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裡，那是一家喧鬧的醫院。每天都有無數個人掛號，走廊上的人堆疊在一起，但這麽多人湊在一起卻也沒湊出溫暖，冷色的燈光照在每一個人身上，多一個人，便多一份冷色。

　　這裡的每個人都來自不同的區域，不同的工作，不同的階級。但他們一旦在一個病房以後，卻意外的都聊得來。他們不聊生活，他們隻聊身上的唯一的，也是最根本的共同點——疾病。或許……雖然他們階級不同，但其實活法還是一樣。

　　我記得相當清楚，那是我割扁桃體的時候。

　　冰冷的通訊聲音廣播著手術前後的號碼:“請某某號的病人以及病人家屬到……”

　　“去吧，兒子，到你了。”

　　母親的聲音在我背後傳來，護士牽著我的小手走進了手術室，抬頭透過口罩看她的臉，只能看出是個有著白皙皮膚的護士。

　　法醫的眼裡沒有成人小孩兒之分，我覺得醫生也差不多。我記得那天給我手術的醫生們粗魯地把我綁到床上，又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給我打了麻醉劑。

　　我開始有點兒想念剛才護士的溫柔了。

　　都說醫生尊重手術時的肉身，但在我這不是。就像這個世界不尊重我的情感與靈魂一樣，他們不尊重的是我的肉身。

　　視線模糊中，看到他們掰開我的嘴，用手術刀伸進我的咽喉。

　　完成手術的我被車推出，我看到我被割下的扁桃體放在一個有著冰塊的密封袋裡，母親拿著密封袋在我眼前晃著，她對我說:

　　“看，給你保留下來吧”

　　剛動完手術的我無法說話，不然我真想對母親說一聲:

　　“扔了吧，又不是我的東西了”

　　嗓子動完手術真的難受，就連咽一口唾液也是無比的疼痛，那時病房裡有兩三個跟我做一樣手術的小孩兒，我們的話題都是:

　　“哎，你一天咽幾口唾沫啊?”

　　“十來次吧，你呢?”

　　“基本不咽”

　　“吹牛”

　　動完這個手術的小孩兒，在吃飯這方面都會把自家大人給難住，但我從來沒有過這個問題。

　　我基本不會讓父母替我選擇，即便是剛動完手術，我也執意要自己去醫院食堂打飯。

　　醫院食堂，位於這醫院的頂樓，食堂裡的人也很多，也都堆疊在一起，可這裡沒有冷氣。

　　我端著飯盒迷茫的看了看四周，在尋找一份良好的食品方案。就在這時，一個賣包子的大媽向我招了招手，我沒多想便走了過去，剛一靠近，便聞到一股極香的包子氣味兒，這股味道直擊我的鼻腔，它們似乎在治愈著我那剛動完手術的傷疤。

　　“來一個！”

　　“好好，大媽呢，再多給你一個，這個送你”

　　“一個就夠了，我吃不了兩個，嗓子剛動完手術”

　　“沒事，聽大媽的，你一定會吃得了”

　　真是一個奇怪的大媽。如果在現在，我覺得我選大媽包子的過程或許是魯迅式的，也有可能是泰戈爾式的。

　　魯迅:醫院食堂賣吃食的那麽多，為什麽我會選擇她老人家的包子呢?大抵是因為她家的包子治愈我的原因吧;泰戈爾:我望了望她，她望了望我，我買了她的包子。

　　不得不說一句，我更喜歡魯迅式的。

　　回到病房，打開飯盒，那股治愈之息立刻鋪面而來。我一隻手抓著一個，大口地吃了起來。隔壁病床的小夥伴都驚呆了，忙問:

　　“你嗓子不疼嘛?”

　　“舒服！”

　　主治醫生看了我這副模樣，也跟我父母說你家這小子虎啊，別人家小孩兒都不敢下咽，你孩子，牛。

　　我猜他以後肯定再也不敢粗魯地綁我了。

　　現在回想，那包子也不過就是普通包子，但那時它在充滿煙火氣的同時也給了我一點兒治愈之息。或許是因為大媽的熱情，又或許，是因為手術室、病房、走廊與食堂的差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