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上的信息眼花繚亂，我剛開始只是隨意的翻著，但一些字眼一直在出現“分低”、“專業課”、“壓分”。這些字眼就像是奶奶家的黃色雜志似的吸引著我，我開始從上往下的翻信息，逐漸明白了事情是怎麽樣的。原來群裡100多號人竟然沒有一個人是過了國家線的，而大部分人的專業課分都很低，於是就有人懷疑是壓分，故意壓一些本科院校不優秀的人的分，從而能夠通過調劑的方法來錄取本科院校更優秀的學生。

　　我看著群裡熱火朝天的討論感覺到激動，我在群裡說明自己的分數，也表明可能被壓分了，猜想著如果真的是被壓分了，那是不是可以通過申訴等途徑來重新改卷，從而得到一個公正的結果。但是一切都是猜測，沒有任何的證據，誰也不知道壓分這種可能是確有其事還是一群失敗者的臆想。

　　媽媽叫我吃飯了，沒再問我考研的事，我卻心裡按捺不住，想要給她分享，我巴拉巴拉地一通說，她看起來好像也並不興奮，只是說看看事情到底是怎樣。我說著我們要申訴，要信訪，想要一個公正的結果，媽媽只是聽著我說完後，開始講了一件事情。

　　原來我的表姐當年考特崗教師的時候，成績也出現了差錯，有一個人頂替了表姐的成績，以至於表姐沒有辦法入職，而另個冒名者卻堂而皇之的去工作了。表姐的爸爸，也就是我的舅舅在縣裡反映無果，在市裡反映無果，一氣之下舅舅帶著表姐直接去了BJ，結果才得到公正的處理。表姐順利的入職了特崗教師。

　　我聽的呆呆的，媽媽講的很粗略，我也沒有好奇心去追問細節，我知道媽媽給我分享這件事情並不是在說明申訴這件事情有多難，僅僅是覺著這兩件事有共同點，所以說了出來。

　　我一邊吃飯一邊眼睛不離手機，看著群裡的消息依舊已很快的速度刷新著，但是完全沒有有用的信息，有的學生將這件事反映給了微博大V，但也是石沉大海，其他通過自媒體渠道反映的也大概是如此。

　　而我就是後者，我通過國家信訪局寫信訪件的方式反饋問題，在未來的某一天的中午，我那是已經成為一名代課老師，我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是目標院校所在省的省教育局打來的，那邊的聲音穩重清澈，向我說明了他接收到國家信訪局的信訪件後，反饋給了我所報考的目標院校，由目標院校自查問題，自查結果是無壓分現象。我氣憤地開始和她辯論起來。“自查！自查！”我不斷的重複著，覺著整件事情的可笑與荒謬。我和她爭執了數十分鍾後，我表明了這件事我還會繼續追究下去。而在那時已經是五月份了，離出考研成績已經過去兩個多月。五月份的我想對於二月份剛出成績時的我，多了更多的憤怒和無力，少了許多希望和探求。那時的我隻想要一個答案，不再想去讀研什麽的了。

　　二月份的天雖然已經立春，但是寒意不減，因為疫情的原因，街上也是空蕩蕩的。一切就像是電視劇《行屍走肉》裡的場景，不同的是電視劇裡的主角生存在片場裡，而我生存在現實生活裡，沒有NG的機會。

　　疫情以來的生活非常無趣，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但作為一名大學生，宅在家裡卻非常擅長。吃完飯，爸爸媽媽在沙發上玩手機，我弟在臥室裡學習，今年他正值高考。我搬了個板凳到了陽台，現在是早上十點，陽光正好，攤開《安娜卡列尼娜》，放在腿上，繼續玩手機，玩手機的間隙看一會書，看煩了繼續玩手機，每日終終如此。

　　我腦海裡總是會想，考研那事會不會有什麽轉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