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狄更斯所寫的小說《霧都孤兒》其實並沒有寫故事發生的地點在什麽地方。

　　那只是個小城市，就像無數大大小小的城鎮，小說主角奧利佛的前半生一直生活在濟貧院裡，直到他從棺材鋪老板那裡逃跑，走了七天七夜的路來到倫敦。

　　倘若站在棺材店老板的角度來看麻疹這個流行病，可真是個美妙的季節，因為棺材成了熱門貨。

　　在承包葬禮的時候，奧利佛也看到了人們各種各樣的儀態，有一言不發，面對悼亡表情剛毅的，也有年輕的侄兒、侄女們，在葬禮上哀痛欲絕，到了葬禮後的宴會上，卻怡然自得地談笑風生，仿佛根本沒有發生任何足以使他們心煩的事情。

　　還有剛死了丈夫的妻子，她不但不悲痛，還在擔心喪服合不合身，來增添自己的風韻。也有丈夫的哀傷之情，在喝完一杯茶後就泰然自若了。

　　要說奧利佛在這些“好人”作為榜樣的影響下學會了什麽?至少狄更斯不敢斷言他學會了逆來順受，奧利佛離開棺材鋪是因為打架。一分鍾前，奧利佛還是安分柔順、垂頭喪氣的，但是因為“前輩”諾亞對他死去母親的惡毒汙蔑讓他變成了狂怒的凶獸，不只是體格健碩的諾亞，還有另外兩個成年人——盡管她們都是女人，三個人累到筋疲力盡才把奧利佛拖進煤窯裡，把這件事乾完以後，老板娘就放聲大哭。

　　波莫納看著窗外昔日孤兒院的院門，小孩子的身上往往有驚人的潛力，克雷登斯的身上也有，不過他的破壞力比奧利佛大多了，幾乎將曼哈頓給掀了個底朝天，需要整個美國魔法部出動才“製服”他。

　　以前開膛手傑克在白教堂出沒的時候也造成了恐慌，神奇動物控制管理司出動了特別行動隊，處決了一個“嗜血的吸血鬼”，仿佛他就是那些恐怖的連環殺人案的凶手。

　　就連格林德沃也沒有看出克雷登斯是假死，但也有可能知道，誰知道呢，他一向是個演技出色的演員。

　　美國魔法部沒有經過審判就處決了克雷登斯，雖然在mom裡沒有明確將被默默然寄生的默然者分類，是屬於人還是獸類。

　　假設一個功利主義者來到了白教堂或者是那時的曼哈頓，如果他知道盡快逮捕嫌犯將停止騷亂，那麽他得出結論，他有責任容忍處罰一個無辜的人，即便這樣會導致一個無辜的人被判死刑。

　　當然，也有人會說克雷登斯不是無辜的，他至少被格林德沃利用了，而且還殺死了小亨利·肖。但如果開膛手傑克並不是那個吸血鬼呢?真凶還會繼續犯下更多的罪行，雖然後來再沒有人成為開膛手傑克的受害者了。

　　阿伽門農面臨兩個選擇，要麽獻祭自己的女兒，從而給遠征軍帶來較大的利益——順風，要麽不獻祭，這麽做遠征軍自然無法啟程，但也讓他的家庭保持完整。

　　只要讓街道重新恢復和平和秩序，那麽殺死克雷登斯、吸血鬼這類“恐怖分子”也是無責，或至少是沒有處罰必要的。

　　當然也有人不認同，那麽換一個，理查德·帕克死了，會讓同船的更多人活下來，他是否該為了多數人的利益放棄自己的利益呢?

　　食人是不被允許的，有人認為任何情況下都不該那麽做，這會導致一個結局，卡娜安德斯之板上所有人都死，這被認為是一個壞結局，盡管他們守住了一個不可逾越的規則。

　　如果給功利主義者一個規則，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以誣陷無辜的人，

這樣就是規則功利主義，它的好處是在於不會破壞法治，造成一種人人自危、惶恐不安的狀態。　　比如塞勒姆女巫審判時，所有人都爭搶著當原告，這樣就不會被當成女巫審判了，在審判的過程中，作為原告的受害少女們“由於吃了麥角菌出現了幻覺”。約翰尼斯·開普勒則經過詳細的調查，不僅為母親洗脫了嫌疑，還將真凶給找到了。

　　不過調查和取證需要時間，在這期間的人們是惶恐不安的，而這也是行為功利主義者想要規避的。

　　曾經有人做過這樣一個假設，一架飛機被恐怖分子挾持，要撞擊高層建築，為了避免更多的人員傷亡，空軍飛行員是否該擊毀那架客機呢?

