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詠霖認為北宋三代君臣在黃河問題上造的孽不比杜充小，他們是半斤八兩的水平，所以在杜充碑邊上又設了【宋君臣三易回河碑】。

　這座碑上詳細記述了杜充掘黃河大堤之前北宋三代君臣三次折騰黃河的事跡，記述了宋君臣人菜癮大的弱智行為，且重點提到了那位萬惡之源李垂的事跡。

　講述了宋君臣為什麽執意要讓黃河改道以及之後一系列腦癱操作的根源。

　他要讓一切大白於天下，讓時人後人都知道宋君臣這一波操作到底有多麽的禍國殃民。

　總而言之，冤有頭債有主，有仇報仇，有冤報冤，誰都不會被落下。

　黃河是經過了北宋君臣四次的折騰，才有了今日這般“輝煌”的“盛況”。

　這份“功勞”，若不能算在他們頭上，那麽因此而死的百萬人就真的是白死了。

　兩座碑的碑文都是蘇詠霖親自寫的，當時碑落成之後，蘇詠霖還親自去開封黃河邊上主持了公祭典禮，向殉難者獻上哀思，為大明朝整治黃河奠定輿論基礎。

　可不管怎麽說，經過北宋君臣四次“神級操作”，黃河從溫柔母親河被快速折騰成了野蠻後媽河，動輒咆哮怒吼出手傷人。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不真真切切的徹底治理一番，中原永無寧日，華北、河北的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也將陷入停滯，無法進一步發展，甚至不能恢復原有的狀態，華北平原、兩淮地區巨大的農業生產力也將被極大地限制。

