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角度看中國歷史【三國之王途霸業，故事仍在繼續，恭請各位點擊。】　　下文是網絡轉載，非原創。

　　這樣的話題本不該我來寫的。

　　對於經濟學我一知半解，對歷史我不求甚解，且隔著山一樣的行呢。這是一個大題目，而我不是歷史系的高材生，只是通信業的過河卒。不過暇日讀書，偶有所得，輒筆之於側，所讀之書，多朱墨縱橫。歷史也略翻了些，雖則是“一日看盡長安花”的“觀其大略”，積得久了，心下也就有些別樣的計較，不寫將出來，便似鯁在喉。好在接輿之言，聖人用之，又好在網絡實在是個寬容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擠，不管擠出來的是牛奶，是牙膏，還是別的東西，都有人看。這幾日有空，索性把向來的一些想法擠將出來，也算是了了樁心事了。

　　將秦以後的歷史稱之為資本主義，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第二個第三個，更不消說什麽“農村資本主義”，“資待社會”的名詞，所以我這種說法並不標新立異，更不石破天驚，倒似老子所說，“不為天下先”了。但這終究是我自己的。韓寒說，我不想與眾不同，我隻想認出我自己。不用刻意的遵從權威或刻意的藐視權威，也不用刻意的主流或刻意的非主流，我隻想用文字說說我心中的歷史。能說自己想說的，是一種福份。

　　是為序。

　　一從經濟學角度看歷史

　　過去評判歷史或歷史人物的時候，總有個不好的傾向，就泛道德化，比如根據皇帝的勤政與否判斷朝代的好壞，再比如實在找不到問題合適的解釋，就說什麽中國人的劣根性之類。這種習慣是自古而然的，先賢們就喜歡說些人之向善，如水之就下的話。水向下流是因為萬有引力，人的善惡也與萬有引力有關?還是如愛倫坡所說，因為地球從西往東轉，所以打孩子從東往西，就會把惡一點點地打回去?

　　當然，先賢們是在傳道，傳道和傳教一樣，邏輯沒有比喻有用，數學模型沒有寓言故事有用，所以與其讓理論更為嚴密，不如讓比喻更為生動。

　　但我更喜歡別的一些方法，對於人物的評判，我更喜歡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他的成長環境，行為模式和心理動機，對於歷史發展，我更喜歡從經濟學角度看生產和分配，供給和需求，以及各利益集團的博奕。

　　比如為什麽北方遊牧民族攻擊中原農耕民族的次數多，而反過來卻很少呢。因為對於北方遊牧民族來說，中原是無所不有的花花世界，而對於中原農耕民族來說，北方草原則是鳥不拉屎的不毛之地。在沒有警察干涉的情況下，你可以鼓動一個流浪漢去搶劫一個富翁，但你很難鼓動一個富翁搶劫一個流流漢。如果北方草原氣候溫暖適宜於耕種，或者有大量的金礦，恐怕夏商周的時候，那裡就被農耕民族佔領了，否則為什麽適宜於耕種的土地，全都是農耕民族佔領著。不過是無利不起早罷了，與狼血羊血有什麽關系。

　　為什麽古代中國會修了幾次長城，而中世紀的西歐沒有呢。因為古代中國主要的威脅來自亞洲北方大草原，而中世紀的西歐則來自海盜。如果你家裡有萬貫家財，綾羅綢緞，你是用高牆圍起來再養幾條狗呢，還是不建高牆，去滿世界尋找可能搶劫你財產的流浪漢一一加以攻擊呢。事實上，羅馬帝國佔領了歐洲能種植葡萄的土地後，也在北方邊境修建了一個“千裡長城”，在不列顛修建了一個“百裡長城”。

　　為什麽皇帝總是看上去一代不如一代呢。

除了後代的皇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學上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如果土地、資本和生產率都不變，每增加一個勞動力，新增加的產出將是遞減的。付出同樣的努力，後期的皇帝對於帝國能做出的貢獻大多比早期的皇帝要少些。　　中國之成為中國，中國人之成為中國人，都有其經濟學原因，性格決定命運，而命運又何嘗不在左右性格的形成。“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其實後人又何嘗不鑒之了，漢懲於秦廢封建廢得太徹底，而廣封劉姓諸王，結果出了個七國之亂，晉懲於曹魏宗室孤弱，以諸王領兵，又出了個八王之亂。宋看到唐藩鎮之禍，偃武修文甚至自廢武功，結果軍事不振。清看到鮮卑全面漢化被同化，元漢化遲滯被趕出塞外，在被漢化之前先對漢人奴化，剃發，興文獄，禁海，燒書，結果西洋狂飆疾進，打到了家門口。中國的治亂循環，也有其經濟學的原因在，與什麽鑒不鑒之無關。

　　中國在戰國時代，就進入市場經濟，至遲至宋代，市場經濟已然成熟。市場經濟有其內在規律，有其發展周期，政治的作用能讓其提前，推遲，卻不能最終消除。指望靠幾個皇帝每天多上一個時辰的朝，或指望某個喜歡上朝的皇帝多活五百年，就能擺脫周期律甚至永做天朝上國，豈不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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