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裡姊妹三個，姐姐是1965年，哥哥是1968年，我是1971年。三年一個孩子，總共三個孩子。在那時候的農村家庭，家裡的孩子算是少的。那時候很多家庭大都是五六個孩子，然後起的名字叫“榮”、“華”、“富”、“貴”，或者“金”、“銀”、“財”、“寶”都很多。我有個同學，自己親兄弟加上親堂兄弟總共七個人，按照出生的順序，名字的最後一個字分別是“文”、“武”、“雙”、“全”、“保”、“中”“心”。我這個同學就叫立保，成年後當兵又因為婚姻受挫抑鬱，輕生了，我在以前的章節中講過他。但我們的名字都是媽媽起的，姐姐叫志聰，哥哥叫志明，合起來就是聰明。但聰和蔥同音，姐姐長大後嫌土，自己改叫馬潔，但身份證上卻又叫馬聰。在社會上，大家只知道她叫馬潔，不知道她叫馬聰。哥哥更是離譜，長大後，竟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石磊，跟我們的姓以及媽媽的姓都毫無關系，可以說是毫無來由。如果放到現在，按照民法典的規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權，有權依法決定、使用、變更或者許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民法典還規定，自然人應當隨父姓或者母姓，也可以選取直系長輩血親、法定撫養人之外的撫養人、以及不違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當理由的姓，哥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石磊顯然都不符合這些情形。如果是放到現在，可能就會因為違背公序良俗而不會被上戶口。但正是由於民法典有規定，哥哥以後如果想把名字再改回去，問題也是不大的。我中專時的一個同學，中考時用別人的學籍，名叫克申，但工作後就又改回原名，叫金科了。

　　哥哥兩三歲的時候就顯得與眾不同，他講話舌頭有點禿，卻又伶牙利嘴，潑皮膽大，常常講出讓大人們哈哈大笑的話來。比如我爸爸有個朋友郭中井喜歡逗我哥哥玩，一次，他問我哥哥:“馬明呀(哥哥小名)我們想到你家吃飯，你可同意呀?”哥哥說:“你要不是親戚不同意，要是親戚就同意。你要是親戚，我拽住你尾巴，把你拽進來”。把一眾鄉親們笑的東倒西歪。哥哥說拽尾巴的來由，就更搞笑了。那時候，生產隊的莊稼都要人看，防止豬啊，雞啊去糟蹋。有時爸媽就讓哥哥看一下。哥哥一看到家裡的豬要去偷吃莊稼了，就拽住豬的尾巴，硬生生的把小豬給拽了回來。那時候，我家北邊住著我本家一個老太(相當於曾祖母)，哥哥每天早上敲老太太家門，給她送芋頭吃。當時我媽媽快生我了，老太就逗我哥:“馬明，你媽媽又要生小蛋了吧?”哥哥說“是的，但我們不要了，送給老太”。等到我生下來，哥哥又去給老太報喜:“老太，老太，我媽生小蛋了”。老太說:“那說好了，小蛋送給我養了哦”。哥哥說:“不幹了，小蛋媽媽要留著了”。有段時間，媽媽帶著姐姐和不滿周歲的我住在外公家，但中途有事，哥哥就帶著一個親戚找到外公家。外公家的鄰居就逗他:“馬明啊，你媽媽不在家，你爸爸可給你哢哢(俗語，是肉的意思)吃?”哥哥說:“自拔子(土語，男性生殖器)哢哢，四天吃八頓稀飯，還哢哢！”把大家逗的哈哈大笑。哥哥五歲的時候，家裡喂了五隻老鴨，因為家門口是生產隊的莊稼，不能放，哥哥就跟著我小姑姥家的二兒子二孩到很遠的地方去放鴨。有時候好多天不回來。二孩天天帶著我哥散扯，教會我哥很多俚語、俗語。但在外面的生活很苦，

