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可樂知道，日本銀行銀圓兌換券的紙質的原料是杉木材和三椏樹皮，他現在需要確定的是二者的比例，沒有什麽捷徑可走，只能一次次地試製，慢慢找到這個比例值。三椏樹皮的佔比是高了，還是低了，通過成品泛黃的程度和堅韌度，就能判斷出來。

　　準備各種工具、設備、材料就花了付可樂好幾天的時間。付可樂先將杉木鋸成薄片，稱重以後拌石灰浸入水池，計時泡到發軟後取出。然後付可樂稱取百分之六十杉木片重量的三椏樹皮，將兩者混合放到一個石臼中搗爛，再放入一個燒著水的大鍋中開始煮。

　　付可樂將雙手互抹了幾下，對著安歌說道:“接下去就輪到你了。”

　　安歌雀躍著點頭。一邊看得興致勃勃的羅斯教授感慨道:“真是一項古老的神奇藝術。”

　　付可樂略帶驕傲地說道:“是啊，造紙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

　　三人圍著一大鍋的沸水觀看，翻滾著的水面上漸漸開始出現細末狀的纖維，並且越來越多。

　　安歌已經有些迫不及待了，問道:“可以了嗎?”

　　她見付可樂點了點頭，就拿著一個長方型的、上面繃著竹簾子的木架子從沸水面上蕩過去，於是，一層纖維就留在了竹簾子上。安歌將這個木架子放到了旁邊的曬台上，拿起一個新的木架子繼續在沸水鍋邊等著重複剛才的過程。

　　因為三椏樹皮的原材料有限，現在是實驗尋找正確配方和工藝流程的階段，付可樂用的比較節約，所以安歌經過三次的操作之後，拿著木架子在沸水面上就蕩不到更多的纖維了。

　　經過初步的脫水之後，付可樂將這些木架子上的纖維進行適度壓縮，再開始最後一個過程:烘乾。

　　由於付可樂事先大量細致的準備工作，以及認真深入的研究工作，第一次製成的紙質品相就相當好，只是明顯發黃，毫無疑問，三椏樹皮的比例過高了。接著，第二次實驗開始了，這一次，付可樂將三椏樹皮的用量降低了一半，隻佔杉木片重量的百分之三十。這次實驗得到的成品，堅韌度遜色一籌，成品紙張的黃色也有些偏淺，都說明三椏樹皮的比例偏低了。

　　兩次實驗結束之後，天色就已經差不多要暗了，只能明天再繼續了。

　　1935年11月20日，天津海光寺日軍憲兵隊內，百裡藏鋒和往常一樣翻看著日軍內部通告，看到了一則非常簡短的消息:11月16日，偽滿洲國葫蘆島市缸窯嶺日軍守備隊在隊長疙瘩胡和副隊長井上正光率領下，擊斃下五家子村反抗村民百余人。

　　百裡藏鋒清楚地知道日軍一貫的劣性，在日軍的內部通告的戰報中，凡是報告戰場擊殺敵方軍事人員都會虛高幾成，而報告殺死老弱婦孺、平民百姓的數字則普遍要比實際情況低好幾倍。而這份通報中，所謂的反抗村民，實際上必然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報告中就說殺死了上百村民了，實際上的數字一定更驚人。

　　次日，這則消息從百裡藏鋒，經過王子凡、霍冬閣、邵俠、沈常青，最終到達了付可樂這邊。付可樂很快通過沈常青回電，要求“漢武”第一小分隊配合天津《大公報》查清事件的全貌。

　　當天晚上，天津《大公報》就以最快的速度派出了一名司機和一名記者，會同霍守嵩和邵俠，組成一個特別小組。四人星夜驅車趕往400公裡之外的葫蘆島市下五家子村。由於百裡藏鋒早就為“漢武”第一小分隊準備了特別通行證，

沿途的所有關卡他們都可以順利通行。　　此後的三天時間之內，特別小組找到了下五家子村的四位幸存者，拍攝了數百張照片，記錄了上萬的文字采訪資料，查清了下五家子村慘案的全過程。

　　1935年11月16日拂曉，葫蘆島市缸窯嶺日軍守備隊在隊長疙瘩胡和副隊長井上正光率領下，突然包圍了下五家子村。日軍隨後驅使全村100多名青壯年到了西河套，要求前些天就被他們抓走的所謂“土匪”，該村的三名村民當場指認抗擊過日軍的其他人。這三位村民不願意承認自己根本沒有犯過的所謂罪行，更不願意連累無辜的同村人，拒絕指認任何人。

