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這一天，對廣州黃埔校區的師生們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一天，雖然這一天在上海發生的劇變將完全改變他們今後的人生軌跡，但因為那個時代落後的信息傳播速度，他們沒有絲毫感覺，無論是熊主任、李副教官這些軍校高層，還是林天俠這些軍校的普通教官，乃至杜遇春這些在讀的軍校第六期學員們們，都是極為普通的一天。

　　這一天，熊主任作為本校的政治部主任，顯得更加的忙碌，他不僅要為學員們們作一次大型的政治動員，還得安排一些積極分子作一些軍校內的宣傳板畫的設計;

　　李副總教官的平常則表現在，他最近頂著很大的壓力，既要向廣東以及廣州市政當局為黃埔師生們爭取更多一些的生活物資與經費，而且還要不斷地與教官們談心，隨著越來越多教官們的離開，甚至李副總教官不得不臨時從其他仍然留在廣州的軍事單位中借一些人來維持軍校的正常訓練與教學。作為留守在軍校的負責人，他的職責是管理軍校的日常運營、制定軍校的發展計劃、處理軍校的問題和挑戰。他需要與教職員工和學員們保持良好的溝通和互動關系。同時，還需要監督軍校的課程設置和教學質量，確保學員們能夠得到良好的教育。他還需要與其他軍事單位和GD省、廣州市政府保持良好的關系。這些工作顯然已經超出了他的能力，就算當年建校時的蔣校長，上面有孫總理為他撐腰，下面有廖代表這些大佬們為他保駕護航，也是步履艱難，更何況是現在大佬們個個都不在。辦事的人卻個個都想著如何離開廣州，趕快去武漢或者南京為自己爭一個好的位置。此時，他覺得是黃埔中最倒霉的人，以後第六期如果搞不好，他就是黃埔的罪人，如果搞得好，估計十成十也是那個蔣校長的。至於他，有時候覺得自己已經被人給忘記了。

　　林教官仍然一如既往地，只是現在他要一個人當三五個人在使用，雖然他也想離開這裡，但是作為一個在上層並無太大根基與背景靠山的人，他目前只能更多的將自己的命運與李副總教官綁在一起，所以離開這件事，他反而不敢隨便提起，畢竟以他目前的情況，就算真的離開，到了軍隊也最多安排他一個營長的職務，而如果李副總教官能夠一朝得勢，以其在黃埔老人的身份再加上臨危受命……唉，將來的事情誰又能說得清楚呢。

　　杜遇春這一天，也過得平平凡凡。他已經從前天晚上的不快中安靜了下來，他也明白了樊大哥話的意思，細想起來，也不過如此。只不過這兩天，他晚上再回去，就會故意大點聲音，雖然他知道會有人不滿意，但那又能如何?

　　更何況這一天，杜遇春也算是難得的清閑了點:今天不用去政治部再幫忙了，政治部臨時安排的幾個學生乾事都已經到位了，個個精明能乾，而要走的學員們也走得差不多了，今天終於不需要杜遇春這樣的人去送站了，以後如果還有，有了前面的經歷，至少軍校政治部也不會那麽手忙腳亂了不是。

　　至於中隊事務，他的輪值中隊長是從3月16日至4月15日，這幾天已經開始與下一任中隊長一班的李勘在交接中，很多工作都可以慢慢交給對方做。與他擔任輪值中隊長一樣，新任中隊長有一周時間可以跟隨老中隊長學習，在交接期間，兩任中隊長之間會進行溝通和協作，確保事務的順利進行。同時，新任中隊長李勘熟悉和掌握中隊工作的速度要遠快於他當初的速度，

所以最後這幾天他可以慢慢地放開手腳了，將一些事情交給李勘去作就行了，他隻負責向李勘傳授一些自己的工作經驗和流程。當然，這其中，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整理自己的中隊工作日志，既要完整的交給李勘以確保中隊的工作連慣性。同樣，他也可以把一些重要的工作文件和資料重新抄錄一遍，以便於自己在閑時可以重新思考一下每件事的利弊得失。　　當然，林天俠教官今天上午在私聊時也悄悄地跟他講，因為最近雖然學員離開了兩三百人，但教員尤其是軍事教員則走了十多個，所以各中隊與班級會作一個調整壓縮，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中隊長，林教官已經報請了李副總教官，讓杜遇春作為入學一團實習參謀，雖然因為杜只是一個學員們，不能授予軍銜，但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至於其他同學，雖然走了二百多個有關系的同學，但其他同學反而安定了下來，畢竟他們發現，這時候就算走了，就算路途也有一兩個月，而且就算真到了前線，是什麽情況還很難說，畢竟聽前線傳回來的消息，雖然北伐軍人數暴漲，但是軍官也吸取了不少日本士官學校、保定軍校、雲南講武堂的畢業生，最不濟也有不少當過幾年甚至十幾年的老兵，此時作為一個僅上過半年軍校的新兵蛋子，真去了軍隊，能擔任什麽軍事是一回事，能不能勝任則是另一回事兒。在黃埔這半年，每一個六期生新進軍校時都是心比天高，但時間長了也發現自己沒有那麽厲害，而在黃埔學習的東西，也不是能夠讓他們馬上就成為將軍或者軍官。

　　正如林天俠教官在今天下午的一次戰術課上難得地對同學們說了一些自己的個人看法:“我在黃埔三期的時候，上了東征的戰場才發現，其實在軍校中剛學一點皮毛的軍事知識到了戰場上幾乎什麽用都沒有！因為我們學的軍事知識都是死的，只有真正的搏殺才是活的！他說在戰場上， 同樣是指揮一個班、一個排，不僅僅要按步兵操典要求，而且還有一個度的掌握，就如一個神槍手，光在射擊場打出多少靶是一回事兒，在戰場上還要考慮你的敵人進攻的力度、攻擊路線都是看情況定的！這樣的軍事指揮能力可不是能閉門造車練出來的，那是戰場上用命換來的。”這個觀點，林教官也早就跟杜遇春、李樹瓊幾個積極分子強調過:作為一個軍官，在一個軍隊中，那些士兵並不是太看重你畢業於那所軍校，你想啊?我們黃埔軍校出去後論資歷能比得過日本士官軍校出身的人嗎?能比得過保定軍校畢業的人嗎?能比得過雲南講武堂的人嗎?他們可都是有著十幾年甚至幾十年辦學經驗的學校，何況還有那些雖然沒上過軍校，但是在軍隊中乾過十幾年有豐富戰場經驗的軍閥連排長們！作為一個初級指揮官就如此，更何況中級高級指揮官們呢，李教官不止一次為他的同學們感到擔心，他們升得太快了，他們的經歷不可能那麽快就適應一個營長、團長甚至師長這個職務的指揮能力、協調組織能力。每談及此林天俠教官都會握緊了拳頭滿臉都是疑慮。

　　總之，1927年4月12日這一天，在廣州黃埔校區就這樣平凡的過去了，過了明天當消息傳到黃埔的時候，一切就已經完全不同了，革命、理想，也許就通通都滾蛋了！但這一天晚上，杜遇春跟他的那些同學們仍然是懷著理想入睡的，而熊主任、李副總教官還不知道明天起他們將會從偶爾爭吵的同事真正成為敵人，一去再不複返、生死決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