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閣經過討論後決定派第11、第14師團支援，將其編為“上海派遣軍”，陸軍大將菱刈隆任司令，前陸相白川義則任海外派遣軍總司令。

　　日軍第11、第14師團分別於27、28日抵滬，至此上海的日軍已達9萬人，而經過連日激戰，第19路軍和第5軍還能繼續戰鬥的官兵已不足5萬人，蔣光鼐感到廟行戰鬥19路軍和5軍傷亡很大，建議張治中向軍政部報告，要求將杭州的上官雲相、戴嶽部隊調來增援，結果這份請援的電報如石沉大海。按理說南京國民政府此時也應該向上海增兵，但蔣校長此時奉令的對日政策是“一邊抵抗，一邊交涉”，即以外交和談作為解決事變的主要手段，因此在日軍向上海增兵2個師團的同時，駐扎在江蘇、浙江、江西的蔣校長60個嫡系師均按兵不動。

　　本來形勢就對第19路軍不利，川島芳子又從上海警備司令部參謀王庚手中威逼得到了第19路軍的絕密布防圖，日軍由此得知第19路軍防守最薄弱的地方是吳淞要塞的背後。

　　2月29日白川下達了總攻淞滬的命令，3月1日晨，日軍繼續在閘北、八字橋、南市、竹圍墩、廟行、紀家橋、吳淞等線發起總攻，

　　教導中隊和淞滬警備營的剩余將士在彈藥不足、兵力不足的極端惡劣情況下，還是守住了陣地。

　　教導中隊裡趙觀成多處負傷，已經站不起來了;謝小球也左臂中彈，但仍舊死死的頂住重機槍，用重火力壓製日軍;警備營連長孫超在營長陳魁犧牲後主動承擔起警備營的指揮工作，此時的他腹部被日軍刺刀劃到，鮮血直流，命在旦夕;陳耀宗也好不到哪裡去，左臂被日軍子彈擦傷，肋部雖被刺刀劃到，慶幸的是不深，只是傷到皮層。

　　日軍的再一次進攻開始了，陳耀宗從望遠鏡裡看到，日軍的進攻力度明顯下降了，這次進攻日軍只出動了四輛坦克。

　　陳耀宗組織了最後一批士兵敢死隊。日軍坦克氣勢洶洶，長驅直入的佔領了教導中隊的第一道防線，當日軍坦克來到第二道防線時，教導中隊士兵敢死隊先後拉響了炸藥包試圖炸毀日軍坦克，在付出重大傷亡的前提下，教導中隊先後炸毀了日軍三輛坦克。

　　日軍最後一輛坦克在看到其他坦克被炸毀的情況下，非但沒有調轉回頭，還繼續朝教導中隊第二、第三條防線衝了過來。

　　陳耀宗拿起炸藥包，運動到日軍坦克的側翼，趁著坦克不備，一個斜插就到了日軍坦克的側面，陳耀宗拉響了炸藥包，隨後把炸藥包扔到了日軍坦克的底下，整個人順勢往旁邊翻滾過去，但在側翻過程中被日軍的子彈擊中腿部，正當陳耀宗忍著疼痛繼續翻滾時，炸藥包炸毀日軍坦克時的巨大衝擊力又把陳耀宗給震了出去，陳耀宗瞬間覺得五髒六腑被移位似的，腹中的苦水和鮮血吐了出來。

　　“團座。”謝小球在後面大聲喊道，手裡的機槍不停的掃射著。

　　教導中隊的士兵冒著日軍的子彈奮力將陳耀宗拖了回來。

　　當陳耀宗被教導中隊的士兵冒著拖回來的時候，日軍的一顆子彈不偏不倚的從謝小球的眉心穿過。謝小球一聲沒吭的倒在了陣地上。

　　“謝小球。”躺在後面喘氣的趙觀成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時日軍第11師團萬余人繞過吳淞要塞，在瀏河七丫口、六濱口一帶成功登陸，第19路軍面臨著腹背受敵的險境，為避免被全殲，當晚21時，

蔣光鼐下令全軍總撤退，3月2日全軍全部脫離原戰場，日軍在佔領第19路軍陣地後也停止了追擊，“一二八”淞滬抗戰到此結束。　　隨著“一二八”淞滬抗戰結束，開封教導中隊二千余人隻活下來不到七百人，團長兼中隊長陳耀宗身負重傷， 隊副謝小球和一分隊隊長柳樹泉犧牲，隻留下了半條命的趙觀成帶領殘兵回到了開封。

　　“一·二八”淞滬抗戰顯示了中華民族偉大的民族精神和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產生於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傳統，產生於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長期鬥爭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在淞滬抗戰中得到全方位升華，顯示了強大的戰鬥力。

　　“一·二八”淞滬抗戰的爆發，助推了民族精神的空前高揚。浴血奮戰的中國軍隊，被譽為“是國家柱石，是民族先鋒，氣吞倭寇，神勇遠震全世界！為正義犧牲，為和平奮鬥，血濺滬野，忠魂長繞大江南！”全中國人民以及海外僑胞，則不分天南地北，紛紛熱烈聲援淞滬抗戰。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下，上海更是全民奮起，工人、農民、市民、職員、青年學生、知識分子、民族工商業者、少數民族人士、宗教人士等，無不同仇敵愾，萬眾一心，奮起為抗日救亡而戰、為民族獨立而戰。“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英勇悲壯、氣勢磅礴的《義勇軍進行曲》發出了全民族抗戰的最強音，這振奮華夏民族的史詩誕生在上海絕非偶然。

　　這一時期，席卷淞滬的民眾救亡運動，其聲勢之浩大，動員之廣泛，為上海反帝鬥爭歷史上所未有，是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的一次集中表現。在民族大義的感召下，多地民眾紛紛組建抗日義勇軍，竭盡全力支援軍隊作戰，人民群眾與愛國軍隊團結抗敵，其情景可歌可泣，閃耀著偉大民族精神的燦爛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