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的聲音雖然不大，但大殿裡的每一個人全都聽得清清楚楚。　　“此事萬萬不可！”大學士倭仁的聲音高高的響起，“天朝體制，從來都是四方蠻夷在我京師設置常駐使節，豈有天朝派遣使節為蠻夷之邦酋首道賀的道理?”

　　看到倭仁邁步出班，恭親王心下冷笑，象是知道他會第一個跳出來，但並沒有說話。

　　“夷人吾仇也，鹹豐十年，庚申之變，創深痛巨，此仇何能一日忘記?”倭仁大聲道，“而今竟要遣使通好，此事傳出，必為天下所笑，人心由此喪盡，還請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倭大人所言，甚是可怪。”文祥的聲音響了起來，“不和夷人通好，難道還要和夷人開仗不成?”

　　文祥的一句話便將倭仁噎在了那裡。

　　“真要開仗，是不是倭大人還要學勝保衝鋒陷陣，替皇太后皇上斷後，然後再來一次焚園之禍?”文祥厲聲道，“倭大人，夷人求通好，你卻在這裡煽風點火，欲起釁端，你是何居心?”

　　“你！……”倭仁一時為之氣結，他沒想到文祥會在這裡挑他的毛病，一時偏偏又說不出反駁之詞，只是一個勁兒的在那裡氣得發抖。

　　“文大人言重了，倭大人的意思，是不可遣使去法，壞了朝廷的儀製。”大學士宋晉出班道。

　　聽到宋晉一句話避重就輕的給倭仁解了圍，而且把矛盾一下子便轉到了朝廷外交上的“死穴”——禮製問題上來，恭親王的心裡暗生警惕。

　　中國傳統王朝以儒家學說為立國之本，其政治學說的核心便是“禮治”。清朝自關外入主中原，對“禮治”傳統的繼承，成了其統治合法性最重要的來源，自然，在禮儀方面的“剛性”也就較前代更強，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外國對清朝禮治傳統的挑戰，始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朝貢體系下，清廷自視為“天下共主”，馬戛爾尼們所尋求的卻是平等外交下貿易條件的改善。主管藩屬事務的禮部的辦法是按照“朝貢”體系的需要，在翻譯的時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書。

　　文書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意思亂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們”三跪九叩中國皇帝的關頭，卻總不免露出馬腳。但文字遊戲還是要繼續玩下去，馬戛爾尼使團以謁見英王行單腿下跪的禮節，謁見了乾隆皇帝;清方文獻卻堂而皇之的記載:使團正使“行禮如儀”。但嘉慶皇帝則不像他父親那般滿足於文字遊戲，阿美士德使團不肯對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們趕出了中國。

　　而到了道光鹹豐年間，在西方的衝擊下，中國國勢日衰，而這種可笑的自尊心卻表現得更為強烈，如皇帝決不見不行跪拜禮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觸犯的鐵則。

　　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產物，中英《天津條約》第三款規定:英國乃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大英欽差大臣作為代國秉權大員，覲見大清皇帝時，遇到有礙國體之禮，決不可行。必須統一使用英國使節拜謁其他國家元首的統一禮節。基於條約的“最惠國待遇”性質，這本來意味著西方國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禮儀覲見清朝皇帝，已經以條約的形式獲得了解決。但各國使節們很快發現，付諸實施卻成了大問題。直到1858年《天津條約》簽字之際，鹹豐皇帝還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制度，不得攜帶家眷”。他擔心的是:一旦允許西方使節以西禮代替跪拜覲見，天子顏面盡失，將“何以為天下共主”?

　　鹹豐皇帝的擔心，其實集中代表了中國傳統士大夫們的“禮治”思想。

　　到了1860年，英法聯軍自天津攻入通州。鹹豐皇帝對聯軍提出的八項議和條件無不應允，唯獨對英方提出的國書須“親呈大皇帝禦覽”這一條表示“萬難允許”。他指示前方負責談判的怡親王載垣，稱:“國體所存，萬難允許。該王大臣可與約定，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跪拜如儀，方可允行;設或不能，隻宜按照美、俄兩國之例，將國書齎至京師，交欽差大臣呈進，俟接受後，給予璽書，亦與親遞無異。現在撫局將有成說，不值因禮節而決裂，設該夷固執前說，不知悔悟，唯有與之決戰。”