　　一方面空軍飛行員存在義務衝突，擊落飛機是殺害平民，但是隻殺了少數人，不擊落則是不作為殺人，機上的乘客和高層建築裡的人都會死。

　　如果空軍飛行員謹守著規則，寧可讓飛機的無辜者和高層建築中的人都死亡，也要遵守“不得為了任何目的殺害無辜的人”的規則，那他就會陷入義務論，作為一個空軍飛行員的義務是什麽?

　　再有一個更糟糕的情況，這架飛機上有一個乘客是特殊的，他可能是重要的科學家、皇室人員、甚至是他同僚的親人。當飛行員決定擊毀客機的時候，他的同僚殺死了他。

　　當飛行員或他的上司決定擊毀時，他們沒有將飛機上的乘客當成人，那個第三者卻因為親人在飛機上，做出了他覺得有可能的判斷，飛機上的乘客與恐怖分子搏鬥，解救了被挾持的飛機，阻止飛行員擊毀客機。

　　同時也有這種可能，飛機上的乘客、高層建築裡的人以及飛行員因為第三者的阻卻都死亡。

　　所以可以這樣說，誰接到這個任務誰倒霉，除非上司和飛行員有深仇大恨才會把這個任務交到他手裡。

　　如果其余旁觀者基於某個規則，認為不可以擊落飛機，那就是縱容恐怖分子將乘客作為工具，所以不宜動輒以生命作為手段，批判行為功利主義的觀點。

　　一旦規則出現了“例外”，比如“我不可以說謊”變成了“為了保護更多的生命”而說謊，那麽它也會坍塌成行為功利主義，為了某個非正義功利而懲罰無辜者。

　　當其他人都認為，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擊毀客機時，一個人認為，親人帶給他的快樂和幸福多過其他人活著給他帶來的快樂和幸福時，他動手殺了執行任務的飛行員，這是基於他的理想規則體系的決策導致的後果。

　　所以最後的結局是，即便macusa和神奇動物保護司處決了無辜的生命，也無人追責。

　　然而現在西弗勒斯所面臨的情況卻不是這樣了，人要為自己說的話負責，哪怕他沒有誹謗或誣告任何人，而是提出了一種假設。

　　有一個俄國間諜出於某種目的潛入了白金漢宮，在牆上留下了“瓊恩在這兒”的字，這麽做是為了製造恐慌。

　　要是平時或許有人會信——要不然就只能接受鬧鬼了，可前陣子才有人出書指控軍情五處總乾事是俄國間諜，白金漢宮要是也有俄國間諜，下一個是不是該說女王也是間諜假扮的?

　　盡管a先生說某位“先生”大發雷霆，卻沒有否認這個可能性。因為兩個月前，有一個西德的年輕人開著飛機在克林姆林宮降落，接著俄國“防空兵”的數量就在激增，導彈和戰鬥機的數量也增加了。

　　現任軍情五處總乾事叫“馬丁·瓊恩”， 他的保險櫃裡放著不少機密檔案，然後放在公寓裡的檔案都沒了，西弗勒斯繼續留在這裡“等通知”。

　　她不知道英國公務員的效率如何，反正克格勃在那個西德青年降落一個小時後逮捕了他，當然，那架插著德國國旗的飛機沒有被擊落。

　　其實為了讓“戲”演得真，可以真的找個囚犯讓其溺死，讓他的肺裡充滿藻類的海水，這可比肺炎產生的水“細節”多了。

　　可在面臨各種道德責任和義務時，不能因此而無視個體生命的價值，否定個體的生命存在。

　　如果她處於那個時代，她不會支持格林德沃，也不會支持鄧布利多，盡管她必須和斯卡曼德一樣選邊站。

　　她拉上了窗簾，隔絕了室外的陽光和視線。

　　她打算換衣服出門了，換衣服還是在黑暗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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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深處在舉行一場葬禮，被埋葬的人只有簡陋的棺材，周圍的人都表情哀淒。

　　她一時不知該不該上去，因為那個死者很有可能是與昨天的混亂有關的。

　　“你是不是忘了什麽事?”鄧布利多在她身後說。

　　“我記得。”她平靜地說“你已經死了。”

　　“這些人也是。”鄧布利多說“他們早就已經死了。”

　　“他們是什麽?記憶?靈魂?”波莫納問。

　　可是無人理她，等她回頭，根本沒有任何人。

　　她在這些參加葬禮的人裡看了一圈，沒有看到熟悉的臉，於是又走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