盛頓大學校區可以看到山上的雪線，有一年校方準備在華盛頓湖畔修建一座體育館，卻遭到全校教授的反對，原來體育館正好擋住了從教職工餐廳眺望雷尼爾雪山的視線，和當時美國其他大學的工資比，華盛頓大學要低20%，而很多教授之所以接受華盛頓大學較低的工資，完全是因為大學周邊的風景，有人說華盛頓大學教授80%的工資是貨幣支付的，還有20%是美好的環境支付的。”

　　“你什麽意思?”米爾斯問。

　　“西雅圖距離巴爾的摩也很近，我在想去華盛頓大學教書，同時繼續犯罪心理學研究。”安東尼轉了一下方向盤，讓汽車平穩得轉了一個彎“你想和我一起去麽?”

　　“你在邀我旅行?你是同性戀嗎?”

　　安東尼笑了一下“我告訴過你，對我來說性是非必要的欲望，你可以認為是和一個廚師朋友旅行。”

　　米爾斯沒有立刻拒絕，他將頭轉向了雨幕。

　　“又開始下雨了。”米爾斯用無比平靜的語氣說。

　　那一天，約翰·杜將他們帶到了一個到處都是高壓電線的荒原，天氣居然無比晴朗。

　　這天氣可真夠詭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