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殿內，梁適的話一落，趙昕就飛速的在腦海中想此次的主考官該任命誰才能達到公平公正公允。

　　良久趙昕方才說道:“以往，歷屆恩科主考官只有一人，難免會因各人喜好而評價，所以本次科舉，以及日後我朝的科舉，每一次皆有三位主考官，不分大小，三位主考官共同閱卷。”

　　宋庠出言道:“若是三位主考官有爭執的話，該怎麽辦?”

　　“若有分歧，考卷暫留，呈上來由朕決斷！”

　　趙昕淡淡的說道。

　　“官家英明！”

　　宋庠施了一禮。

　　趙昕在眾位朝臣中掃了一眼，方才說道:“今歲恩科主考官為范仲淹、晏殊、張方平。”

　　范仲淹擅時政，晏殊善詞作，張方平善財政。

　　“臣等領命！”

　　三人異口同聲的拜道。

　　梁適見主考官沒自己的份，不免垂頭喪氣，便道:“官家！先前關於考場的規定還有一言未曾言道，那就是謄錄法。”

　　糊名法即封彌製實行以後，科場規范嚴密了許多。但是，某些考生通過在試卷上做標記、寫暗語等方式，提醒閱卷者自己的身份，徇私舞弊的現象仍然存在。

　　為此，科舉考試又實行了“謄錄法”。所謂“謄錄”，顧名思義，就是將考生的試卷全部謄抄過錄一遍，閱卷者只能看到謄抄過後的試卷，徹底杜絕了通過字跡、暗語等給人情分的可能。

　　趙昕笑道:“多虧了梁卿提醒，謄錄法也一並實行吧！”

　　禮部尚書晏殊起身說道:“官家！現今朝廷禮部右侍郎一職空缺，不知官家有何打算?”

　　梁適掃了眾臣一眼，發現慶歷年間的大臣們幾乎齊聚一堂了，不免的有些孤獨感，便起身說道:“官家！臣保舉杭州知州司馬光，司馬光先前教導官家讀書，現今官家登基，司馬光功不可沒！”

　　“嗯！準了！”

　　趙昕想了一下，似乎也沒什麽不妥的地方，便答應了此事。

　　“官家！老臣突然想起，剛成立的商部似乎還缺一位右侍郎！”

　　龐籍忽然開口說道。

　　商部卻右侍郎的事情，趙昕心裡自然清楚，本來這個職位他想提拔王安石來擔當的，但被張方平以資歷不足給否定了，所以商部右侍郎一職便空缺了下來。

　　“龐相心中可有人選?”

　　趙昕問道。

　　“官家！臣保舉屯田員外郎范祥！”

　　龐籍拜道。

　　“官家！先前范祥未經請示朝廷，竟然擅自修築距離秦州三百裡的古渭州城，結果剛一開工，青塘族羌人聚眾攻破我軍的堡壘殺掉了上千的守軍，范祥因此被罷免了陝西轉運使一職。臣以為范祥雖然私自修建古渭城，但初衷是好的，只是結果不盡人意。”

　　韓琦出言道。

　　提起范祥，就得說一說解鹽通商了，宋朝鹽課是除了田賦之外的第二大財源。

　　宋朝的鹽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海鹽，即從海水中提取，主要產自東南沿海地區，海鹽實行一定的通商制度，允許民間自由交易，官府只收取鹽稅。

　　第二類是井鹽，即從井下鹵水中提取，主要產自四川，井鹽又分大井和小井，大井由官府控制，小井則允許當地百姓交易，官府也收取鹽稅，但是卻命令禁止出川銷售，也就是四川產的鹽只能在四川賣，一旦你拿到外面賣的話，就以走私罪論處。

　　第三類就是池鹽，產自今天生西運城的鹽池，眼下叫解州，屬於永興軍路，所以俗稱“解鹽”。

　　解鹽與大井鹽一樣，采取嚴格的官榷制度，官府負責征用當地民夫到鹽池工作，工作時間是五年，每年都要按照官府的定額完成“種鹽”的任務，每戶大約2300石，解鹽出產之後，官府再征用民夫運輸到各地銷售。

　　但官榷如同茶官榷一樣，主要有三大弊端，第一，運輸任務繁重，兵民不勝疲勞。第二，民夫種鹽只是為了交差，沒有工作積極性，交出來的鹽自然也就沒有質量保證，但官府卻控制價格，無論好壞，價格居高不變，第三，就是同茶官榷一樣，生產、運輸、保存等損耗太過嚴重，官府得不償失。

　　劉娥臨朝時，曾經大力支持過解鹽通商，但後來宋朝與西夏交惡，國庫壓力山大，便又恢復了解鹽官榷。

　　但實際的結果是增加的那點鹽課收入，還不足以支付打擊走私的之法成本。

　　慶歷八年，范詳正式開始解鹽通商改革，主要有，鹽商不能拿著現錢直接到鹽池交易，而是先要到設在邊境的折博務換取鹽鈔，再憑借鹽鈔去鹽池提貨，由於鹽的特殊性，范詳並沒有完全的開放一級代理。

　　改革自古以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由於范詳過於謹慎的原因，導致整個變革的成效大打折扣，引發了朝野內外一片的質疑聲。

　　范詳擔心鹽商將解鹽運往各地之後，通過虛報，漏報等方式逃稅，便將鹽稅提前算到鹽價上面，如此一來，解鹽的批發價格自然就會上漲，由於變法之前，市面上還有一定的存鹽在，鹽商們按照新法批發解鹽的話，和市面上的解鹽相比沒有什麽成本優勢，所以新法剛開始的時候，朝廷的鹽課收入不增反降。

　　朝臣們一看自然不樂意了，變法是為了增加收入，怎麽反而越變越窮了呢?

　　如果放在現在來看， 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預先攤入鹽稅的做法不是不可以，過渡時期的休克現象是難以避免的，但市面上的解鹽終歸有消耗盡的一天，到那時，鹽商們依舊是會回過頭來批發朝廷的解鹽。

　　宋仁宗一向耳根子軟，大臣們提出質疑聲，而范祥仍然堅持要改革，仁宗便派了包拯去調查此事，包拯認為這項改革是先害而後利，認為朝廷應該著眼於長遠，不計較眼前的蠅頭小利。

　　宋仁宗難得的采納了包拯的建議，壓下了各種質疑的聲音。後來事實證明，包拯的判斷是正確的，隨著新法的推行，解鹽通商的效益也顯現出來。

　　從皇佑元年到皇佑二年，這兩年的時間裡，解鹽的收入達到了289.1萬貫，比過去兩年的收入還多51.6萬貫，到皇佑三年和皇佑四年，解鹽的收入分別達到了221萬貫和215萬貫。

　　就在在時，范祥惹事了，被免了職位，那時的趙昕還在流求和福建路來回折騰，自然顧及不到范祥，要不然以趙昕的脾氣定然是要率軍好好教訓一下作亂的羌人。

　　而且趙昕還知道接替范祥的李參做了一回豬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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