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3年2月2日，大興港。

　夏季的東岸大草原一直是比較乾燥的，這從城外水庫陡降的水位就能看得出來。不過好在這裡離烏江不遠，河汊縱橫、湖泊遍地，東岸人改造地形後修建了不止一個小型水庫，因此無論是農業灌溉還是工農業用水，基本都沒受到影響。

　作為華夏東岸共和國的西北重鎮，大興港經過幾年時間的發展，以及執委會、烏江地區行署的重點投資，不但人口緩慢增加到了3600余人(包括周邊鄉村)，就連商業也漸漸繁榮了起來——當然這是相對而言的。

　“邊鄙荒野之地，不過數年便興盛如斯，這東岸國朝廷倒也幾分真本事，也難怪能在大明勢如破竹……”已經瘦了足足十斤的孫誠仁端坐在大興港城內的“孫春陽南貨鋪”內，若有所思地說道。

　他今天就要啟程返回大明了，不過不是一去不返，而是回去後與家族商討在東岸這邊幾家門店的經營事宜，同時也向股東們(主要是黑水方面的軍政大員)做一次匯報，以便將一些事情徹底敲定下來。除此之外，他也打算趁這次機會從家裡再帶兩個後生來這邊幫忙，※∵自己的家人如果有可能的話最好也一並接過來，以後乾脆就在東岸這邊安家了。

　孫誠仁從去年3月初來到東岸，至今已在東岸住了整整十個月。之所以耽擱這麽久，除了開店事務繁雜以外，更多的原因還是為了招募到足夠的能夠進行遠洋航行的水手。去年年中的時候。孫誠仁花費三萬元的天價拍下了四艘海軍低價處理的“髒船”。其土豪的盡頭一時成了鹽城港居民們街頭巷尾的談資。在此之後。他又花費六七千元的資金將三艘船進行了一番徹底的大修改造，船上的裝具也都更換了新的，經過這麽一番折騰後，保管這些船的原主站在旁邊都認不出來。

　不過買船、養船容易——只要有錢就可以——這開船的人手可就很難湊齊了。要知道，這可是在水手奇缺的東岸共和國，而不是隨時有大量水手處於待業狀態的阿姆斯特丹或熱那亞，想要湊齊四條船七八十名水手可不太容易。不得已之下，孫誠仁打著邵樹德、魏博秋、茅德勝等遠東軍政人物的招牌。四處求爺爺告奶奶，這邊挖兩個牆腳、那邊重金招募兩個，然後還通過勞工經紀人門德斯從歐洲拐了一些苦哈哈的蘇格蘭人，這才將將湊齊了四條船所需的最低水手數目下限，勉強宣布可以開了。

　他這次返程，四條船自然是不能空著的，除開一條船受東岸陸軍部委托運了整整一船軍火外，另外三條船都滿載了大明不常見的奢侈品:比如南非的象牙製品、新華夏的寶石、須鯨港出產的龍涎香、東岸的一些稀有木材、部分高級染色綢布等估摸著能在大明賣得動的商品。不過以這些商品的數量，很顯然填不滿空著的三艘船的船艙，因此孫誠仁又接受了往新澳洲輸送一百多名兵團堡學兵以及一千名瓜拉尼人的任務。算是結好一把移民部。

　辦完這些事情後，孫誠仁就打算暫時回大明了。歸期就定在幾天后。臨走之前的這幾天，孫誠仁還抽空去拜訪了一下這大半年來給了他很大幫助的“霍幹部”，然後又走訪了幾個本地“衙門”，最後將目前還空蕩蕩的鋪子托付給一名相熟的商人照看，這才放下心來靜等歸期——按照計劃，他明天就將搭乘一艘返回的蒸汽小火輪抵達青島港，然後乘坐定期班輪前往鹽城港，再從那裡啟程南下繞過合恩角，最後順著秘魯寒流、南赤道暖流(處於東南信風帶內)一路返回寧波，全程大概需要一百天以上——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這東岸國同時亦極重商事，商人地位亦遠非大明可比，真是令人稱羨啊！”雖然已經打定主意要移居東岸了，可這孫誠仁的潛意識裡卻似乎根本沒把自己當做是東岸人，只聽他繼續自言自語道:“為了發展商事就在全國鋪開修路，靡費朝廷庫銀巨萬，還專授良家子以商事學問，這真真是……”

