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發往京城洛陽的時候，已經是中平三年三月(186年)。

　　此時天色漸暖，萬物複蘇，劉備率領凱旋歸來的遼東遠征軍回到襄平城中休整，耐心等待朝廷回復。

　　在世人的印象裡，距洛陽四千裡之外的遼東是偏遠之地，鞭長莫及。

　　但實際上不然。

　　“遼東偏遠”僅僅是指陸路。從遼東往返洛陽，走陸路來回需百余日;但若是走水路，從營口乘船穿越渤海，順黃河逆流而上，則直線距離僅有一千多裡，來回只需二十五天，去時逆流而上，需二十四日;回時順流而下，只需一日。

　　這就是走水路和走旱路的區別了。

　　旱路乾澀難行，水路又潤又快。

　　而且，走水路優勢不單單是快，還不需經過任何勢力的地盤，不需經過關卡，不必擔心山匪路霸塞道。

　　想著這些，劉備轉而思索起此次的收獲。此次遠征不但將高句麗國土納入了遼東版圖，還白得億萬財產和三萬精銳士卒。

　　得此橫財，遼東郡的基本盤愈發厚實，勢力更加強盛。

　　這本是好事，但劉備開心之余，臉上忽起憂色。

　　隨著他統治的地盤越來越大，需要的對口人才也越來越多，但麾下卻沒有多少可用之才。目前遼東四郡一應官職，還有許多空缺。

　　按理說，他已貴為遼東太守，聲名顯赫，應該有很多大才來投奔才對。

　　可真實的情況是，沒有！

　　一個主動前來投奔的名士大才都沒有！

　　即使是那些無家可歸，避難遼東的士子大才，也需親自上門去請好幾趟，人家才會不情不願的答應為之效力。

　　這一點，一直讓劉備疑惑不解。因此一回到襄平城，他就把李風帶到議事廳，神色焦慮的望向後者，“四弟，為何沒有大才主動來投遼東呢?”

　　“為兄自認為這個遼東太守做得還算禮賢下士，溫良敦厚，為何他們一個都不來投奔我呢?”

　　“大哥莫急，這個問題我略懂一二，你讓我想想…”

　　突然聽到這句話，李風也是一愣。

　　對啊，大哥都兩年沒賣草鞋了，怎麽天下大才還是看不上他呢?

　　雖說大漢現階段不同階層的群體涇渭分明，互不往來，但劉備現在已是太守，打破了階級壁壘，不至於還被士人看不起吧?

　　為了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李風捏著下巴開啟頭腦風暴，從記憶裡搜尋起來。

　　歷史上，曹丕在《典論》中，曾將漢末諸多軍閥分為四類;即名豪、大俠、富室、強族。

　　此四類軍閥的倚仗，各不相同。

　　諸如袁紹、劉表、劉璋等人，主要以“名豪”、“強族”為依托。

　　與此相對，孫策、劉焉、公孫度等人，對“流寓人士”有著特別的偏愛，而對“名豪”、“強族”則有著天然的憎惡，他們甚至“誅戮名豪強族，威行鄰國”。

　　而公孫瓚、陶謙、以及早期的劉備，主要依托於“富室”與“大俠”。與上述兩類諸侯又有不同。

　　公孫瓚集團的典型特點就是交結豪商。

　　這種特征不僅出現在公孫瓚身上，劉備身上同樣如此。

　　眾所周知，宗法社會下的“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商人的政治地位最低;因此商人階層通常都會尋求“政治強人”來保護自身利益。

　　然而，具備“名士”色彩的政治人物，如袁紹、曹操、劉表那一類人，為了維護自身名分，

天然會與商人保持距離;只有公孫瓚、劉備這類出身貧寒的人，想要增強勢力，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與商人密切往來。　　公孫瓚對“富室”的寵愛，幾乎無以複加，他不僅給予富商極高的政治地位，甚至通家聯姻，歃血結拜。