不僅吃喝沒保障，晚上睡覺也只能借宿。哥哥的手和腳都皴開了許多血口子，二孩還經常把他揍的鼻青臉腫。後來遠方的親戚反饋消息，說不能再讓小孩去放鴨了，在我媽媽的強烈干涉下，爸爸終於忍痛割愛，賣了五隻老鴨。哥哥終於又能回來帶我玩了。　　因為姐姐比我大六歲，我小時候她帶我玩的少。她從潛山小學畢業了，我還沒上學。我印象中，在她小學快畢業的時候，我跟著媽媽去看過她，當時他們都是紅小兵，正在學校後面的空地上練投彈。還有一次，姐姐和我一個堂姐在全校表演跳紅小兵舞，我跟著村莊裡的大人去觀看過。而哥哥隻比我大三歲，我習慣跟著他的後面，做他的跟屁蟲。哥哥有時放牛會帶著我，我們兩個一起騎著大水牛，快樂無比。我們經常在夏天的中午，赤腳踩著滾燙的地面，到水庫，到池塘去洗澡。也經常在晚上，跟全村莊的小夥伴一起，到劉老圩子去看露天電影。但哥哥有個毛病，不喜歡看電影的時候吃西瓜。大概他覺得當眾吃西瓜，影響形象，丟人。他不吃西瓜，我自然也沒得吃，但也無可奈何。因為都是孩子，我們兩個也都很皮，經常在一起打鬧。記得有一次，在家門口的爛泥田旁邊，他要背我，我也要背他。結果我背不動，兩個人一頭扎進爛泥田裡，像兩個泥猴一樣。回家後，媽媽看到我倆差點笑岔了氣，責令我倆把衣服全脫光，光屁股洗澡。還有一次，大年三十上午，我倆趁爸爸出門，在家裡堂屋抱著摔跤，結果撞上了桌子，把家裡唯一的開水瓶的給打破了。爸爸回來後，氣的把我倆罰跪在地上，打了一頭的包。但哥哥更多的時候，像個學生意見領袖，在上學的田埂上，他總是能滔滔不絕的吹牛，而我們一幫小孩，只能默默地跟在他後面，洗耳恭聽。我後來也有一點這個特點，大概因為，我和哥哥的見識超過一般的小孩吧。

　　哥哥上初中後，因為他早出晚歸，我和他接觸的就少了。可以說，那兩年我對他的記憶等於是空白的。我小學考初中那年，哥哥上初三。我記得參加小升初考試的時候，還找哥哥借的圓規和尺子。哥哥一上初三，不僅住校，而且學習異常緊張，他還在井王中學的初三複讀了兩年。他複讀的時候，我上初一、初二，經常給他帶菜，因為他周末有時也不回家一趟。我給他送菜的時候，就經常見到一教室的大哥哥、大姐姐們，都在埋頭學習，黑壓壓的一片。雖然哥哥的成績也很優異，但那時候的中考太卷了，競爭異常激烈。所以，哥哥連考了三年，也沒考上。86年，我上初三，哥哥到棗樹嶺中學去複讀。因為哥哥複讀了三年，所以他的同學眾多。他的好多同學後來還變成我的同學。多少年後，哥哥在廣東就業安家，但是他的這一幫在省會的同學卻都和我保持著聯系，把我看成同學加兄弟。87年的中考，我因為凍瘡休學沒參加，但哥哥終於考上了中專。他雖然考的是自費，報的省會經濟管理學校鄉鎮企業管理專業，當時每年學費500元。但爸爸經過反覆思考，最後還是咬咬牙同意了。那時候家裡都窮，500元學費還是一筆巨大的負擔。

　　但讓我爸爸沒想到的是，哥哥上了中專後，如魚得水，開始混社會了。他不僅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石磊，還處了一大幫同學朋友，還跟雙崗一些混社會的人相互認識。幸好那時候爸爸在老家，離他比較遠，不了解情況，否則要被他氣死。哥哥身體好，力氣大，是學校的標槍冠軍和羽毛球冠軍。加上他口才好，又喜歡寫詩，在學校裡被稱為“石大俠”。哥哥不戀家，有一種狂放不羈的個性。其實，他的這種個性，在棗樹嶺中學複讀的時候就能看出來了。因為那時候，他很少回家，除了寒假沒地方去，他都基本在學校裡呆著。偶爾回來，也是眉飛色舞的吹他在學校裡的風流韻事。他喜歡跟一些女生開玩笑，嘻嘻哈哈，妙語如珠，像兄弟一樣的感情。他在棗樹嶺中學複讀，班上有幾個優秀同學的名字，經常被他跟我在家裡念叨，所以，那時候，我就記住了任繼樹，呂中國，李樹山這樣的名字。