　說到這裡，孫誠仁不由得搖了搖頭，若不是他已經商多年，對商人本身一無太多偏見，恐怕也得如同那幫老夫子們大歎一聲斯文掃地、世風日下了。

　孫誠仁所說的這種思想觀念上的差異確實客觀地存在於大明與東岸之間。甚至於，這種差異還存在於舊大陸國家與東岸之間——這絕不是開玩笑，事實上歐洲很多國家的主流社會輿論對工商業的鄙視程度雖不如大明，卻也是實打實的，這多多少少阻礙了工商業在這些國家的發展。

　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這幾個國家說難聽點處在封建社會一點不誇張，其陳腐的觀念和僵化的意識形態，徹徹底底地阻礙了這些國家企業和經濟的正常發展，進而阻止了她們往資本主義社會進行過渡。就拿法國來說，雖然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開始在上層人物(黎塞留、馬扎然等人)的強力推動下，漸漸關注起了工業企業，但這個過程仍然太過於緩慢了，且也不佔多數。

　如果法蘭西最多出現的情況是:每一個成功的商人都會迅速離開競爭激烈、風險巨大的工商業領域，然後投資貴族頭銜(此時法國的貴族頭銜是可以買的，但就和清朝的捐官一樣，頗受鄙視，也無啥實權)，進而給自己和自己的子孫獲得一個官職;同時他們還大力投資能給他們帶來持續穩定租金收入的土地，算是給自己留下一個後路。

　這種情況在法國愈演愈烈，以至於大部分法國人都將經商視為躍升社會階層的一個跳板，一旦達到目的，就千方百計洗脫自己商人的身份，然後試圖混入上流社會階層。他們的子孫一般也極少子承父業，大多進入公共機關，擔任一些官職，依靠祖上留下來的豐厚遺產當起了地方上的鄉紳，再也沒有當一個企業家的能力和覺悟。

　法國社會的有識之士曾經對此表達過不安，他們中有的人曾經說道:荷蘭商人的孩子大多數會子承父業，並且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習相關知識，他們是如此之強大以至於控制了我們國家大部分的商業，我們的商人無法與他們競爭，他們看起來總是一副新手的模樣，幾乎代代如此。

　甚至於在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都比較高的英國，這種鄙視工商業的思想也有著不小的市場。重商主義代表人物、東印度公司著名商人托馬斯孟曾經說過:“我們最富有的商人突然消失了。他們的兒子放棄了財富，嘲笑他父親的職業，設想著成為更榮譽的紳士(雖然僅僅只是名義上的)後如何茫然無知地揮霍他的財產，最後卻仍是步其父親的後塵去做一個勤勉的商人經營一家靠譜的企業，以保持和提高他的財富……”

　這種令孟非常憂慮的情況幾乎成了很多傑出的英國商人的宿命，他們的子孫往往會放棄工商業，放棄掉父親經營了大半輩子的企業，然後在妄想擠入上流社會中碰得頭破血流。這就導致了英國缺少那種能夠和荷蘭競爭的優質企業，國家的商業主權一度被荷蘭人所把持，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可以說，在如今的歐洲，除了荷蘭共和國以外，其他所有國家的大多數商人，在獲得成功後都傾向於將所得的財富投入到非商業事務中(一般是土地)，以追求地位和聲望的回報。也只有在荷蘭這種地狹人多的地方，商人掙了錢以後無從投資於土地，故而只能繼續投資於工業或商業，久而久之之下就形成了荷蘭社會獨特的商業氛圍——在荷蘭這個商人和技工之國，商業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重，社會允許商人成為上流人物，商人的聲望、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均非常高，與其他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而這種獨特的社會氛圍， 顯然也為荷蘭造成了一大批聲名赫赫的企業，如:德海爾商行、特裡普商行、阿姆斯特丹匯兌銀行、薩爾丹造船廠等等。這些歷史悠久、規模龐大的企業，在歐洲各地競爭力都極為強勁，為荷蘭擊敗了無數對手，帶回了數不清的利潤。

　萬幸的是，東岸共和國在穿越眾們持續二十年的“調教”下，整體社會輿論並無對工商業有什麽明顯的歧視，甚至很多人為了掙錢還會勇於去創業，這從西湖債券交易市場的火爆程度就能夠看得出來，整個社會的創業衝動非常強。

　這或許和東岸移民以明國底層人士為主(大多數是農民，外加少數手藝人和底層讀書人)有關，他們沒有地方士紳那麽頑固堅持舊思想，再加上遠渡重洋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從身理到心理上都更容易接受改造，因此減少了舊思想、舊制度的束縛，讓東岸得以輕裝上陣，獲得極為快速的發展——而這一切，如果是在大明，顯然是完全做不到的，單一個改造整個社會的思想就非幾十年、上百年不見功效，且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一張白紙好作畫，並不僅僅是說說而已，而確實是有其獨特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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