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有一位叫屈尼奧的法國炮兵指揮官層受命研製一種用蒸汽機驅動的牽引車來拖拽大炮,這就是蒸汽機的雛形。但是它煤耗太大,而且過於笨重,容易陷入沼澤中,因此法國軍隊沒有繼續投資屈尼奧,這個發明也因此擱淺。
英國則不同,最早使用礦路的便是煤礦公司,煤礦企業可以持續為蒸汽機技術投錢。
英國鐵路的軌距為7英尺,大概就是兩匹馬屁股的寬度,早期的列車是由馬車公司改行生產的,而法國的鐵路則用的米製,同樣比利時用的鐵路也會采用米製,另外比利時的法語區主要是礦區。
在推廣民法典的同時還要推行公制度量衡,這一點在督政府時代就已經實行過了,不過效果並不顯著。天主教被迫害,征兵還引起了農民暴動。就目前階段而言,大規模建設她印象中的那種鐵路是不可能的,不論是技術還是資金都無法達到。
擴建安特衛普港對英國人也有好處,他們可以將礦石運到這裡加工。在喬治安娜的印象裡,英國是先有的工廠,然後有的鐵路,鐵路將各個工廠鏈接起來,而非古代那樣,沿著運河修建磨坊、城市。
科學家的天才靠自己,工程師的天才靠社會,牛頓和瓦特是完全不一樣的人,牛頓在自己的書齋裡就可以算出經典力學的原理,瓦特卻必須在索霍工廠裡組裝,蒸汽機組裝工人是目前最緊俏的職業,普魯士人挖了一個工程師過去,仿製出了蒸汽機,俄國則將300個工程師一起“打包”了,為這事喬治國王還和沙皇起過外交爭端。
那位被押送到巴黎的安特衛普前市長曾經是督政府時期的元老院成員,走私算不上要命的重罪,充其量沒收家產,但是他選的時候卻是在《亞眠和約》簽訂前,說嚴重點可以是叛國罪,即便現在不會用斷頭台了,絞刑架還是存在的。
他首先被送到布魯塞爾的重罪法庭,在有名的律師貝裡耶的辯護下,陪審團全票通過免於起訴,他被無罪釋放了,布魯塞爾人哪管的著法國人呢?
甚至他們一定程度上還抱著看好戲的心態,他被釋放的時候還被當成勝利者歡呼,拿破侖對此非常惱怒。他讓人將前市長移交到亞眠重罪法庭,一切都照著他說的做了,但是最後結果還是一樣,緊接著前市長就被移交到巴黎高等法院,成為沒事做在法院看戲的觀眾們的談資。
有好幾家咖啡館可能受到牽連,一邊喝咖啡一邊討論政治、藝術、戲劇、文學是巴黎人的生活。如果波拿巴派兵到這些地方,事態就變得不可收拾了,再說買匕首的怎麽知道這把匕首曾經殺過人呢?
腓德烈大帝能推翻法院的判決,通過內閣命令執行他的判決那是因為他有絕對君權,這甚至和英國的王座法庭都是不一樣的。在光榮革命之前,國王宣誓時說的是“維護先王批準的法律和習慣”,到了威廉三世宣誓則變成了“根據議會同意的法規進行統治”,《權利法案》規定了,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強迫人民承擔或繳納貢物、貸款、捐助賦稅和其他類似負擔,非根據國家法律和法庭判決,不得逮捕關押任何人或剝奪其財產,政府軍不得佔據民宅,不得根據軍事戒嚴令人意逮捕公民。
也就是說腓德烈大帝判決的阿諾德磨坊主案,如果換到了英國,最後結局也是如同普魯士地方法院和柏林最高法院判決的結果一樣,阿諾德要失去他的磨坊,支付他拖欠的租金。
這是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區別,
程序正義強調的是執法、司法過程中行為的合法性,實體正義認為,為了追求普遍認知的“懲惡揚善”的法律結果,可以部分犧牲程序正義,而傳統的法律理論認為,不具有程序正義的“正義結果”是“毒樹之果”,是不會被法庭采信的。 按照程序正義,阿諾德要根據自己所簽訂的租憑合同的條款找到相關依據,然後對自己的違約行為進行申辯,阿諾德夫婦該去找律師而不是找國王。
一個好的律師不僅可以幫他止損,而且還可以讓那個“仗勢欺人”的地方委員把鯉魚池拆了,完成君權才能實行的事,這就要對德國的法典非常熟悉了,德意志由許多個公國組成,一條河流會通過好幾個公國,甚至像萊茵河這種河流會跨越好幾個國家,如果上遊的都和格斯多夫一樣,修個大壩把水給截了,用於灌溉或者修鯉魚池,那下遊的國家怎麽辦呢?