　　結果因為談判失敗。英法聯軍迅速兵臨北京城下，火燒了圓明園。鹹豐皇帝匆忙逃往熱河，將殘局留給了恭親王奕忻。然後是簽訂新的《北京條約》，聯軍收獲了大量的物質利益，但仍然撼不動鹹豐皇帝對跪拜禮儀的堅持，隻好暫時放棄。

　　此時遠避熱河的鹹豐皇帝傷心欲碎——“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複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願意返回北京，因為“夷人”僅僅是暫時退去，他們拒絕行三跪九叩之禮，並想謁見自己親遞國書的念頭還沒有打消。他在詔書裡疾言厲色:“若不能將親遞國書一層消弭，禍將未艾。即或暫時允許，作為罷論，回鑾後，複自津至京，要挾無已，朕唯爾等是問。”

　　此年12月，恭親王從英、法兩國公使處取得了不再堅持入覲的保證。但鹹豐仍心存疑慮，不願回京。次年8月，鹹豐病死於熱河，終於實踐完成了自己“決不見不行跪拜禮之夷人”的諾言。

　　此種情形下，英國政府也隻好做出退讓，決定不再堅持入覲問題。英國外交大臣於1861年1月9日訓令英國駐華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中國皇帝親呈國書，只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其為英國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國也采取了和英國相同的處理方式。

　　鹹豐皇帝死後，同治皇帝年幼和太后婦道人家不便拋頭露面，就成了清廷長期拒絕外使入覲最得力的理由。

　　對於中國人的這種莫名其妙的頑固觀念，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當然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在上次派專使遞交國書的時候，為了不給林義哲惹更多的麻煩，而特別指示特使不必登陸，在海上和中國皇帝的欽差大臣完成遞交儀式即可。

　　而這一次拿破侖三世的禪位大典，他想當然的認為，發函邀請中國派個使臣前來參加，總是可以的。沒想到又一次在中國國內引發了軒然大波。

　　“當年大行皇帝直至龍馭上賓，也不見不跪之臣，文大人難道忘了嗎?”宋晉道，“朝廷禮製，屬邦新君即位，方可派使前往冊封，法蘭西國非我大清屬邦，派使前往，無論為何，皆不合朝規。”

　　聽到宋晉抬出了先帝，眾臣一時皆鉗口不言，大殿裡一時間鴉雀無聲。

　　宋晉說著，跪伏於地:“懇請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老臣懇請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倭仁見機不可失，立刻也跟著跪伏於地，大聲的說道。

　　“若是法蘭西國因怒興兵，犯我海疆，宋大人以為，當如何應對?”文祥怒道。

　　“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一概而論，法主既求於我國交好，何致興兵?”精明的宋晉顯然知道厲害，又一次避重就輕的說道，“朝廷只需婉言謝絕即可，法主想不至輕言決裂。”

　　“凡事預則立， 不預則廢，宋大人還是不要把話說得太滿的好。”文祥冷笑著說道，“彼國新君即位，誠邀我國前往參加典禮，我國若拒之，彼則以我國有意藐視，彼新勝普魯士國，如今為歐陸霸主，且水師精利，若是興兵來犯，我隻問宋大人倭大人可有退敵之策?”

　　宋晉正在措詞間，倭仁卻忍不住怒道:“立國之道，尚禮義而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在技藝！欲求製勝，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謀自強，必謀之禮義之士！戰勝在朝廷用人行政，有關聖賢體要者，既已切實講求，自強之道，不外如此！”

　　“夷人機心最重，狡詐多端，今欲從其所請，複揚其波而張其焰耶?安知不另有詭謀?皇上天亶聰明，孰賢孰否，必能洞知！在皇上好學勤求，使聖志益明，聖德日固而已。宋程顥雲，‘古者人君必有誦訓箴諫之臣’。請命老成之儒，講論道義，又擇天下賢俊，陪侍法從。我朝康熙間，熊賜履上疏，亦以‘延訪真儒’為說。二臣所言，皆修養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源也。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講筵。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人，輔弼得人而後天下可治！……”

　　聽到倭仁又開始囉囉嗦嗦地講起他那一套來，恭親王再也忍受不住，指著倭仁斥道:“忠信為甲胄、禮義為乾櫓，便可抵擋洋人之堅船利炮嗎?再有兵臨京畿之事，汝可能執忠信禮義，臨敵卻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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