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可樂去和王智祥打了一聲招呼，就自己開車出門去了。他還要去辦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付可樂現在開這小小的黑色福特轎車，感覺和以前差別太大了，以前他是隻開這一款車，沒有對比。他現在開過摩托、裝甲車、坦克，甚至飛機都開過了，再回來開這黑色福特，就特別得心應手，雖然他之前開的也不差。

　　付可樂去的是天津《大公報》報社。他找到了《大公報》的主編王雨生，後者聽他講了大概的情況之後，就立刻帶付可樂去找社長一起談。

　　付可樂上一回和王雨生在天津國民飯店一起吃飯的時候，王雨生談起《大公報》有意在天津以外的其他城市開辦分刊，第一個選擇的地點就是上海。當時付可樂就曾經表示過一些興趣，王雨生還以為他說的只是客氣話而已，沒有想到今日付可樂竟然還因為此事找上門來。

　　王雨生帶著付可樂找到了《大公報》的吳殿昌社長。吳社長是天津知名的銀行家，思想進步、開明，並且一向主張堅決抗日的立場。

　　付可樂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說辭。他是複興社特服務天津站的情報組長，王雨生是知道這一情況的。如果付可樂說是他本人要和《大公報》合作辦上海分刊，只怕會違背《大公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則中的“不黨”，因為他是國民政府的官員。

　　於是付可樂告訴他們，自己前不久的德國之行認識了幾位德國猶太人朋友。現在他們有意在上海與《大公報》合作辦報。付可樂此行是作為那幾位德國猶太人的全權代表，負責商談此事。

　　雙方的會談進行的比較順利，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付可樂父子加上他叔叔付今墨，醫術高明、醫德高尚，在天津名聲向來很不錯，吳和王二人認為他值得信任。王雨生還是勇利鹼廠老板范旭初的朋友，他知道付可樂幫助挫敗了日本人對勇利鹼廠的陰謀。

　　第二、幾個德國猶太人的大學教授、藝術家的文化人身份讓吳和王很認可，而且他們中間還有熟悉印刷出版業的行家，是《大公報》很理想的合作對象。

　　第三、德國猶太人竟然已經置辦了德國最先進的海德堡自動圓壓平印刷機，已經訂購了頂級的德國進口新聞紙。天津《大公報》和他們的合作，對於在上海展開和三足鼎立的《申報》、《新聞報》、《時報》的競爭，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雙方在大的方向上沒有出入，其他的就都好談。隨後，他們在相對還比較關鍵的佔股比例、利益分配的問題上，也談得很順利。由於猶太人一方明顯投入巨大，無論是頂級的印刷機器還是高水平的專業人才，佔據主導地位那是應該的。付可樂辦報這件事，並不指望在辦報本身上賺多少錢，所以在利益分配上他又主動做了一些讓步。

　　這樣，付可樂這次來天津《大公報》報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已經達成了。剩下的實際操作的各種細節問題，就不是本次商談的內容了，需要日後逐步完成。

　　然後，付可樂就開始和他們談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和霍冬閣昨天聊到半夜的事情。而現在，他要向吳殿昌和王雨生詳細說明，以尋求他們的大力支持。《大公報》的支持是他的計劃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昨晚，他是這麽分析給霍冬閣聽的。

　　在他們眼中，日本人是最大的共同敵人，堅決抗日是他們共同的訴求，這一點上天津《大公報》也是相同的。《大公報》計劃去其他城市辦分刊，

也是因為天津這座城市，已經處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大公報》不能坐以待斃，所以要早做打算。　　霍冬閣辦精武體育協會，是想通過武術來增強國人體魄，振奮民族精神，從而能夠有力量、有志氣去和日本人抗爭。可是平民的拳頭是鬥不過軍人的武器的，國民政府的軍隊又在奉行不抵抗政策。所以，付可樂認為，現階段和日本人的鬥爭，要更加聰明、更加隱蔽、更加合理、更加有效一些。

　　付可樂提出的建議是，把對日火力集中到反對鴉片的行動上！1907年英國政府和中國簽訂協議，用每年的時間將從印度進口到中國的鴉片數量減少十分之一，花十年左右的時間徹底結束對鴉片生意的政府公賣。隨後日本人就開始填補英國人留下的鴉片市場空缺。