哥哥的個性，通過他在棗樹嶺中學的畢業照都可以看出。那張照片上，他的頭髮留的老長，臉上是羈傲不遜的表情。哥哥在中專三年級後，竟然和同學一起，瞎捯飭生意來。一次竟然把家裡給他的學費給虧掉了，導致學校老是收不到學費。我哥哥說家裡困難，學校領導就親自到我家裡來調查。那次調查，我家二伯父和堂大伯不給力，說我家並不困難。所以學校領導下最後通牒，要麽馬上交學費，要麽退學。爸爸焦急萬分，到處借錢，終於把哥哥的這個窟窿給補上了。88年，我也考上了中專。我們兩個，一個在省會上，一個在蘇州上。除了第一次到蘇州上學是姐夫送我到學校外，後面每次開學，大都是哥哥幫我買火車票，以及送我上車。有時候，開學或者放假，他就帶我住他在省會的同學家裡。他有個同學叫李伊軍，很講義氣，李伊軍的父親在淮南路一個單位的宿舍有不少房子，哥哥帶我在他家至少住了不下三次。那時候，省會的火車站在明光路，明光路上也有不少店鋪。哥哥有一次送我上學的時候，花了三十塊錢給我買了一雙三接頭的皮鞋。那雙皮鞋，我在蘇州穿了兩三年。後來鞋跟斷裂，沒辦法再穿了，我才將其扔掉。我和哥哥也經常通信。那時候，寫信，是一種非常普遍的通信和交誼方式。在蘇州上學的我，曾在一天之內收到過七封信，滿滿的獲得感和成就感。我的性格可能也受到了哥哥的一些影響，在蘇州四年，我剃過一次光頭，燙過兩次卷發。喜歡穿著文化衫，沙灘褲，背著大紅的背包。雖然家裡面窮，但這些行頭卻不要多少錢。有一次放暑假，姐姐和哥哥一起到明光路火車站接我。當我隨著旅客一起走出車站，站在台階下的哥哥差點沒認出我。我光著頭，背著一隻紅包和一把吉他，本來個子就高，在人群中顯得十分顯眼。但卻跟他印象中的形象差異太大了。我一時還沒習慣改成鄉音土話，竟然用普通話喊:“姐，哥，我在這”！這讓我哥覺得十分的好笑，在後來的N次，他都對我進行了嘲笑。

　　因為哥哥在經管學校上學，我經常開學或者放假的時候，也從那走一趟。哥哥總是帶我到飯店吃飯，很少吃食堂裡的飯。91年哥哥畢業了，但我到蘇州上學還要從從省會中轉，哥哥就安排比他晚一級的師弟照顧我，讓我到學校去找他們。哥哥在省會經管學校時，還有兩個關系比較好的師妹，令桂和賢秀。兩個師妹一個柳絮才高，一個活潑可愛，都是秀外慧中，巾幗不讓須眉。令桂還是學校蘆笛詩會的會長。哥哥曾經帶著我，在經管學校夏天的操場上，跟兩個師妹吹牛。看他們吹牛，就像辯論賽一樣，話裡都藏著機鋒，互不相讓，鬥的不亦樂乎。人生很是奇妙，哥哥的這兩個師妹，後來竟然成了我一輩子的朋友，給了我很多的幫助。因為都喜歡詩，我們後來又認識了令桂的叔叔，祥宏，一個農民詩人。我和哥哥在暑假時，曾經一起從姐姐家趕到高牛白露寺村，去拜訪令桂和她的叔叔祥宏。令桂家的房子和祥宏的房子是前後屋，都是土屋。令桂的兩個弟弟，一個叫令州，一個叫令縣，可能也是她爸爸特意起的名字。令縣很好玩，才五歲，光著屁股在外面放鵝，看到我們去，十分親熱。祥宏熱情洋溢，雖然字寫的歪歪扭扭，但家裡的土牆上，都貼滿了他手寫的詩。祥宏執著的邀請我們晚上住下來，一起談詩論道。令桂還把高牛另外一個叫令貴的，也是省會經管學校的學生，叫了過來。我們四個男人，就在祥宏家破舊的木床上，吹了一晚上的牛。那時候的令貴，讓我覺得真美。不知道哥哥對她可有想法，我是把想法深深的埋在了心裡。我還記得92年的暑假，我和哥哥在高牛的姐姐家門口，突然看到載著令桂的三輪車從我們面前開了過去，令桂也看到了我們，向我們揮手，但三輪車並沒有停下來。那真是驚鴻一瞥的感覺。不過，所有的想法，都隨著後來的畢業分配，隨著大家走上不同的職業和人生道路，煙消雲散了。

