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捷的快船先於桓溫順江而下,由蜀地東出,每在一處碼頭停靠,總會有人下船高呼:
“伐蜀大捷!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桓公滅其國,盡吞其地!”
兩岸軍民,無不舉手歡慶,奔走相告。
桓溫伐蜀功成的消息,得以迅速傳遍荊、揚二地。
而朝堂上的氛圍與民間形成了鮮明對比,可謂是愁雲慘淡。
當初以桓溫鎮守荊州,是想要他守衛國之西門,可沒想過桓溫會主動出擊,進攻成漢。
此前,為桓溫加督六州軍事,說是六州,但其余司、益、雍、寧都是僑置,不過是在荊州分出一郡,作為名義上的一州之地,而梁州也只剩了四郡。
如今成漢滅亡,桓溫不僅坐擁益州實地,失陷的梁州四郡宛然而歸,同樣,此前被成漢佔據的寧州十二郡,包括雲南郡在內,也隨之歸附。
如今桓溫不僅坐擁當年蜀漢全境,更是據有荊州,比之蜀漢昭烈皇帝極盛之勢,猶有過之,東晉朝廷偏安江東,又怎能不為之震恐。
事情發展太過出人意料,滿朝文武,除了劉惔,誰又能想到桓溫憑著區區一萬人馬,竟然能夠滅亡成漢。
如今再想使絆子,拖後腿,已經晚了。
不久,桓溫的奏表送抵江東,在外諸將請功之外,桓溫請移司馬勳,以江夏相袁喬為梁州刺史。
朝堂諸公嘩然,共同輔政的會稽王司馬昱與司徒蔡謨本欲準桓溫之請,但在廷議上,尚書左丞荀蕤卻諫止道:
“桓溫如今勢大難製,豈可再以袁喬出鎮梁州,使其如虎添翼。”
朝廷於是拒絕桓溫所請,當桓溫得知消息時,恰逢他乘船出川,桓溫不慌不忙,再上一表,聲稱將引荊、益之精兵,入朝謁見天子,面陳袁喬鎮守梁州一事之迫切。
司馬昱聞訊,悲歎道:
“何相公忠體國,卻沒有識人之明,不僅錯看了桓溫之子,將雛鳳比作豚犬,更是誤信桓溫,為朝廷添一禍患。”
司徒蔡謨也是徒呼奈何,以桓溫今日之威勢,反叛更勝蘇峻、庾氏,如今他攜滅國之威,逼迫朝廷,公卿們實在不敢與之抗衡,更別提台城中的孤兒寡母。
太后褚蒜子召集重臣,無奈道:
“不如就準了桓公之請,朝廷與西藩也能相安無事。”
這一次,就連此前反對的荀蕤也閉上了嘴,畢竟真要是把桓溫引來江東,自己必將步晁錯的後塵,以平息桓溫的怒火。
隨即,朝廷下詔,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入朝為官,以袁喬繼任梁州刺史。
司馬勳縱使不願放棄方面之任,可朝廷已有詔命,而袁喬在漢中虎視眈眈,桓溫又在襄陽布置重兵,司馬勳萬般無奈之下,隻得啟程離開武當,乘船往建康而去。
此事過後,荊、益、梁、寧、雍、司六州將佐,無不看穿了朝廷的虛實,從此隻知有桓公,而不知有朝廷。
對於伐蜀功臣們的獎賞,還需朝臣商議,不可能立即下達,但對於桓溫的一些請求,還是立即答允下來,比如以桓熙為蜀郡太守,賜號定遠將軍,許其開府之權。
當然,桓溫逼迫朝廷,也有負面影響,便是建康朝廷從此防備西藩。
會稽王司馬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引以為心腹,企圖重用殷浩以抗衡桓溫。
桓溫對此倒是不以為意,殷浩此人養望十年,確有施政的才能,但他在軍事上的能力極為有限,桓溫清楚殷浩成不了氣候,也並未將他放在心上。
謝道韞不理朝中紛擾,但她近來心情陰鬱。
桓熙在蜀中納妾的消息已經傳揚開來,尤其是他們父子相爭,更是被人引為笑談。
越是才華出眾的女子,越是驕傲,謝道韞並非妒婦,可未婚夫在成婚前就與父親為了一個女子爭風吃醋,還是讓她感覺到面上無光。
直到桓熙從成都寄來家書,他在信中詳細解釋此事的緣由,告知謝道韞,自己是如何身不由己,是父親暗中叮囑,非逼著自己納妾,以安李勢之心。
而在書信末尾一詩,也讓謝道韞動情。
哪怕如今已經是夏秋交替的季節,不再是三月晚春。
謝道韞相信桓熙的解釋。
至於所謂父子之間爭風吃醋,在她想來,不過是世人詆毀之言。
樹大招風,謝道韞還記得桓熙當初說過的,不遭人嫉是庸才,以桓家父子今日的聲勢,又怎會不招人嫉恨。
