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飽喝足躺在床上，陳慕武為自己接下來的講座題目打起了腹稿。

　　其實這種相對論的講座辦起來也很簡單，如今的國人推崇相對論，並不是推崇其中的科學道理，而是推崇它引領了一場物理學大革命。

　　和歐美學界對相對論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不同，中囯人很迅速地就接受了這種新理論。

　　一是因為我國早在漢代時期就已經有了相對性原理的運動學思想，再加上“以太”這個概念在近代國內的思想史上，幾乎沒產生什麽影響。

　　二是因為就在1919年愛丁頓在西非的普林西比島上觀測日全食的時候，國內的新文化運動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日全食觀測結果傳回倫敦，《泰晤士報》報道時采用的標題是《科學革命，關於宇宙的新理論，牛頓思想被推翻！》。

　　這篇報道又漂洋過海地來到九州大地，相對論這個打破了統治物理學界幾百年的牛頓經典力學絕對時空觀的重要理論，很快就成為了破舊立新的一個典型，成為了“賽先生”的一面旗幟，在學界上空冉冉升起。

　　1920年羅素訪華，在邶大講學了一年，期間曾大力稱讚愛因斯坦和他的相對論，進一步為國內的這次相對論熱潮推波助瀾。

　　一時間，懂物理的人也好，不懂物理的人也罷，紛紛在報紙雜志上撰文，無不讚揚這個名叫相對論的新鮮玩意兒。

　　就連和物理學八竿子打不著的大詩人徐志摩，都動筆寫了一篇題為《安斯坦相對主義，物理界大革命》的文章，借著科普的由頭夾帶了大量的私貨，發表在了1921年4月的《改造》雜志上。

　　文章內容的正確與否，陳慕武不便多說。

　　——這又有什麽可多說的！明明是一種物理學上的理論，可這位老兄在題目中，卻偏偏給相對論冠上了一個哲學意味濃厚的名詞“主義”。

　　你說他錯吧，但物理學確實也算是自然哲學不假;你說他對吧，但卻總覺得聽上去很別扭得慌。

　　文化界的這些種種表現足以說明，相對論當時在國內的知識分子之中究竟有多麽火。

　　陳慕武覺得，這幾場講座，面向的應該大多數都是徐志摩這種附庸風雅葉公好龍之輩，講講淺顯的知識還可以，但高深一點就會讓人昏昏欲睡。

　　就比如，他可以講講狹義相對論裡的“愛因斯坦火車”，但絕不可以講廣義相對論裡的“愛因斯坦電梯”，他們聽不懂！

　　既然已經確定了這樣的講座方針，陳慕武接下來的選題就輕松了不少。

　　最終他敲定了五個題目，相對論與空間，相對論與時間，光，宇宙和時間旅行。

　　至於如何把這幾個題目講的津津有味，陳慕武也不是沒辦法，後世大賣的兩本科普書《時間簡史》《果殼中的宇宙》還有五六十年才能面世，再加上那些寓教於樂的《費恩曼物理學講義》和《新概念物理學教程》，自己從中稍微信手拈來一些，不就成為他陳慕武“原創”的了嗎?

　　當然，還要注意千萬不要超綱劇透，不能引用一些眼下還沒產生的理論和假說。

　　第二天醒來，陳慕武又去了一趟邶大，把寫著五個題目的紙條交給了胡適。

　　講座在即，邶大方面也要在報紙上打打廣告，這樣才能招攬到更多的聽眾。

　　然後他就去紅樓一層的圖書館，找了個窗明幾淨的位置坐了下去。

　　陳慕武本想著是否能和《覺醒年代》裡的那個留著大胡子的守常先生見上一面，

結果到了以後才知道，邶大圖書館去年年底換了新的領導，李先生有了新的職務，圖書館主任由皮宗石繼任。　　既然無緣見面，他就拿出隨身攜帶的筆和本，逐一列起了講座的大綱。

　　講到哪裡該說個笑話，講到哪裡該抖個包袱，也被他也一一寫了進去。

　　寫著寫著，陳慕武還想到了後世在A站上看過的一個相聲視頻，《量子力學與廣義相對論在相聲表演與創作中的指導及應用》。

　　作為物理系的學生，他曾經和搭檔把這段相聲移植到了某一年學校的元旦晚會上，博得了全場觀眾的笑聲。

　　很可惜時間緊張，來不及排練，不然他說什麽也想著把這段相聲在如今再複刻一次。

　　說不定，後世那個小黑胖子，也會尊稱他一聲前輩。

　　沒想到到了講座前一天，邶大方面還是傳來了變數，胡適信誓旦旦打的包票變成了空頭支票。

　　第一次見面時，他曾說蔡元培離校風波不會影響講學的正常進行，但在星期六下午，胡適還是到東板橋馬裕藻家裡找到了陳慕武，告訴他因為學生們都去教育部要求蔡元培重回學校了，因此明天的講座人數不足。

　　胡適問他能不能把所有的講學都向後推遲搬個星期，也就是說，第一場講學要安排在下星期四。

　　陳慕武對此倒沒什麽自己的考慮， 表示自己完全客隨主便。

　　胡適則多謝他的體諒，並告知陳慕武，他在邶京多住的這幾天裡產生的差旅費，邶大方面會再給他補助。

　　其實哪是因為什麽學生人數不足！只不過是美國公使舒爾曼突然間要到倩島一趟，去對華盛頓會議有關中?倩島問題的提案做一個考察，預計時間就在半個月左右。

　　算算時間，如果陳慕武仍按原來的安排進行講學，那麽舒爾曼將一場都趕不上。

　　花了大價錢把人請來，結果一場都沒聽，再有錢也不能這麽揮霍啊！

　　所以胡適才不得不借學生人數不足的由頭，來讓陳慕武的講學推遲，以便舒爾曼回京之後能趕上最後一場。

　　當然，陳慕武並不知道這背後的真正原因，他只知道突然多出來了半個星期的準備時間，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麽了。

　　講座的大綱已經全部列好，照著大綱繼續寫詳細的演講稿既沒有意義，也沒有必要，因為上面的內容對他來說屬於是簡單至極的，而是還要時不時地就得應付舉手提問的聽眾，演講稿寫得太詳細反而也會自亂了陣腳。

　　算算時間，自己那篇向歐洲投稿的論文，已經過去了兩個月，愛因斯坦的電報也已經發出了半個月之久。

　　不知道那篇論文是否已經刊登到了期刊之上?在歐美學界引發了什麽影響沒有?是支持他的人多，還是罵他的人多?

　　正當陳慕武無所事事，甚至打算再寫一篇驚世駭俗的論文的時候，房門外突然傳來一聲稚嫩的童音:“陳大哥，院門外有人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