　　我和哥哥中專畢業後，工作分配的都不好。哥哥先我一年，分配到了高牛食品站。在區食品站工作了一年多後，又分到下面的場鎮鄉食品站。食品站，放在市裡，應該叫肉聯廠，在農村，就是收購生豬並且屠宰出賣的地方。雖然也是國營單位，但漸漸的就被市場衝擊的難以為繼了。哥哥在場鎮食品站當頭，但一個是當時的市場不好，一個是哥哥的管理也有問題，總之，就是比較困難。後來，食品站的幾個職工都是各自做生意，但比個體戶稍微方便的是，他們有公家的住房，還有公家的門面。我那時候已經畢業了，分配在工程公司。工程間休或者沒活乾的時候，我就經常到場鎮去。哥哥就約站裡的幾個職工和我一起吃飯喝酒，吃飯時，他們總是在討論單位或者行業裡的種種矛盾，我也不懂，到現在都不知道他們當年到底在討論啥。我有時也跟著哥哥到鄉下去看生豬，有時看他們在車間裡屠宰生豬。他們宰豬的時候，總是把公豬的生殖器割下來，然後扔到牆上。在那個大約兩百平方的車間裡，四面牆壁上都沾滿了公豬的生殖器。有的都已經很多年了，乾巴巴發黑了。現在想想，如果不是因為生活所迫，一個國家幹部，怎麽願意去幹這些事情。哥哥後來學會了宰豬，也學會了賣肉。我甚至都幫他賣過豬血。畢業分配，真的對一個人的一生，太太重要了。哥哥的那兩個師妹，令桂和賢秀，92年畢業後，都分到了證券公司，令桂還被公司委派到了深圳。一個是大城市，頂尖金融行業，一個是小鄉鎮，倒板子國企，二者真有天壤之別。所以哥哥後來，跟這兩個師妹，也不怎麽聯系了。因為，這中間的鴻溝，實在難以跨越。特別是後來，哥哥又認識了我嫂子，在農村的小街道上安家生子，生活的圈子和工作的范圍越來越窄。但我哥哥一開始對我爸爸吹牛吹的很凶，說會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雄心壯志，海闊天空。那種信心，把我爸爸都感染了，不由自主的就相信了。沒想到後來，哥哥卻越乾越差，讓我爸爸懊惱萬分，又痛惜不已。

　　因為單位不景氣，哥哥後來就自己做生意，一開始從農村收購稻子、油菜籽等進行販賣，後又在省會中菜市承包攤點賣豬肉。但哥哥不知道是因為性格原因，還是他學經濟管理學邪了門了，他連基本的做生意的常識他都沒做到位。不知道多少人跟他打了借條，欠條，可是這些條子上，有的沒寫日期，有的連名字都寫錯。後來再去要帳，好多人都不認。哥哥借公家的錢做生意，卻都漏在這些洞裡了。還有，他收購糧食的時候，因為一時不能支付現金，就和農戶約定了錯誤的風險承擔方式。約定後期支付最低按收購當時市價，後期糧價漲，按漲的價格給，後期糧價跌，也不低於收購當時市價。誰知道因為沒有及時賣出去，後期糧價真的跌了。但也必須按照收購時市價支付給農戶。這樣一來，就虧大了。加上收購時又沒把好關，缺斤少兩，摻灰的比比皆是。嫂子家雖然住在街道上，但一大幫窮親戚，哥哥還得要照顧。哥哥是個愛面子的人。但是他把好的面子留在外面，卻把破爛不堪的裡子留給自己默默承受。後來他實在承受不了的時候，就讓爸爸從我們老家給他借錢。爸爸心痛的不得了，但為了自己的兒子，也義無反顧。哥哥後來形成了惡性循環，啥事也不跟我們講，甚至連和他住一起的嶽父嶽母也不講。他如果跟我們講，大家幫他出出點子，建議建議，可能要好很多。他每次都武斷地去做一些決定，每次都铩羽而歸。失敗，讓他把自己又更緊的包裹了起來。但現實是躲藏不了的，生意不斷失敗的後果像一座座大山，向他，向我們家庭壓過來。那幾年，公家催還錢，私人要帳，基本上是每天的主旋律。家庭也雞飛狗跳。我甚至在年三十的時候和嫂子一家吵了一架，因為我認為嫂子不能乾，什麽都不懂，幫不了哥哥，所以才造成了他負債累累的現狀。嫂子氣的把碗都摔了。其實，真的不能怪嫂子。因為哥哥在做任何決定的時候，都沒有和嫂子商量。嫂子後來卻不離不棄，一點一點幫哥哥還帳。甚至打麻將贏的一些錢，都還給了要帳的人。