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六年春,洛陽的天氣有些反常。 正月一直在悶燥的氣氛中捱過,二月到來,好容易天氣有些風,卻仍舊乾燥,沒有一絲要下雨的意思。
劉協最近一直坐立不安,桓典和王允看到,都感到奇怪。主要是這個小不點孩子,一直表現的都是沉穩,而且是變態的沉穩,很難得一見他有什麽焦慮的事情。
王允到了午後,終於忍不住問怎麽回事。劉協歎道:“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為何執政者無不是以君為重,以民為輕?秦政嚴苛,民怨深重,天下揭竿而起,從而二世而亡。今天下民怨日甚,我擔心近日必有亂起。”
桓典顧左右道:“噤聲!此言不該出童子口。”
王允道:“皇子為何突發奇想?”
劉協道:“昨日宮中直衛楊濮報稱,宮中有人信奉太平教。兩位先生可知這太平教是什麽來歷?”
桓典道:“不過民間一個普通教派而已,據說奉道派老聃為始祖,傳言教派也信奉什麽南華老仙等。庶民愚昧,傳言不足信矣。”
王允也說:“我朝雖說獨尊儒術,但是對教派並不禁絕。偶有信徒誇張傳言,一笑即可,不必太過在意。”
劉協正色道:“我雖年幼,卻也有愛國忠君之心。太平教以妖言惑眾,所聚集的,都是災難窮苦庶民,若是登高一呼,天下百姓必暴走,到時候,官衙首當其衝,多少人死於戰亂?多少人被裹挾反亂?多少人被餓死?多少人死於流亡?就算平定,也要許久,豪強愈強,漢室愈弱,政令不出宮闈,朝廷危矣!我料今日所雲,不日必有驗證。到時便知君等雖學富五車,平日還是太過輕視於此。可惜,可惜。”
桓、王二人面面相覷。
待劉協甩袖離去,桓典才反應過來,看著遠處劉協一副大人模樣昂首走路的姿態,悻悻然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王允道:“這哪裡是幼子?分明是一個垂垂老叟!不存一世見識,如何敢大言不慚?”
桓典道:“我等且找那宮中直衛來問,看宮中教眾是什麽情況。”
王允應道:“確實應該未雨綢繆,若皇子所言一半是真,就是大危險。”
兩人急急找那楊濮問話,突見一行人奔跑著往尚書台來。
宮中一般很少見人跑步走的,所議很稀奇。許多值守侍衛、宮人都翹首看來。
*
唐周這些天終於熬不過自己的恐懼,寫了一封長信,詳細地交代了自己的情況,並認真地揭發了張角等人謀反的細節。他在太平教時間不短,接觸的更大多是高層機密,因此,他洋洋灑灑地幾乎把太平教所有重要情況都記錄了下來。
他懷裡揣著這重要的書信,來到了南宮外,求見尚書令。
宮門外的直衛,聽他說什麽“事關社稷死生”,並不為意,通報後,宮內卻很重視,趕緊帶著他飛奔尚書台。
於是這場本該席卷天下,本可以掀翻大漢朝廷的謀反,提前暴露了。
一日之後,洛陽幾騎快馬飛馳兗州。同時京師鎖閉,城中大索。
宮中也突然加派了許多侍衛,衛尉和光祿勳親都跑到宮裡值守,開始嚴查信教人員。
皇帝也終於離開西苑,返回南宮辦公,還破天荒的召見了尚書台一乾人等,並和太尉楊賜談論許久。
這個太尉楊賜,正是那個宮中直衛楊濮的同族長輩,這個老頭子可不簡單,做過光華殿侍講,
是當年皇帝的老師,以前做過少府、光祿勳、司徒、太常等等重要官職,曾經和蔡邕一起上奏得罪了宦官曹節等人,蔡邕被發配邊郡,楊賜卻因為帝師的緣故,毫發無傷,並在那年冬季,代劉A為司徒,後改做太尉。官職變化雖然多,但是皇帝一直很信任他。 由於得了直衛楊濮的匯報,桓典和王允已經對此事也逐漸轉變了看法,重視起來,通過宮中的嚴密排查,竟查出一大片太平教徒,驚懼之余,也總算覺得松了一口氣。
桓典過去被人稱為“驄馬禦史”,曾經在洛陽城中留下大名,為宦官們所深深畏懼,若是其他人,得罪了這些人物,早就心驚膽戰,可桓典毫不在意。可是現如今,他侍講南宮,他卻覺得比面對宦官還要頭疼。
原因無他,皇子劉協罷了。
劉協自從上次多說了幾句之後,連著幾天少言寡語。隨著宮內被抓走的人越多,他越是沉默。
桓典現在再也不把他當作兩三歲孩子看了。他不敢o天子報告這孩子的特異之處,擔心天子真的以為他聰慧無比,拗起來立他為太子,會引起大亂。
但是也不能無視他,因為這孩子有些問題確實不好回答。
比如他問:“民間童謠雲: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可見選吏制度已經敗壞,可有什麽制度取代推舉選拔?”
桓典是太傅桓焉的孫子,當年也是舉孝廉入仕,他對這制度,雖有詬病,卻也並無太多改變措施。在他看來,大漢雖處處危機,隻要天子修德,親賢臣而遠小人,則興隆有期。很多時候,朝政不善,子民暴走,是天子德行的問題――這幾乎是所有士人的觀點。
桓典看得出,皇子協顯然不是這樣認為的。皇子協的思維模式很獨立,完全不同於皇子辯,而且很少受到授課人的影響。他這麽小,竟然有了自己強烈的個人意識,這對於他的學生身份來說,實在不是好事情。
從這個角度來講,桓典是極力讚成皇子辯做儲君的,因為他簡單,就像一張白紙,可以施展自己的影響力。可是,他心中分明又有另一種聲音,皇子協,可能是上天賜o大漢的人,他的懂事、沉穩、善良、謹慎,一切品德操守,都能成為天下民眾的福音。
劉協可沒有桓典那樣糾結的心思。 他知道宮中排查是必須的,接下來,殺的人頭滾滾,是少不了的情節。正因為如此,他很不喜歡。
在他的眼光看來,黃巾起義,是典型的官逼民反,隻是披上了一層宗教的外衣,而被三國文人稱為妖教。盡管黃巾之亂中,這些起義者出現了不少亂殺、亂燒、亂搶的情況,但這都是因為他們的缺乏教育造成的。起義者沒有軍事制度,沒有政治綱領,隻是認為殺掉貪官就是天下太平,自己就可以活下去了。事實上,這種簡單思維具有非常短視的破壞性,並且一直蔓延了將近兩千年。後世的黃巢、王小波李順、李闖王、洪秀全等,都是在這樣的簡單思維中,開始爆發的。因為他們見識有限,所以結果注定悲劇。
最初的起義者,往往最後被另外一批官僚階層取代,被有著嚴密政治綱領的人群奪取了政權,比如陳勝吳廣和漢高祖;比如這張角和曹操。
所以,黃巾起義,說到底,還是老百姓過不下去的一種無奈反抗。是士紳階層的貪婪腐化引發的,是大漢朝廷的政策未能及時調整造成的。這場起義,不僅動搖了大漢的國本,也為漢末軍閥混戰提供了土壤,為後來胡人入侵提供了機會。
他為這個時代的將要開始的大規模殺戮,而感到深深的悲哀;為自己無力改變朝局,而感到深深的無奈和傷痛。
魏晉之後很長時間,是文明幾近滅絕,是無數胡人屠漢,是華夏幾百年間大放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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