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徐老師感情真好,你們是青梅竹馬吧?”盛春成問李老師。
“不是,我們不是青梅竹馬。”李老師說,“但我們是天選之人,也可以說,是天注定的伴侶。”
“不明白。”
盛春成沒太聽懂,李老師說的天選之人是什麽意思。天注定的伴侶?他能夠理解,那就是你的另一半必須是我,我的另一半必須是你。可是,在這個世界,真的有男女是天注定要在一起的嗎?就是在一起了,他們就注定不會分開?盛春成將信將疑。
盛春成開玩笑:“你的意思,是老天爺搖色子,把你們搖到一起的?”
李老師大笑:“對對,你這個說法更形象,我們還真的是老天爺搖色子,把我們搖一起的。小盛,你這個說法我要剽竊,下次和人就這麽說。”
李老師告訴盛春成,他和徐老師,是在一個知青點好上,最後在一起的。
那個時候,他們兩個都是知青,他們那個知青點人很多,一個公社,就是現在一個鄉鎮的知青都集中在一起,男男女女有一百多人。他和徐老師,在一個公社的知青點,但並不屬於一個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他們不在一個村。
白天乾活的時候不在一起,各自去各自的大隊,只有晚上收工,回到知青點的時候,所有的知青才會在一起。
知青點人多,他們兩個,又都屬於那種很普通,也不出風頭的人。那個時候,有人學毛選學得好,很出風頭。有人跳舞跳得好,經常各種慶祝活動上台表演,也很出風頭。有人畫畫得好,美術字寫得好,到處提著油漆桶和廣告顏料,去寫標語,畫宣傳畫,也很出風頭。
還有籃球打得好的,象棋下得好的,手風琴拉得好的,打架特別猛的,都可以出風頭,當然,長得漂亮,肯定也是很出風頭。
他們兩個長得普通,也沒有能讓他們出風頭的一技之長,屬於淹沒在人群裡的那種人。因此彼此,連認識都說不上認識,也沒講過話,最多就是在化工新村的街上看到,會覺得對方面熟,應該是一個點上的知青,僅此而已。
那個時候,不僅像他們這種城市裡的小孩,被趕到了農村去接受再教育,連城裡的那些國營工廠也是,為了備戰備荒,遷到了山溝溝裡。離他們知青點十幾裡路,就有三家從城裡遷過去的化工廠,有好幾千工人,和一個規模很大的化工新村。
加上家屬,化工新村住著一萬多人,形成了一個沒有正式名字的鎮。
和他們知青點,孤零零地在一個山坳裡,一個院子,幾排茅草房子的寒酸不一樣。和公社所在地,除了一家供銷社,就沒其他什麽商店也不一樣,化工新村,在他們看來就是人間天堂。
在化工新村裡,不僅有百貨商店、照相館、新華書店、理發店、化工飯店和化工招待所,還有電影院、圖書館、文化宮。還有長途汽車站和一個輪船碼頭。還有一個自發形成的馬路集市,周圍農村的農民,會把自留地和山上水裡的出產,拿那裡去賣。
那個地方,實在是太熱鬧了。
因此,他們知青,只要有時間,就都會往化工新村跑。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峰是六十年代,到了七三七四年,新增的知青已經不多,主要是城裡的青年,哪怕沒有工作,留在城裡,整天瞎逛閑混,街道上管得也不像前幾年那麽嚴,一定要把你往下面趕。
知青點上的知青,開始一年年減少。有去上大學的,那時也有大學,不過大學生不是考試進去的,而是上面分配指標,發到下面,下面就搞推薦,主要是絞盡腦汁開各種後門,而去上的大學。這批大學生和後來高考進去的學生,有個區別,他們叫工農兵學員。
還有城裡父母退休,回城頂職的。就是你在城裡的父母,要是有單位,一個人退休了,你可以選一個子女,頂著你的名額進這單位,叫頂職。
還有有因病返城,在城裡長期泡病假的。
最多的,還是在當地,被招到各種單位,像什麽供銷社農機廠船運公司搬運公司等等。農民的子弟,當時連參與招工的資格都沒有,這些單位需要人,要招工,只有在有居民戶口的知青裡招。供銷社所在地的青年,基本都是農業戶口,一樣沒招工資格。
不管通過什麽方式離開知青點,要是家裡沒有背景,送禮和走後門,那是必須的,那個時候走後門蔚然成風。
我和徐老師兩個的家裡,都很窮,更沒有什麽背景。她爸爸早就已經去世,家裡還有一個媽媽和弟弟,媽媽提前從街道的工廠病退,她弟弟頂職回了城,她回城的路就沒有了,只有留在那裡。也沒有送禮的錢。
我更慘,父母一個在江西,一個在湖北的五七乾校,被下放著。哥哥在雲南當知青,姐姐在北大荒,一家五口人,分在五個地方。城裡的房子沒人住,都被房管會收回去,戶口都被當地派出所給注銷,更別想回去了。
知青點的知青,就這樣從一百多人,減到了幾十人,十幾人,幾個人,一直減,我們兩個,隨著知青點人數的減少,越來越熟,心裡其實是有一種同病相憐的味道。
到了最後面,其他的人都走了,整個知青點就剩下了我和她兩個人,想不熟都不可能。你看看,我們是不是天選之人?老天爺選來選去,最後把我們選漏掉了,留了下來,留在那個山坳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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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和當地的農民,關系本來就不好,你想想,知青都是城裡去的年輕人,又在那物資極度貴乏的年代,肚子每天都是餓的,臉是菜色的。在農村,偷雞摸狗那是常事,還偷農民自留地裡種的菜。
房前屋後果樹上的水果,更是還沒成熟就被偷完了。說起來好笑,那幾年,我們每年吃到的枇杷都是青的,桔子也是青的,哪裡會讓它們有成熟變黃的機會。
連葡萄架上的葡萄,農民掛了塊紙牌子,上面畫一個骷髏頭,寫著“農藥有毒”幾個字,照樣被偷完,誰管他。
當地農民氣的半死,罵我們說,什麽知識青年,比國民黨反動派,比日本鬼子都不如,你們也就會個三光政策。
氣不過的農民追到知青點,這個時候,知青是很團結的,男男女女,就和他們打。他們都是有家的, 真打起來,哪裡有我們這些赤條條,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厲害?每次肯定是老鄉輸。
你想想,雙方就處在這麽一個狀態,關系怎麽可能會好?
而且,那時的知青,大都處在理想破滅的時候,都有種破罐子破摔的味道,什麽大道理,政治上的恫嚇,對他們都沒有用了,已經活到了最底層,你還能奈我何,大不了老子和你拚了,都抱這樣的態度。
知青點的人越來越少,當地的公社也好,大隊也好,都開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我們這些人不存在,只要我們少去找他們麻煩就是。
知青這裡,人少之後,也不敢進村去偷雞摸狗了,知道再打起來,自己人少,打不過人家了啊。
這樣雙方偃旗息鼓,反倒平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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