她將桓熙的家書小心收好,對謝泉、謝玄等人,笑道:
“不如在庭中栽上一顆紅豆樹。”
與此同時,被朝廷深深忌憚的桓溫,此刻正低聲下氣的向司馬興男解釋父子爭妾的傳聞。
桓溫一個勁地喊冤,聲稱是常璩自作主張,他自己可是堅決推辭。
司馬興男將信將疑,她道:
“常璩此人,我看著就心生厭惡,不可使他留在幕府,且將他送往建康為官。”
作為桓溫的參軍,常璩自然是跟隨他離開了蜀中。
桓溫忙不迭地答應下來,只要能夠度過這一關,什麽都好說。
當天,桓溫便喚來常璩,提出要上表朝廷,放他入朝為官。
常璩作為漢臣之時,就心向晉室,如今得知能夠前往自己向往的建康,欣喜不已,他一口應下,於次日乘船東出。
見桓溫放逐了常璩,司馬興男這才消了氣,又記掛起了遠在成都的桓熙,沒少拿這事數落桓溫。
初秋時節,蜀中傳來捷報,桓熙平定叛亂,益州就此安寧,桓溫為之大喜,而建康諸公得知消息,如喪考妣。
在伐蜀的始末為世人所知後,桓熙雛鳳之名越發響亮。
一個桓溫就已經讓公卿們頭疼,而桓熙之才,只怕不下其父,一想到將來要受製於桓家父子,誰又能夠笑得出來。
而與桓家聯姻的謝氏,若不是豫州刺史謝尚曾為會稽王友,是司馬昱的心腹,只怕朝廷就要出手打擊陳郡謝氏,分其權力。
只是等將來謝尚亡故,將由誰來接替其職,還是會有一場風波。
桓熙對於荊、揚糾紛置若罔聞,他在一心治理蜀地。
入蜀之前,袁喬就向桓溫指出,益州富饒,諸葛武侯以一州之地,能夠抗衡中夏。
而桓熙也曾建議桓溫,取蜀中財富,用於北伐。
但在李壽、李勢父子多年的竭澤而漁之下,此時的益州,比之蜀漢末年的狀況,猶有過之。
蜀漢末年,益州疲敝,在無法增加租稅的情況下,隻得不斷加鑄小錢,面值不變,但含銅量卻是一降再降。
先主劉備在府庫空虛時所鑄的直百五銖,其重量從最初的8-9克,到武侯北伐期間的2-3克,而蜀漢晚期更是相繼減為1.4克、1克、0.6克,直至亡國前,一枚直百五銖僅為0.4克。
當然,這終究比不過孫權對民眾敲骨吸髓的大泉一千、大泉二千、甚至是大泉五千。
所謂大泉一千,僅一枚,虛值就高達一千枚五銖錢,但其實際價值僅為3.2枚五銖錢。
李壽入主益州之後,由於與晉室連年交戰,加之其人窮奢極欲,財政無以為繼,只能效仿舊製,改鑄小錢。
這也造成了如今益州經濟上的爛攤子。
現在的益州,所流通的正是李壽在漢興元年所鑄的漢興錢,其重僅為1克。
雖然漢興錢開創了年號錢的先河,但隨著成漢覆滅,這種錢幣自然要退出歷史舞台。
東晉的幣製同樣混亂不堪,早在西晉之時,朝廷就以曹魏舊錢通行,而不另鑄新幣。
到了東晉,依舊沒有統一的幣製,各地大行私鑄之風,其中尤以王敦麾下參軍沈充所鑄的沈郎錢最為知名。 www.uukanshu.net
但地方私鑄貨幣,標準不一,難免出現以次充好的現象。
如今桓熙治蜀,自然打算另鑄新幣。
他召集匠人,在成都城外修建造鑄幣廠,鑄造五銖錢。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九月十四,第一批新錢出爐,桓熙與定西幕府長史郗超一同前往鑄幣廠視察。
鑄幣小吏為桓熙奉上一千枚新錢,雖然此前已經稱過了重量,但他還是提心吊膽。
桓熙有言在先,每一千文,需重四斤二兩,若是出了差錯,便要將他治罪。
“府君,這裡正是新出爐的一千枚新錢,還請府君細數。”
桓熙聞言頷首,當即讓隨他前來的小吏上前清點,不久,小吏回稟道:
“府君,正是千枚,不多不少。”
“稱重吧。”
桓熙吩咐道。
小吏應諾一聲,當即為新錢稱重,郗超湊上前去察看,回頭笑道:
“主公,確實是四斤二兩,分毫不差。”
鑄幣小吏不禁松了口氣,桓熙誇讚道:
“你做得很好,我不會吝惜賞賜。”
小吏大喜,連忙謝恩。
桓熙摸出其中一枚,錢上刻著永和二字,永和既是當今天子的年號,也是新幣的名字,即為永和五銖。
自桓熙驗收過後,城外的鑄幣廠日夜趕工。
當永和五銖被大量生產之後,桓熙終於頒布政令,廢除成漢舊幣漢興錢,在蜀地專以永和五銖通行。
同時在各縣開設兌換處,供民眾以舊幣的實際價值兌取新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