　　卜數師劉緯台、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三人，皆與公孫瓚“定兄弟之誓”。

　　據《英雄記》記載，公孫瓚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

　　與公孫瓚至交的劉備，早年的個人氣質與統治手段，與公孫瓚高度相似，對商賈也有特別的偏愛。

　　中山大商蘇雙、張世平;徐州大豪糜竺、糜芳;均是富甲一方的巨賈。

　　在宗法專製社會體系中，“財富體量”與“社會地位”並不掛鉤。想要在大漢獲得一席之地，其家族或“通經(儒教經典)”，或“仕宦”。

　　簡而言之，想要獲得政治地位，要麽得是“學閥”，要麽得是“門閥”。類似糜竺那種“單純有錢”的商人，嚴格意義上屬於富有的賤民，政治地位極低。

　　如果糜竺生在河北，無疑會被許攸、袁譚等“貪鄙之徒”吞沒家產;如果糜竺生在中原，又有曹洪、劉勳等“豺狼無厭之輩”在磨刀霍霍。

　　商人階層的社會地位，與財富多寡無關，與州郡的直屬上司有關。如果沒有公孫瓚、劉備、陶謙等人的庇佑，糜竺等人的命運，大抵是家破人亡。

　　於是，商人只有依附公孫瓚和劉備這類寒門軍閥自保;反過來，劉備和公孫瓚通過庇護商人，拓展統治基礎。

　　按《後漢書》記載，公孫瓚“母賤”。按《蜀書》記載，劉備“家道敗落，織席販履”。

　　雖然公孫瓚掛著“家世二千石”的名號，但因為母親卑賤，而幾乎沒什麽地位;劉備自詡“漢室宗親”，實際卻是塚中枯骨。二人都不得不奮起自強，結交一切可結交的力量，

　　劉備的公孫瓚的出身，很難獲得世家大族的擁戴，因此不得不另辟蹊徑，尋求豪商富賈的金援。

　　同時，有錢而缺乏社會地位的商人，在亂世中無力自保，也正巧需要公孫瓚、劉備這類“寒門軍閥”的庇佑，雙方遂結成利益共同體。

　　因此，這四類軍閥(名豪、大俠、富室、強族)之中，“名豪”與“強族”屬於陽光下的強權，被世家大族所承認;“大俠”與“富室”則屬於陰影中的力量，被世人所鄙視。

　　嚴格來說，劉備和公孫瓚是同一類人，都對“大俠”和“富戶”有著特別的偏愛，他們麾下充斥著武勇之徒與亡命之徒。

　　公孫瓚奉行“打擊豪強”的統治方針，因此他的統治基礎，主要由“商販庸兒”組成。除了商販之外，公孫瓚手下還有大量能征慣戰之士，有田楷、嚴綱、單經、趙雲、田豫、牽招等人，甚至劉備三兄弟也曾效力過公孫瓚。

　　劉備亦喜好交結俠客，與公孫瓚類似。如關羽、張飛，便屬於典型的“俠”。其中關羽還屬於外州俠客，十步殺一人，千裡不留行，威名赫赫。

　　至於河北猛士牽招、田豫等短暫效力過劉備的人，與劉備也有“刎頸之交”;屬於典型的大俠，甚至還包括趙雲，陳登。

　　陳登是門閥子弟，但具備了濃鬱的豪俠色彩，被名士許汜稱作“湖海之士”，可以歸入“公族豪俠”一類。亦被劉備深相拉攏。

　　比較可惜的是，牽招、田豫、陳登等人因為具備了一定的宗族勢力，能被“名豪”和“強族”所接受，於是見勢不妙，改弦易轍，歸屬曹魏，不再跟隨劉備流浪。

　　當然，“拉攏大俠”這一行為，並非公孫瓚和劉備獨有;曹操、袁紹、袁術、孫策亦有類似行為。

　　但由於劉備和公孫瓚的出身、名望、學術背景等因素，難以得到“名豪”與“強族”的支持，因此才特別需要倚仗“富室”與“大俠”的力量。

　　曹丕《典論》中的四類人物， “名豪”與“強族”屬於豪門軍閥的附庸;而“富室”與“大俠”則成為寒門軍閥的倚賴。

　　這便是此時的政治風氣。

　　在“學閥”與“門閥”壟斷地方察舉的情況下，寒門子弟很難得到出仕機會;地位卑賤的商人，與遊離在主流社會之外的俠客，天然具備結合的條件。

　　漢末軍閥中，類似劉虞、劉表、袁紹等“公族”或“宗室”建立的政權中，很少能找到“大俠”與“富室”的蹤影;他們甚至會放縱手下的“名豪”、“強族”對富戶進行掠奪，以收攬人心。

　　“豪強擅恣”的情況出現在袁紹、劉表、劉焉治下，絕非偶然。

　　而在公孫瓚、陶謙、劉備等寒門軍閥集團中，“大俠”與“富室”的地位則頗高，與士族政權大大不同。

　　一言蔽之，各個諸侯能招攬到什麽樣的人才，由他的出身和政治風格決定。

　　也就是說，劉備想要獲得世家大族的認可，首先需要改掉身上的遊俠風氣，然後沉澱幾年氣質，養一養名望，就自然會有人來投奔了。

　　想到這裡，李風說道:“大哥，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既有我們幾個兄弟，便很難招攬到士族啊…”

　　劉備一聽，瞬間明白了李風的意思。

　　沒錯，哥幾個是遊俠啊，在士人眼裡完全就是“一言不合就砍人”的莽夫，異類，人家避都不及，還來投你?

　　想通了這茬，劉備不再糾結這個問題，大手一揮，

　　“好！那就不要士族支持，等咱們遼東攢出百萬大軍，席卷中原，看天下誰敢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