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對我國的歷史非常熟悉。”林義哲笑著說道。

　“不管是哪個民族的歷史，都是不應該被忘卻的。”內森答道，“據我的一些粗淺的了解，南宋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發達，科學技術發展最快，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的一個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人階層的時代，在那時，普通中國人的生活要遠遠的超過歐洲，就象今天歐洲人的生活要好於中國一樣。”

　“您說的非常正確。”林義哲說道，“兩宋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是為中國最爭光的朝代，也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兩宋也是中國為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兩宋，那時中國所謂的四大發明的三項被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線紡織，瓷器工藝的重要改革，都是在宋代實現的。兩宋的航海、造船、醫藥、工藝、農技等都達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後來者難以比及的高度。宋代的創造的財富當時是佔全世界的一半。正象您剛才說的，兩宋也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兩宋開創以來，即治坑礦、組織茶鹽開發。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兩宋在世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最早的紙幣和銀行。銀行可以貸款、異地付款。北宋時期就大量開采金、銀、銅、鐵、煤 等礦藏，中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歷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如造船廠、 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各地的官窯等。廠裡的工人按期領工資。就象現在歐洲的工廠一樣。南宋時的軍器所工匠能夠達到七八千人之多。南宋印製紙幣的造會子局，有徒工一千多人。綾錦院織工達到四百余人。除國家開辦的工廠外，一些私人興辦的工廠也相繼大量的出現與繁榮。 因為經濟的空前繁榮，宋代的錢幣鑄造量也非常大，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也有了進步。北宋貨幣以銅錢為主。其次是鐵錢。但金屬貨幣攜帶不方便，北宋初年於開寶三年在開封設立過便錢務，商人以金屬貨幣換得‘券’，到地方上再換回現鈔，用以購買物品。四川出現私人印製和經營 的紙幣‘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每兩周年發行一次，紙幣的出現便利商品的流通，社會生產力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可以說，那個時代是中國人真正的黃金時代。”

　“那個時代，中國人正生活在天堂裡。而歐洲卻處於中世紀的黑暗之中。”內森點了點頭，“我們的民族，也失去了一切，淪為這黑暗的犧牲品。”

　聽到內森的話說得沉重，薩拉向父親投去輕輕的一瞥，目光又轉回到了林義哲的身上。

　“在南宋滅亡之後，中國的黃金時代，便結束了。”內森接著說道，“後來的王朝。盡管也有商業發展的時候，但歧視商人階層的傳統並沒有被放棄，所以也就再難重現昔日的輝煌了。”

　“是這樣。”林義哲正色道，“而且直到今天為止。這種落後的觀念，仍然在阻礙著中國的發展。而我，就是想要要用一切努力，改變這種狀況。”

　“這可並不容易。”內森溫和地笑了笑。“其實自從上次您幫助我們的家族之後，我就一直在關注著中國。我也注意到，中國現在的商業也很興盛。但是限制也非常多，而且有些情況和我們的家族的遭遇非常類似，就是……”他頓了頓，注視著林義哲的眼睛，謹慎地措了下詞，“不得不應付來自於政府的要求。不同的是，中國政府的要求，常常是商人們難以承受的，而且是無法拒絕的。”

