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晉著《中華帝國史》一書出版，此書的序言，充滿了關於中國政治化的客觀資料。他認為“儒學畢竟預示著一種一般的全球xìng道德觀的可能xìng;漢字也蘊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xìng語言的希望”。這兩個方面後來也被聰明的哲學家萊布尼茨所運用。

　從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大部分在中國的傳教士是法國人。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豐富的學識，在中國長期居住，並且熟悉中國獻，其中不少人在中國的宮廷中供職，能夠獲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國及其化的知識。他們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記述，傳播給法國和歐洲的公眾，這使得法國人對中國的了解超過了對歐洲的了解。就在這個時期，中國的《論語》、《大學》(以《中國的智慧》為名，於1662年在法國翻譯出版)、《中庸》(以《中國政治道德學》為名，於1663年在法國巴黎翻譯出版)、《孟子》等四書，以及《詩經》、《書經》 、《易經》、《禮記》、《chūn秋》等五經，還有《樂經》、《孝經》、《幼學》，被翻譯成西方多種字在西方發行。

　經過耶穌會士們近百年的傳播，終於從1685年到1789年，在歐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國的化熱”，法國的巴黎大學，成了“中國化熱的中心”。中國、孔子、儒學，“在歐洲獲得了前所未有過的知名度”。盡管18世紀的法國是“英國的世紀”，但是，中國“似乎比英國更受青睞”。1769年有人寫章，“中國比歐洲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

　在這個歷史時期，歐洲正處在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向近代資主義社會轉變階段。在新的歷史時期到來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準備，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論。這個思想準備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意大利藝複興的新思想，與耶穌會士傳入歐洲的儒家思想，這兩種思想之jīng華的整合。法國學史創始人朗松認為，自1680至1715年期間，是藝複興以來的歐洲明與中國的儒家思想相融合，進而形成啟蒙思想——法蘭西社會jīng神的大變革時期。

　在17-18世紀的歐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經非常狂熱地崇拜中國化，如:伏爾泰、萊布尼茨、費爾巴哈、魁奈、歌德……。他們“發現，令他們驚訝的是，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孔子以同樣的方式思索同樣的思想，並進行了同樣的戰鬥”。於是他們把孔子的人道主義價值觀、mín zhǔ觀、平等觀、zì yóu觀、博愛觀。視為“天賜的禮物”，魁奈在他的《中國制度》一書中聲明:“中國的學值得所有國家采用為楷模。”費爾巴哈也宣稱，法國要想繁榮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這些啟蒙學者們響亮地提出，要向歐洲“移植中國的jīng神”。這就表明，中國的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他們“zì yóu、 平等、博愛”等mín zhǔ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和依據。“孔子成了18世紀啟蒙學者們的守護神”。

　18世紀法國大哲學家、啟蒙運動的領袖和導師伏爾泰對儒學的讚賞可以無以複加，在他的裡。儒學成了反對神權的思想武器，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要知道世界上發生之事，就必須首先注視東方。東方是一切學術的搖籃，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來的。”他是一位睥睨一切傳統權威的批判家，但對於中國的傳統權威孔子卻非但不敢小覷，反而推崇至極。他把孔子的畫像掛在家裡的禮拜堂裡朝夕膜拜。並以儒家思想化為武器，抨擊基督教的。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家的中國是開明的君主製的典范，那裡有真正的信仰zì yóu，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zì yóu傳道，大家相安無事，zhèng fǔ隻管社會風化，從不規定民間的宗教信仰。他還中國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xìng的人”。當然，伏爾泰推崇中國的儒學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種他在當時歐洲現實中難得見到的“zì yóu”jīng神(其具體表現就是宗教寬容)。伏爾泰還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賢哲一樣有“己所不yù，勿施於人”或“己yù立而立人，己yù達而達人”的信條，並“提倡不念舊惡、不忘善行、友愛、謙恭”，“他的弟子們彼此親如足”。顯然，這就是“博愛”的義，因而也就和“zì yóu”與“平等”的信條息息相通了。