對於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公眾來說,腓德烈大帝的判決是公平正義的,法律沒能保護弱者,國王卻做到了,腓德烈大帝在普魯士有絕對權威,他在國內想幹什麽都順順利利,哪怕他發動了七年戰爭和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並且自稱大帝而非國王呢?
巴伐利亞戰爭又被稱為“土豆戰爭”,因為當時戰爭雙方都在忙著在波西米亞收割馬鈴薯。在這場戰爭中,不論是普魯士還是奧地利,都沒有大的作戰行動,而是保持對峙狀態,同時利用複雜的調動,通過部隊的機動來切割對方的交通補給線、基地和要塞,以此讓地方退卻。
最後奧地利做到了這一點,普魯士的軍隊一步步被逐出奧地利,還佔領了巴伐利亞的若乾地區,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
1780年剛好是巴伐利亞戰爭結束,雙方在瑪利亞特雷莎太后的敦促下,以及法俄調停下召開特申會議,這個和約結束了執行了一個世紀的《西伐利亞和約》,它是《威斯特敏斯特伐利亞條約》的別稱,結束了西班牙與荷蘭的八十年戰爭和德國的三十年戰爭。
除了“土豆戰爭”外,巴伐利亞王位戰爭還有個別稱,叫“內閣戰爭”,內閣戰爭的特點是軍官由貴族擔任、規模小、戰爭目的單一,軍事同盟與敵對關系常常改變。這種戰爭模式是從《西伐利亞和約》簽訂開始後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前一系列戰爭共同特色,大多數由國王或貴族發動,而不是基於國家利益,因此這段時間的戰爭多與王位繼承有關,也可被稱為“國王的遊戲”。
誰繼承王位,和一個每頓飯吃馬鈴薯,老婆都沒著落的人有什麽關系呢?這種“關我屁事”的戰爭當然沒有人想參加。法國大革命不只是變成了共和國體制,主要是人人都能分到一塊土地,法蘭西共和國沒了,農民手裡的土地也沒有了,為了自己的利益,也為了國家的利益,戰爭模式發生了變化,不再是君主之間的“私人恩怨”,而是從國家層面考慮,以革命和保家衛國為基礎了。
群體是情緒化的,有很多愚昧之徒以為根本沒有所謂正義,正義不過是一句空話,沒有實際內容。
格林德沃在演講時說,巫師是在阻止麻瓜毀滅世界,所以巫師參戰是正義的。
正常女人看到小嬰兒都會激起母愛,對他心生憐憫,很難下手,但為了“更大的利益”,還是會狠下心的。
這樣的殺戮是沒有愧疚感的,也就不會有猶豫,這種軍隊的戰鬥力當然和心懷良知,在聖多明各不願意向奴隸開火的波蘭人不一樣了。
腓德烈二世的這一手的作用甚至超過了勝利的麻藥,即便他不是神的國王。
在這個神權瓦解的時代,繼續以君權神授捍衛正統已經沒用了,到了俾斯麥的時代,普魯士乾脆把奧地利逐出德意志成立第二帝國,這也是霍亨索倫家族統治的最後一個國家。
普魯士素來以鐵血著稱,從比利時東部開始就進入多山地帶,在這種地區修建鐵路的工程量當然和修建輕型鐵路、礦路不一樣了。
看著鄰居修路發財,自己修不修呢?可是這是違反腓德烈大帝留下的名言:修路是方便敵人入侵。
但太陽王路易十四也是個愛修路的國王,同樣愛修路的還有羅馬人,條條大路通羅馬麽。
“該死的怪物!”