　　日軍隨即將這三位村民殺死，然後逼在場的村民互相指認，但是還是沒有一個人開口！井上正光怒不可遏，命令用3挺歪把子機槍同時向村民猛烈射擊，100多無辜的青壯年瞬間倒在了血泊中。井上正光命令日軍士兵對倒地的人們進行檢查，還有一口氣的全部補槍或者捅一刺刀，然後在屍體上倒汽油，縱火燒成灰燼。

　　井上正光在村外大屠殺，正隊長疙瘩胡在村裡指揮日軍下毒手。留在村裡的老弱婦孺，被日軍用槍、刺刀逼到屋內，用繩子、鐵絲綁住，然後日軍開始點火燒房，連房子帶人一起燒。烈火在全村熊熊燃燒，燒殺的過程持續三個多小時，全村六十四戶，被燒毀民房400多間，被殺害人共387口。

　　中國在流血！

　　經歷了這場殘酷無比的大屠殺，整個下五家村總共只有11名幸存者。特別小組經過努力，找到了他們當中的4人。

　　劉勤是從西河套殺人場跑出來的，在日軍追擊下，他不顧一切地跳進了一口深井，追上來的日軍朝井裡開槍，卻打死了早前就藏在井中的其他人，使劉勤得以逃生。

　　13歲的劉治中和其他五個孩子一起被日軍綁在樹上，準備點火將他們燒死。當火點著之後，日軍就離開現場。孩子們掙開繩子就跑，但是沒跑多遠，就被日軍逐一槍殺，只有劉治中這麽一個孩子死裡逃生。

　　劉國珍是幸存者中唯一的女性，她回娘家的第二天就遭遇了這場大屠殺，她手持菜刀鑽進一座小廟。日軍用刺刀扎不著，又不敢自己往裡鑽，就點燃一捆乾草塞進廟門，揚長而去。結果火勢沒有變大，劉國珍拚命忍受，熬過了煙熏火燎，等她回到家時，發現全家18口都已經被日軍殺害了。

　　劉明善全家七口人躲在屋內，除了他之外六人都被日軍用刺刀扎死，他全身被刺了七刀，神奇地無一扎到要害，他奮力將那個日軍推入了火堆，僥幸逃出了虎口。

　　11月26日，天津《大公報》，《大公報》上海分刊，以及其他收到特別小組的文字和圖片資料的幾家報社，一起報道了罪惡的日本侵略者製造的下五家子村慘案的詳細情況。這是繼1928年5月3日濟南慘案(一萬七千多中國民眾被日軍焚殺死亡)，和1932年9月16日的平頂山慘案(撫順煤礦附近栗家溝、平頂山等村3000余村民被日軍滅絕性屠殺)之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又一次慘無人道的惡行。

　　多家報紙媒體的這些報道激發了中國人民巨大的抗日熱情。為了引領配合全國的這種抗日大形勢，1938年11月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抗日救國宣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擁護我黨的抗日主張，並立刻互派代表，協商具體進行辦法。宣言表示， 只要全國人民能夠同心協力實現抗日的主張，則一定能夠贏取最後的勝利。

　　《抗日救國宣言》獲得了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同、強烈反響、堅決支持，並導致全國各地民眾的抗日熱情持續高漲。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學生數千人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反對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要求保全中國領土完整，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新高潮。抗日救國示威遊行活動越演越烈，並且逐漸開始向全國的其他城市擴展。

　　兩天之後，付可樂回到了杭州。回杭州之前，他已經成功地製造出了，和日本銀行百元銀圓兌換券用紙，幾乎完全相同的杉木和三椏樹皮混合材質紙。整個過程一點也不輕松，僅僅搞清楚了三椏樹皮和杉木片的材料比是0.45比1，就已經消耗完了付可樂從香港帶回來的兩大麻袋三椏樹皮材料。

　　好在不久之後，委托安歌父母代為收購的三椏樹皮就到貨了，這才度過了原材料危機。然後，付可樂又就成品紙的厚度、光滑度、透明度等指標分別進行了多項的實驗，才最終製作出完美無缺的成品，並將整個造紙的工藝流程確定了下來。

　　對於他們這個團隊而言，他們已經擁有德國最新型的海德堡全自動圓壓平印刷機、有三位頂尖畫家、有世界最強的金石雕刻家、有印刷和製作雕版的專家，解決了日本銀行銀圓兌換券關鍵的用紙問題，前面就沒有什麽真正無法跨越的難關了。接著需要的就是團隊堅持不懈地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取得最終的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