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階級立場當宛城戰鬥陣斬黃巾渠帥的軍報，送到洛陽的時候，劉協正在寫一本數學啟蒙書。　　劉協常常被古代的記事方式所迷惑。不管是《史記》也好，還是《漢書》也罷，當然還有後世的其他史書，大多對於具體數據和案例，興趣缺缺。後世有人專門質疑過這個問題，曾有人誇張的稱，中國古代並沒有嚴禁的數學管理理念。一場戰役，參與人數的類別、陣型、武器製式、裝備、糧草位置、主要將佐的履歷等等，大多都是一概而過，能省就省。

　　這個情況，當然沒有所批評的那麽偏激，其實中國古代的數學，仍是領先世界很多年的。但是，由於自漢代以來，主要為官者以儒學為宗，寫史的人，群體性輕視數字化管理，且存在為尊者諱的意圖，許多史料被修改的面目全非。

　　比如這個宛城之戰，書奏中隻字未提黃巾主力的裝備情況，未提官軍傷亡具體數字，僅用一個“軍陣戰死者十之二三”來說明。敵方將領情況，僅僅知道是叫趙弘，不知道他是何出身，也不知道師從何人，更不知道趙弘死後，由誰繼承位置。通篇書奏，僅講述如何壯志成城、誓破賊兵就堆徹出一大堆語言，再到後來，光剩下為孫堅請功的讚美之詞了。

　　數學，是一切自然科學的母親。

　　任何一個現代人，哪怕僅僅是初中畢業的，也對後世共和國的應試教育機制，深有體會。那就是，要想考得好，數理化必須成績好。僅僅文科好，數理化能把成績拉下去一大截。數學好不好，決定了一個人能夠走多遠的問題。這是後世政府強行推行數理化教育的結果。

　　現代人，越來越認識到，理工類的人才，對於國家建設的重要性;數字管理，對於工業化進展的重要性。

　　而漢代官員，一旦講起事情來，總會提出天人感應的理論，把一些毫無聯系的事情，生拉硬扯，搬到一起來講。這不僅增加了文章理解的生硬程度，也為科學管理社會，帶入了歧途。

　　在軍事問題上，劉協需要根據字面的意思，來猜測戰鬥主官面對到了什麽情況。

　　皇帝劉宏根據戰報，馬上猜到對方軍隊內部可能會出現內訌現象，所以提筆提醒前線的朱儁，注意這個問題。他是針對人性的弱點來分析的。

　　皇子協則認為，已經剿了這麽久，是時候“撫”了。他認為剿撫並用，才是解決之道。

　　皇子辯，也會按照何皇后的指示，來崇德殿偶爾看望一下父皇，也偶爾評點一些臣子們的書奏。不過，他似乎不覺得，這些臣子的意見，有什麽問題。僅僅覺得，書奏中的故事，講的抑揚頓挫，倒是很有意思。

　　皇帝每次見到他，就忍不住拿著皇子協來對比。

　　一樣都是自己的兒子，為什麽差距那麽大呢?

　　皇甫嵩已經和黃巾主力交戰多次，互有勝負，但是總體勝算較大。因為對方是困守城市，所以，相信照這樣的模式拚殺下去，官軍的勝利，僅僅是早晚的事情。

　　這天，北方又傳來了賊首張角病死的消息。據皇甫嵩匯報，這個消息，起初被黃巾的俘虜刻意隱瞞，經過幾番訊問，施了多種刑具，才終於得知，張角很有可能已經病死。

　　為了判斷這個消息的真偽，他曾經連續派出幾名精乾斥候，深夜用繩索潛入廣宗城，進行秘密探訪，結果都沒有回來。城內防備非常森嚴。

　　對此，皇帝批示，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劉協雖然對黃巾起義者充滿同情，

卻對這個所謂的首領張角，沒有絲毫好感。主要是因為這個人雖然名義上是全國黃巾軍的領袖，卻在起義爆發後，毫無領導者的覺悟，毫無計劃和條理，也不懂生產，僅以劫掠為生，給廣大人們帶來的不是希望，而是災荒和死亡。他起義固然是許多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但是他完全不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模式，而是推倒舊社會，再照樣建立一個舊社會。無非是把姓劉的皇帝趕走，換上了姓張的皇帝而已。　　同時幾個地方的起義軍，各不統屬，各自為政。各軍首領的戰略眼光也極為有限，大多數都只是在佔地死守或四處搶劫，當友軍有難時，各軍都不相救。