喬治安娜放下了手裡的筆,她寫什麽采購單。
他剛才扮演的根本不是吟遊詩人,而是花衣吹笛手,她剛才就像是那些小孩,聽了他的笛聲跟著走了。
女人本不該傷害女人,可能琪亞拉並沒有做什麽,可是她無法保持“客觀”。
赫卡帕是帕裡斯和赫克托爾的母親,也是她向雅典娜獻祭的。
特魯伊城滅後,她的孫子被摔死,兒媳成為奴隸,但她自己太老了,當安德羅瑪刻為自己的命運哀歎時,老婦人這麽勸她:
我自己從沒坐過船,但是看見過畫,聽說過航海的故事。
水手們遇著不大的風浪時,往往為了脫險而努力搏鬥,有人管掌舵,有人管帆,有人從船裡往外戽水,但是如果風浪太大,把船打翻了,他們就聽天由命,任憑湧浪沒頂。
如今我也這樣,遭受這許多苦難,我一聲不響,什麽也不說,神降的災難壓倒了我。
啊,親愛的孩子,赫克托爾的命運別提了,你的眼淚無法救他複生,還是去敬重你現下的主人吧,用的姿色迷住那個男人,這樣做了,你將使你的親人和你一起高興,你也可以把我的孫子——特洛伊的救星養育成人,讓你傳下來的兒孫日後可以重建特洛伊,城邦可以複興。
他一直都喜歡高乃依和拉辛的作品,認為悲劇才是國王的教室。
也許不是所有法國女孩如此,至少馬克西米安夫人利用了自己的“美色”,讓海格透露了第一個項目的內容。美女有這方面的優勢不用,這和有魔杖卻不用有什麽區別?
既然選擇了當智慧女神,又何必在意是不是“最美的女神”呢?
可是赫卡帕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她只是執行自己的職責,就像她為傷者包扎傷口,而她的另一個兒子赫克托爾的弟弟赫勒諾斯則在聽了預言後提前投靠了阿喀琉斯的弟弟,並且深受其信賴,死後繼承了他的一切。
他後來娶了安德洛瑪刻,與她生下了孩子,並且將厄皮魯斯建成了“小特洛伊”。
塔西陀寫羅馬人是特洛伊的後代還有一個原因,羅馬毀滅希臘就像希臘毀滅特洛伊,複興也好,復仇也罷,羅馬對希臘沒有絲毫愧疚。
藝術不像司法,可以公正得評判,她覺得不好,別人的覺得好,她要是因為“某些原因”否決了,別人會說她不夠公正,所以法院前面的正義女神是蒙著眼睛的。
誠實得說,喬治安娜個人覺得琪亞拉的作品不是最好的,她更喜歡那個卡呂普索的雕塑,幸好斯凱爾德河有兩岸,她可以一左一右把兩尊雕塑都放上,可是她就是覺得很氣。
北歐神話裡海神埃吉爾和他的妻子瀾經常攔路勒索,這樣他們倆守在那兒倒“相得益彰”。
在摔東西泄憤前,喬治安娜去找雷拉。
她不管那個英意混血尤物多麽迷人、多麽無辜、多麽性格活潑、被倫敦的貴族男子們追捧,從今以後她舉行的所有宴會都不允許琪亞拉參加。
現在她知道“放逐”的樂趣了。
理性告訴她女人不該傷害女人,不過感性告訴她,這太難了。
很抱歉,她不是什麽聖人,而且,她開始明白為什麽軍隊裡有人會說別以為用官職、俸祿和榮譽就讓他們效忠他了。
就連她這個女人,也發現想長留在他身邊都很困難,以前她怎麽那麽“天才”,居然想陪他去厄爾巴島“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