我家嫂子自小嬌生慣養，缺少社會經驗，知識方面也缺乏，能做到這樣，已經很不錯了。我那時候，雖然在蚌埠工作，但也好多次的跟哥哥談心。我跟哥哥說，場鎮這個地方，基本就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經濟差，人懶，民風好賭，社會閑雜人員多。你要麽和當地沆瀣一氣，和當地的一個混混頭子大強綁在一條船上乾，要麽向上找一個靠山。否則，任憑你如何兢兢業業，如何勤勉盡職，勤勞致富的可能性基本為零。如果沒有野心還好，過普通人的日子。但哥哥又是個有野心的人，但又不願意同流合汙，管理方面又那麽多的漏洞，可以說是志大才空。那麽，你留在場鎮的結局就只能是頭破血流，負債累累。我那時候，勸過哥哥兩個方案。一個是想辦法調到高牛去，樹挪死，人挪活。另外一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辭職不乾，南下。南方，那是一片熱土，那裡歡迎有能力，能吃苦的人，環境也相對公平。哥哥畢竟是個有文憑的人，也有一定的企業管理經驗，到南方去肯定要比本地強。但哥哥始終猶豫，遲遲下不了決心。哥哥下不了決心的原因也跟爸爸有關。爸爸說，花了那麽多錢讀書，好不容易到了公家單位。現在如果辭職不幹了，那麽讀書考學又有什麽用呢?哥哥下不了決心另外一個原因，可能也是貪戀小家庭的溫暖。在場鎮，雖然生意做的不好，但畢竟還能老婆孩子熱炕頭。嶽父嶽母也等於住在一起，能相互照應。一旦辭職到南方去打工，不僅意味著工作上一切要從零開始，生活上無人照應，還要拋妻棄子，承受兩地相思之苦。

　　哥哥在場鎮大概工作、生活了有八、九年左右。在這段時間，我們一家人去了無數次。那時候，從官亭油坊鋪到場鎮的路是土路，一路上坑坑窪窪。我如果從家到場鎮，先要坐車到官亭，然後再坐三輪車到油坊鋪，再在油坊鋪坐三輪車到場鎮。碰到晚了，油坊鋪沒有三輪車了，我就只有步走將近十裡路到場鎮。有斷時間，我還讓媽媽在場鎮擺攤子賣小商品。我從蚌埠二馬路，省會城隍廟，甚至跑到蕪湖去幫她進貨。我記得小孩玩的塑料小汽車最好賣，一個春節賣了幾百輛。我上班的最初四年是在工程公司做電力工， 幹了兩年，休了兩年。乾工程時還有間休。所以，只要有空，我就到場鎮去，在我哥那住上幾天。我目睹了無數次場鎮街道趕集的熱鬧場面，也目睹了無數次場鎮街的黃昏落日和漆黑夜晚。嫂子家其實是場鎮街道最好的市口，向東正對著街道，南邊，北邊，西邊還都有路，可謂是所有的趕集人的必經之地。但嫂子家不再做生意了，嫂子的弟弟洪斌安大大專畢業後不久，就到廣東去打工了。哥哥的嶽母和嶽父也是意見不合。家裡隻開了個小旅館，偶爾有外地的人住上一晚，記得每晚好像是十塊錢。但嫂子家常年累月熱鬧非凡，是所有愛打麻將的人的樂園。一般平時，都開著兩桌麻將。可憐我的哥哥，吃喝嫖賭不沾，也不打麻將，正正經經的一個人，卻因為做生意虧的一塌糊塗。去的多了，場鎮街道上的許多人都認識我。食品站的一個職工劉平和我最熟。劉平皮膚黝黑，卻異常聰明，能言善道，善解人意。他還熱心的張羅要為我介紹女朋友。哥嫂有時也開玩笑幫我張羅。我常常在想，為什麽我這輩子這麽閑散，從來就不像別人那樣一直忙於工作，或者娶妻生子，成家立業?一輩子都好像是邊緣化的一個人，從來沒有為一個真正的事業去忙個不停。當然，我參加法律自學考試，以及後來參加法考除外。在那個時候，我也正是因為閑散，光杆一個人，工作也不連貫，所以，和場鎮結下了那麽多的緣。然而，光陰荏苒，歲月無情，隨著後來的世事變化，場鎮，我卻鮮有光顧了。哥哥，也即將離開場鎮，到南方去開啟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