　　劉協曾經看過黨史，當時越看越覺得裡面出現了穿越人物。一樣的底層民眾，為什麽力量強大到可以改造舊社會?可以打倒一切反動力量?因為有全新的理論指導和一往無前的領袖，有嚴密強悍的組織，有堅韌頑強的鬥志，有全軍全黨的統一思想。

　　反觀黃巾軍這樣的隊伍，不搞建設，一味的燒殺搶掠，以為推翻朝廷，新社會就自然會來，卻不知，這樣的反人類行為，早晚要走向滅亡。

　　劉協認為，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進行破壞和毀滅，而是為了建設新的社會。不會建設的革命者，是不稱職的，不合格的。連建設思路都沒有的革命者，是偽革命者。

　　劉協為黃巾軍前途感到悲歎的時候，也為自己的立場感到尷尬不已。

　　一方面，受到共和國多年的洗腦教育，堅持認為民眾的利益高於一切;堅持認為民主才是興國之道;堅持認為國家興亡，全民有責;堅持認為民眾力量最強大，可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另一方面，他又悲哀地認識到，自己這個該死的皇子身份，無論如何，沒有權利自行摘取掉。這屁股就算再偏離，卻也很難坐到庶民的位置上啊。

　　所以，他對皇帝講起，自己有些看不起這些文人。“看看這些奏章，一幫子老朽不堪的文人，根本沒有建設性意見，專為攻擊而寫。各方前線你打仗就打仗吧，非要扯到朝政上，扯就扯吧，非要殺宦官。說什麽‘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

　　“這些話的意思，說來說去，反正就是不共戴天，有他沒我，有我沒他。這不是文人的撒潑嗎?”

　　“這些文人，僅僅因為觀點不同，就把別人劃入另冊，不搞死不罷休，實在是醜陋之極。——這終究不是文明的態度。”

　　劉協的這個看法，和皇帝劉宏驚人的相似。

　　每一次，皇帝見到大臣奏報，只要看到書奏中稱“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之類的文字，就氣不打一處來。

　　皇帝總覺得，指望著把某某人殺掉，朝政自然一片春風，天下自然太平，這純屬瞎扯蛋。奸人，誰是奸人?還不是這些文人自己定義的。

　　事實上，宦官們確實有腐敗不堪的，就算殺了一批，殺光了，只要他們這個職業以後仍存在，那麽這個腐敗不堪，仍會繼續出現。

　　在皇帝看來，宦官腐敗和官僚腐敗，其實是一樣的醜惡，一樣的該死。之所以還不死，那是因為自己覺得，還不到動手的時機而已。

　　皇帝愛憐地看著皇子協，總覺得這個皇子，怎麽看怎麽肖自己，實在是滿意極了。

　　其實，劉協心裡還想，這大漢朝，還沒有國家和民族這樣的概念，所以他們還意識不到，其實國家不是某一個人的，而是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當前這些文人之所以積極的參與政治，並不是為了所謂國家和民族，而是利益，實實在在的利益。他們通過宗族、鄉黨、姻親、師友、舉主、門生等等關系，組成的一系列利益網。

　　舊社會儒者的身份，決定了他們的階級立場，其實和宦官是一樣的。對於庶民來說，他們都是士紳階層的人物，都是剝削者的身份。

　　不過儒者和宦官之間，他們的矛盾關系積重難返，源遠流長，錯綜複雜，已經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罷了。

　　可是這樣的想法，僅僅在劉協腦海裡想想罷了，終究是無法說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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