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你以為此事該如何處置?”扶蘇問道。

　　“稟公子，老臣以為讓儒生幫著治國弊大於利，那日公子在朝堂上做出了決議，臣只能全力支持公子了，其實臣還是對儒生治國有些異議的。想當初先帝制定‘焚書坑儒’之策，臣也是讚同的，公子此番興太學，讓儒生參與治國理政，臣實在看不明白，還請公子明示一二。”

　　“自商鞅變法以來，我大秦一直以耕戰為主，先帝又奉法家之說為我大秦法度依據。其實不然，法、墨、儒、兵，並非一成不變，以哪家理論為政，是要依我大秦國力而定，如今我大秦已然掃滅六國，再以法家理論治國就有些不合時宜了，‘軍功授爵’製也是一樣。”

　　李斯這才明白了扶蘇的意圖，但是還有疑問。

　　“公子，老臣明白公子的意思了，如今我大秦該以那家之說為主呢?”

　　“我以為此番太學擇人就不要選一家之言為主，我大秦太學選擇儒生，法、墨、儒、兵等諸子百家皆可為太學弟子，百家之言，各有其長，亦各有其短，讓那百家之言互相攻訐，互相論證，以求得出一門包容百家的大學問，這才是我的目的。”

　　(秦末時將所有讀書人都稱為儒生，沒有特指儒家弟子。)

　　漢武帝時，劉徹遵從董仲舒之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舉雖然為漢武帝治國提供了便利，但是將奴性深深地烙印在了民族之魂中，更是閹割了民族的血性和尚武精神，要說儒家思想的功勞，也是不可忽略的，五千年文明之所以沒有斷代，儒家功不可沒。

　　扶蘇以為太學中除了商山四皓以及應曜等人外，他還打算客請精通其他諸子百家學說的大賢來太學執教，讓他們在太學中辯經論道，形成一門包容並蓄，沒有奴性的至臻學說，為大秦乃至後世奠定文化之根，這些扶蘇是不會告訴李斯的。

　　扶蘇雖然說了一大堆，但是依然沒有切中李斯來找他的症結所在，對於行伍之人鬧騰一事，還是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解決方案。

　　“公子，老臣明白了你的意思，眼下該如何平息行伍之人的怒火呢?”李斯急切地問道，說一千道一萬，不管謀劃的有多深遠，眼下行伍之人鬧騰可是最為急迫之事，是扶蘇首要解決的問題。

　　“丞相，若是我大秦同時施行‘軍功授爵’與‘太學推薦’兩套選才制度，按照行伍與儒生各一半的來授爵委官，是否可解眼下之事?”

　　李斯完全沒想到扶蘇竟然會拿出這樣一個解決方案來，這樣既滿足了儒生的願望，又解決了行伍之人授爵委官的問題，但是施行起來卻不太容易。

　　“稟公子，此事雖然可行，卻是不易啊！行伍之人與儒生向來不和，讓他們一起為政恐怕會起嫌隙啊。”

　　“行伍之人缺乏為政之術，儒生又太過於懦弱，將此二者放在一起，也是一件好事，開始會有一些不和之音，長此以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扶蘇對李斯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態度。

　　文人不恥兵謀，武人不屑仁義之道。孔子曾說過:“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可見儒家對攻伐之事的不喜，這其實也算是儒家思想造成的一個弊端。以仁義道德治國，並非不可，只是這仁義道德也需要武力來保護，仁義只在兵鋒之下，聖教還需行伍維護。

　　並非扶蘇不喜歡孔孟之言，而是孔孟治國的治國之道太過於理想主義了，脫離了實際。

　　將行伍之人與儒生放到一起，不起嫌隙那是不可能的，若是為了一時的安逸就選擇逃避，那文武相輕的弊端就會越來越大。

　　將文武之人放在一起，也許扶蘇為政期間都會被行伍與儒生之間的矛盾所困擾，但他沒想過要回避，如果他回避了，後人就要面對這個問題，而且他們之家的矛盾會更嚴重，讓行伍與儒生融合，互相理解，並非他這一朝所能完成的，但他願意為解決此事傾盡全力。

　　聽了扶蘇的意見，李斯沒有再說什麽，而是轉身離開了上林苑，因為他相信扶蘇的安排，更是相信扶蘇的眼光要比自己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