　南方和北方的經濟發展差距將越拉越大，失去的數百年將進一步降低北方對於中國的經濟重要性，方方面面影響到中原之地的發展，且將極大地拖累蘇詠霖的工業發展計劃。

　這一點，是蘇詠霖不能容忍的。

　還好，蘇詠霖面對的黃河雖然遭到了北宋君臣四次摧殘，卻還沒有遭到常大隊長決堤花園口的那一波摧殘，所以面對的局面較之後世還要好上一些。

　此時的黃河雖然已經很難控制，但是情況並沒有壞到難以挽回的地步。

　杜充之後，一直到蘇詠霖覆滅金國期間，金國對黃河只有小打小鬧，沒有大規模治理，也沒有大規模摧殘。

　原因很簡單。

　一來，此時的黃河狀況雖然已經很差，尚且沒有頻繁決口，且前幾代金國皇帝還沒有放棄攻滅南宋，一直都想著覆滅南宋，當然集中全力攻打南宋，無暇治河。

　一直到完顏亮死後、完顏雍登基時，金國才徹底放棄攻滅南宋，轉而選擇與南宋共存，此時此刻，正好黃河的狀況也不斷變差，多次決口，於是治理黃河才上了金國的議程。

　所以此時此刻蘇詠霖面對的黃河基本上就是自杜充決口之後的原生態黃河，最多進行了一些修修補補小打小鬧。

　也算是他們運氣好，這段時間黃河沒有大規模決口發生，但是河水泛濫時常有之，只能說規模不大。

　趙開山統治期間，山東南部發生兩次河水泛濫。

　蘇詠霖統治至今，黃河稍微老實一些，還沒有出現泛濫或者決口的情況。

　黃河大堤雖然踉踉蹌蹌，倒也能夠一路走過來，勉強維系了兩岸的平穩。

　但是這種平穩能維系到什麽時候，蘇詠霖可完全不敢保證。

　萬一什麽時候下大雨，黃河水暴漲，大堤扛不住，一旦崩潰，則黃河下遊又將是千裡澤國，百姓罹難，所有的建設投入都會打了水漂——字面意義上的打水漂。

　所以立國之前，蘇詠霖就多次提出要治理黃河。

　甚至在和完顏亮決戰之前，蘇詠霖還提出以複興會為專門的全權治河部門，由他親自統領，集合朝廷各部門的力量發起治理黃河大決戰。

　以至於蘇詠霖光明正大設置複興會之後，很多人還單純的人為蘇詠霖只是設置了一個全權負責治理黃河水患的綜合性臨時部門，事畢即撤的那一種。

　這一次，蘇詠霖決定把複興會放到明面上，光明正大的公開一部分複興會的組織，讓田珪子出來亮亮相。

　然後以他作為治理黃河的實際負責人。

　在這場正式會議上，蘇詠霖做了一些宣布。

　“之前我設立了複興會這一組織，就是為了在治理黃河的時候統籌所有朝廷部門，複興會雖然不是正式朝廷部門，但是在治理黃河的問題上，複興會對任何相關部門都是高一級的。”

　一些不明所以的官員這才知道複興會是個什麽組織。

　說白了，就是一個專司黃河治理的事權組織，在黃河治理問題上，任何相關官署見面自動低一級別，必須要乖乖站好接受調遣。

　而且蘇詠霖還宣布了都察院左都禦史田珪子為複興會的負責人，全權負責治理黃河之事，這就給很多官員複興會惹不得的印象。

　開玩笑，都察院的老大提領治理黃河之事，你稍有不法行為他直接動用職權收拾你，你還要不要當官了?

　狠，那是真的狠。

　但是說真的，蘇詠霖設立複興會固然不單單是為了治理黃河，可是治理黃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

　人力物力和財力都是必要的先決條件，清明的吏治更為重要。

　否則歷史上很多次治理黃河，提出的方案都是切實可行且符合自然規律的，但是落到實踐層面上，就出了大問題，把原先好好的方案搞得一塌糊塗，最後功敗垂成。

　最典型的莫過於賈魯治河。

　腐敗到極點的元廷說是支持賈魯治河，但是底下那些負責辦事的貪官汙吏也不知道把工程經費、用料貪汙到了什麽地方去。

　使用的材料不是最好的。

　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最好的。

　甚至給勞工吃的東西都是最差的。

　朝廷撥下來的錢本來是足以完成黃河治理的，但是事實卻並非如此。

　賈魯治河表面上是成功了，可也就支撐了幾年，幾年之後黃河水患一切如故，到處崩壞，還激起了民變，最後賈魯本人也在鎮壓農民起義的戰場上死掉了。

　無獨有偶，後來明朝治河專家潘季馴的四次治理黃河也受到了政治因素和吏治因素的牽扯，以至於沒能獲得成功，沒能成功解決黃河水患。

　治理黃河需要協調的官府部門太多，他們彼此之間的矛盾，以及巨大的工程款的誘惑，還有沿途需要征發的百姓的管理，訊息的傳遞等等，都是治理黃河不可或缺的程序。

　而最重要的莫過於治理黃河的領導者之間的互相協作與互相成就，以及治河經費、材料的確保。

　這其中但凡有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黃河治理就是搞不好。

　所以蘇詠霖就認為不是古人治理不了黃河，而是腐敗的吏治使得治理黃河困難重重，無窮無盡的內耗把本來可以完成的項目搞黃了。

　因此蘇詠霖選擇了用複興會和田珪子總領此次黃河治理，總攬一切大權，超越於任何朝廷部門之上，擁有絕對的處置權力。

　他想的就是這一次務必要成功解決掉黃河水患，就算不能完全解決，也要將其引回故道，決不能任由其繼續奪淮入海。

　黃河若繼續以當下的河道入海，一旦水漲，必然奪淮入海，淮水水道狹窄，容納不了黃河水巨大的水量，必然溢出泛濫，那麽只會讓兩淮之地生靈塗炭，永無安寧之日。

　於是經過眾人討論，一致確定了此次治理黃河的要點在於將黃河流向改回故道，且最好是東漢故道，使黃河通過開封之後折向東北，繞過山東，東流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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