　伏爾泰認為:中國化傳入是對西方化一次巨大的“化衝擊”，中國化被發現，對西方思想家們來，是與達伽馬和哥倫布在自然界的新發現，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一件大事。他，當中國已經成為廣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國家的時侯，“我們(歐洲各國)還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認為人類明、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首先從中國那裡開始的，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遙遙領先。

　伏爾泰甚至大聲疾呼;法國要“全盤華化”！他主張，每個法國人都應該把“己所不yù，勿施於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除了伏爾泰，法國哲學家費爾巴哈，與狄德羅、愛爾維修同是法國18世紀啟蒙運動中，最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書派”的領導人。他們也都非常推崇儒學。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他在《論中國哲學》中也對儒學大加讚賞，他的哲學思想， 對於以後德國的哲學家康德、黑格爾的哲學思想，都有重要的影響。

　歐洲哲學的啟蒙運動開始時，孔子已經成為歐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學家包括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而在此進程中他們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響。在英國，儒學的引入間接的幫助英國廢除了世襲貴族政治，而通過法國人的傳播，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mín zhǔ制度的發展。

　而這些，是井蛙鼠目的清流們根所不了解的！

　林義哲知道，自己擔任出使英法全權交涉大臣，在法國和英國呆了近兩年時間，關於英法兩國政俗風情，已經具備了發言權，那為什麽不利用這個有利條件，來一篇大章，奪取意識形態方面的主動權呢?

　既然這些大清帝國意識形態方面的“中流砥柱”如此的抵觸西學，那就讓他們好好的搬一回石頭砸自己的腳好了！

　想到這裡，林義哲一時思如泉，他立刻取過紙筆，快速的開始寫起草稿來。

　正是從這一刻起，歷史留給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意味深長的一幕喜劇:為了給中國學習西方掃除思想障礙，打破保守頑固派們的阻撓，中國近代歷史最著名的先行者之一，拿起的思想武器，竟然也是傳統理論！

　歷史擺在他面前的選擇，無非有二，其一是承認西方明是先進明，而如此就必須迫使中國的士大夫們放棄傳統的“夷夏觀念”，放棄天朝在“開化層面”堅持了數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驕傲，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其二是找到某種邏輯，將這種西方明納入到中國傳統的“夷夏”明系統中來，肯定“聖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準” 、“西方明是中國‘聖教’所結出的果實”的同時，“學習西國光大發揚中學之處”！

　現在的林義哲，毫無疑問的選擇了後者。

　“……今英法兩國知仁義之，以臻富強，未始非由久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

　當林義哲提筆寫下了這樣的字句時，在另一處外官館舍，洪鈞將自己剛剛寫好的指責李鴻藻有違師道，自己宣布脫離師門的大字報，指使仆人貼在了外邊的照壁之上。

　“恩師，那洪陶……洪鈞當真敢為此狂悖之言?”吳大澄看著躺在床上氣息奄奄的李鴻藻，氣憤的問道。

　他是在昨rì接到李鴻藻的仆人要他過時，才得知洪鈞高調宣布脫離李鴻藻師門，李鴻藻已然氣病的消息。而在他正準備要過往李府探望的時候， 洪鈞的仆人卻送來了一封洪鈞寫給他的“絕交信”，吳大澄大怒，待要馬上過和洪鈞理論，卻又掛念恩師安危，是以先到了李府，而在來李府的路上，他又碰到了陳寶琛，一問起來，才知道陳寶琛也接到了這樣的一封絕交信！

　李鴻藻微微從床上抬起頭，想要張嘴話，但話到了嘴邊，卻變成了粗重的歎息。他的頭隨後又重重的跌到了枕頭上，一時間老淚縱橫。

　“這洪鈞簡直是欺……恩師！……”一同前來的陳寶琛看到李鴻藻流淚，硬生生的縮回了後面“欺師滅祖”的話。

　PS: 某天，幾個小姐湊一起聊天。甲:最近生意怎麽樣?乙:還行，我都不用做網評員了。丙:那個白胡子老頭大方嗎?乙:談價錢倒還爽快，就是常拖欠。甲:前幾天我還在微博上見他捐款呢?乙:什麽?捐的都是我的錢啊！丙:你老家夥哪兒來這麽好體力?甲:我看他在微博上總:轉發正能量！估計這個能壯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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