　聽到內森小心地用了“政府的要求”這個字眼，林義哲不由得訝異於內森的博學和看問題的一針見血。

　內森的這句話，的確說出了東西方世界“官商”境遇地位不同的本質！

　西方的羅特希爾德家族和東方的十三行，可以說都是官商，但羅特希爾德家族有“第六帝國”之稱，而十三行，則是“天子南庫”！

　人家是“國”，而你是“庫”！

　這兩個不同的稱謂，所代表的含義，也是截然的不同！

　“國”便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而“庫”，只能任由取拿！

　為什麽會有如此的不同，是和中國幾千年來，從上到下的“重農抑商”思想密切相關的。

　重農抑商政策與封建制度相始終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經濟的必然產物。中國封建社會采取這種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因為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這種經濟的主要部門是農業。為此，歷代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根本性的大事來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勵、組織農業生產的措施，在國家經濟政策上向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方向傾斜。通過發展農業，封建國家可以征收穩定的土地稅來保證財政收入，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固民於土”還有利於社會穩定。而商業是需要資本和人力流動的，私人工商業主一方面通過商品交換與高利貸盤剝農民，另一方面商業活動豐厚的利益回報又吸引著相當一部分農民“舍本趨末”，從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統治基礎。發展工商業不僅不如經營土地那樣使生活有保障，還會加劇勞動力從土地上流失，造成種種社會問題。因此，“重農抑商”、“以農立國”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治國主張。因此歷代統治者都把發展農業當作“立國之本”，而把商業(有時也包括手工業)當成“末業”來加以抑製。

　“重農抑商”政策的出現，除了其經濟原因或物質方面的原因外，還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中國傳統的“重義輕利”觀念的影響。

　以十三行家族的資產、他們的知名度，與羅特希爾德家族相比，同為官商，為什麽十三行卻無法在中國取得象羅特希爾德家族在歐洲各國的地位，是因為，左右他們命運的，不是法律，而是權力，是掌握權力的皇帝和朝廷官員的意志。

　只要權力階層的“重農抑商”思想不變，中國的商人，就無法擺脫成為權力階層的“庫”命運。

　這其實才是中國商人真正的困境！

　中國商人不能不畏懼、諂媚、逢迎權力的命運從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到漢武帝打擊富戶、頒布“告緡令”時基本定型，延續了兩千多年。中國人為什麽勤勞而不富裕，其原因亦可用來說明，中國商人為什麽優秀，而很難把商業做大做強。華人的經商天賦，是得到世界公認的。中國商人的勤勞堅韌、對市場的敏感、氣魄的浩大，絕不亞於猶太人，中國從古到今，多數商人不但富不過三代，就自己那一輩子，也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根本的原因是兩千多年的帝政時代，不可能建立起保證市場公平交易、自由競爭的法律體系。任何市場的交易都要有一種穩定的契約執行機構，保證交易雙方的利益，否則風險無法預料，成本難以估量。而保證市場公平規則執行最強有力的只能是政府。但在在中國歷朝歷代，多數王朝不但不是公平交易制度的建立者和維護者，反而是最大的破壞者，不少官員利用權力對子民的財產——既包括小戶的一畝三分地也包括巨商的萬貫家產予取予奪，這也是歷代王朝陷入政治危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在秦以前，商人是可以傲王侯的，財富擁有者可以對抗權力，直到秦朝剛剛建立時，朝廷還得善待巨商。但資本是流動的，資本的流動必然要帶來人員的流動，引發思想的活躍，言論的難以控制，這和中國歷朝“固民於土”的主要社會控制形式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於是，歷代統治者不得不面臨這樣一個難題:既要利用商人生財，流通貨物，來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運轉，又得防止商人階層崛起帶來的管制難題。於是，歷代統治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對商人的“控制使用”，允許商人在一定范圍內追逐利益，但絕對要打壓其政治上的訴求。明太祖朱元璋誥命商人為“士農工商”四民之末，從身份上矮化商人地位，就是此種目的。因此，商人要掙錢，尤其要掙大錢，除了巴結官府、伺候官員別無他途，可以說，官商結盟是幾千年來做大買賣的不二法門。

　與官家走得近，固然可以牟利，但也可以說是取禍之道。

　ps: 不厚案審到最後，才發現原來是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故事的脈絡已經非常清晰了:所有的男主角都為開來傾倒，徐明是心甘情願不求回報的買單王，立軍求愛不成由愛生恨投奔敵國魚死網破，尼爾追求過於熱情奔放被立軍和開來聯手湮滅。唯一無辜的原配男主角在法庭抗辯的最後階段才講出這個淒絕的愛情故事，令眾法官人不禁唏噓悲傷。多年前流行過一句話終於在這裡成為現實:不是兄弟不是人，實在是嫂子太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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