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上，蘇軾和蘇澈的官途之路並沒有眼下這麽順利。

　　嘉佑二年，蘇軾和蘇澈登科及第之後，並沒有留在京城等候吏部的派官，而是馬不停蹄地趕回老家眉州，因為他們的母親程氏去世了。

　　有宋一朝，凡是父母去世，官員一般都是要丁憂三年，蘇軾和蘇澈正是意氣風發之時，卻遭遇此事，不得不說也是天意難為啊！

　　等到嘉佑四年九月，蘇軾和蘇澈守孝之期滿後，二人方才離開眉州老家，於次年二月抵達京城。三月，經過吏部篩選，蘇軾被授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轍被授予河南府澠(mian)池縣主簿。

　　但是蘇家兩兄弟沒有前去赴任，當然不是因為嫌棄官職小，而是因為朝廷在明年要舉行一屆製舉，歐陽修知道後，便同天章閣侍製楊畋，一同舉薦了蘇家兩兄弟參加這場意義非凡的考試。

　　與貢舉不同，製舉大約起源於唐太宗貞觀年間，是朝廷選拔特殊人才而設立的特殊考試。

　　唐朝門閥勢力還是很大的，所以有唐一朝製舉非常興盛，但到了宋朝，由於科舉製的不斷規劃，作為補充的機制，製舉的規模就越來越小了。

　　同貢舉相比，其一，製舉的舉辦時間不固定，貢舉在宋仁宗登基以後，基本上是兩年一屆，而製舉需要皇帝下詔才可進行。

　　其二，對應試者有身份限制，製舉面向全天下的士子，而貢舉僅限官員報名，而且必須有至少兩位大臣的推薦才行，就好比現在的保送在職研究生。

　　其三，錄取的比例很低，宋朝的科舉考試，動輒錄取上千人，而反觀製舉呢?可是說完全是另一個極端。終兩宋之世，隻舉行過22次製舉，而錄取的人數只有區區41人。

　　不過既然是為了選拔特殊人才，那麽自然還是物以稀為貴的好。

　　宋朝的官員很多，所以參加製舉的也很多，為了確保極高的淘汰率，製舉的流程可以說是能夠虐死人。

　　考生需要過三關，第一關稱為“進卷，”考生需要上交五十篇策論，沒錯是五十篇，不是一篇兩篇，而後交由兩制官員包括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負責評分。

　　一篇寫的好不行，兩篇三篇也不行，而是要五十篇寫的全都好，文辭足夠優美，邏輯夠清晰，能夠拿到“次優”及以上的分數，方可進入第二關。

　　第二關稱為“閣試”，因為考試地點設在秘閣而得名，屬於製舉的初試環節，考試內容是寫六篇試論，每篇五百字以上，要求一天之內完成。

　　主題考察經史的內容，重點考察考生的涉獵是否廣泛，當時的士子普遍認為這一關是難度最高的，因為進卷的五十篇策論可以提前寫，反覆修改。唯獨閣試及其難，經史浩如煙海，鬼知道題目從哪一本書裡面出，而且一天之內要寫六篇，所以這不是考試，簡直就是煉獄。

　　本屆製舉的科目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顧名思義，就是想選拔有見識有膽魄的飽學之士。

　　蘇軾和蘇澈對這方面恰恰是極為擅長的，所以兩兄弟順利的通過了前兩關，上百名官員參加考試，最終通過第二關的只有四人。

　　嘉佑六年八月，第三場考試“禦試”在崇政殿如期舉行。

　　宋仁宗親自出了一道題目，即“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弊政尚多”簡而言之，說來說去還是三冗問題。

　　蘇軾認為其根源在於遼和西夏，再者就是后宮。

　　遼國和西夏兵鋒正強，宋朝乾不過人家，所以這方面沒有作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宮是可以加以控制的。

　　宋仁宗後期為了生兒子，后宮的開支很大，蘇軾認為后宮之費不下一敵國，所以當務之急就是先拿后宮開刀。

　　還有就是“軍冗而未練”，蘇軾認為冗兵的根源在於“將不足恃”，能力不夠，就拿人數來湊，長此以往豈能不冗。

　　至於冗官，蘇軾認為朝廷應該改革考察官員的方式，使得“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

　　蘇軾的解答恰到好處，說到了仁宗的心坎裡面。

　　但這次科舉最大的看點不是蘇軾反而是寡言鮮語，素有敬心的蘇轍。

　　一樣的策問，血氣方剛的蘇轍完全不按套路出牌，開篇就說宋仁宗這些話是“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就是說宋仁宗你這話說得一點誠意都沒有。

　　緊接著，蘇澈將宋仁宗給狠狠的批了一頓，指責他“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谘謨，便殿無所顧問”，並勸諫宋仁宗千萬不要心存僥幸，自欺欺人，除此之外，蘇轍還連帶著把宰臣、三司使也罵了個遍，正所謂雨露均沾，一個也沒落下。

　　當蘇轍把這份六千字的答卷交上去的時候，感覺很是酣暢淋漓，但隨即又心生一絲悔意，爽是爽了，可自己的仕途只怕也就此止步了。

　　俗話說得好，衝動是魔鬼，不容你後悔。

　　就連蘇轍本人也沒有想到，圍繞他的這一篇答卷，下至閱卷官，上至朝堂重臣，甚至宋仁宗本人也參與到了其中，竟然爭執，糾結了半個多月的時間。

　　爭論的焦點倒不是如何治這位考生的罪，畢竟因言路獲罪並非大宋朝的慣常作風。

　　負責初評的是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的胡宿，既有淵博的知識，又不乏剛毅的性格，他認為蘇轍應該直接罷黜，為什麽呢?因為蘇轍跑題了。

　　蘇澈說宋仁宗“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完全是在胡說八道，事實上，宋仁宗在宮閨生活上面是比較自律的。

　　蘇轍後來自己也承認，當年之所以這麽寫都是聽信了道聽途說之言。

　　一個官員如果將道聽途說的事情信以為真的話，那麽從這個角度來看，將其直接黜落，是沒有任何爭議的。

　　另一位閱卷的官員也是同胡宿一樣的看法， 但是到了複試的時候，司馬光認為這位考生“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取”。司馬光認為不僅要將他錄取，而且要列為頭名。

　　范鎮認為頭名有些過，還是以最常見的四等錄取最為妥善，司馬光最終做出了讓步，同意范鎮的意見，但是一根筋的胡宿卻是依然不同意，同司馬光和范鎮爭執不休。

　　俗話說得好，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裡，蘇軾的這篇文章很快就被傳到朝堂上去，一時間朝堂也是議論紛紛。

　　鑒於雙方分歧太大，朝廷決定打破常規，重新安排考官進行評叛，最終采納了胡宿的建議，將這名考生黜落，並且交由宋仁宗最終定奪。

　　宋仁宗拿到後也很是為難，但好在司馬光說了一番肺腑之言，宋仁宗於是對群臣說道:“盡管這篇文章裡有一些道聽途說的不實之辭，但瑕不掩瑜，不應該求全責備，再者說，朕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朕，進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

　　最終宋仁宗一錘定音，結束了這場持續半月之久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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