　　日本人自1895年割佔台灣之後，就開始養成在佔領區建立鴉片專賣制度，毒化當地人民，攫取暴利的惡習。當時日本人為了在台灣大規模推行鴉片專賣，甚至重啟了日本國內原本已經萎縮的鴉片種植。

　　日本人侵入中國大陸之後，在天津、在上海、在杭州、在全中國的許多城市，開著幾百上千家煙館，發展速度在近年來極大加快。因為在被他們已經佔據了數年之久的東北種植了無數的毒品作物，保障了他們充足的鴉片原料。這種鴉片生意，正在快速毒害著無數中國人的身體，損害人們的健康，抽取人們的骨血，賺取到巨額的財富，再把資金輸入到日本軍隊的建設上。日本人的鴉片戰略，掠奪了中國的財富，也削弱了人民的抗日意志。鴉片是日本人“以戰養戰”的重要工具。

　　而這一切，日本人並不敢做得過於明顯，否則會在國際輿論上承受很大的壓力，畢竟歐美列強現在已經不做鴉片生意了。日本政府不能明著做鴉片生意，就派出日本僑民走私鴉片，或者利誘在中國的白俄羅斯人、朝鮮人、中國本土的黑惡勢力，讓他們去販賣經營鴉片。

　　所以，如果把鬥爭的方向，把現有的力量投入到反鴉片行動上，就不會是用拳頭去鬥機槍，反而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真正能打到日本人的要害處，真正打疼他們，他們還不敢喊疼。

　　付可樂為此制定了切實可行的計劃，主要由五方面組成:

　　第一方面，霍冬閣將組建天津精武體育協會，隨後利用他在中華武術界的崇高地位，發布重獎，舉辦武術健身錦標賽，然後再借武術健身大賽激起的巨大反響，和霍冬閣在天津，乃至在全中國的巨大知名度，把知名度變成影響力，由他發出強烈追求身體強健，堅決拒絕吸毒的大聲呼籲。

　　第二方面，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組織將組建劇社，進行多場、多劇本的以普及毒品巨大危害知識，宣傳禁毒意義和迫切性的話劇表演。讓老百姓真正懂得毒品的危險性，讓還沒有吸毒的人主動遠離毒品，讓一部分已經吸毒的人擺脫毒品。

　　第三方面，付可樂的特務處天津站情報組，將密切應對日本人必然會進行的各種陰謀報復。同時，精武體育協會將建立一股精乾力量，應對各種黑惡勢力的反撲。兩者都是本次反鴉片行動的重要保障力量。

　　第四方面，仁心中醫診所將會聯合其他醫療力量， 建立天津的醫療救護戒毒所，幫助有意戒除毒癮者，順利戒毒，安全戒毒。

　　最後，希望《大公報》能夠發揮輿論的強大力量，能夠積極跟蹤報道，深入報道反鴉片行動的所有相關新聞事件，並爭取這讓個熱點引起全國的報刊媒體的共振，讓全中國盡可能多的人民能了解毒品的巨大危害，和戒毒的緊迫性，讓更多吸毒者覺得在自尋死路，讓更多販毒者沒臉見人。《大公報》就是此次反鴉片行動最重要的力量倍增器，不是一倍，兩倍，而是千倍，萬倍。

　　吳殿昌和王雨生現在體會到了與霍冬閣昨晚一樣的震撼感，而作為新聞工作者，他們當然比霍冬閣更能明白這個計劃的力量之所在，這一環套一環，層層設計的如此精妙的計劃，最終能達到的效果必然是驚天動地的。他們情不自禁覺得付可樂對於如何發揮新聞媒體的力量的理解，可以說是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同時他們還有些慶幸在此之前已經達成了和付可樂代表的德國猶太人一方的合作。

　　《大公報》的“四不”政策，是為了保持在新聞報道中的客觀公正立場，但那是指的在中國內部的立場。對於日本人這樣的外國侵略者，《大公報》只有唯一的一種立場，同樣客觀公正的立場，那就是:要戰鬥！

　　吳殿昌社長和王雨生主編首先向付可樂表達了他們的敬佩，敬佩他能如此深入地研究並發現日本人的要害，並且能制定如此周密而富有可行性的計劃。

　　付可樂趕緊謙遜地表達這也是他和同仁、以及霍冬閣師傅討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