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一戰的勝利使得魏國安定下來，更進一步穩固了司馬家族在魏國的權力基礎。在後司馬懿時代，許多人一開始對司馬兄弟接班掌權是持懷疑，甚至是否定態度的。正好東興之戰中，魏國七萬人馬敗給了東吳老將丁奉的三千吳軍，於是更多人認為司馬氏不具備統轄軍政的能力，之所以司馬家族現在手握重權，完全是靠他們的老子司馬懿玩弄權術，以及在高平陵事件前後的血腥清洗而獲得的。沒想到在接下來的合肥新城保衛戰中，吳國的二十萬兵馬在張特的三千守軍面前又一敗塗地，這當然要歸功於守將張特的智勇頑強，同時與司馬氏運籌帷幄、掌控戰場全局的能力也不無關系，甚至新城一戰的整體戰略還要高於東興之戰中吳軍的戰術水平，這不得不讓天下人對司馬家族的能力重新刮目相看。但司馬師一直以來總覺得父親去世後，自己雖然接掌了父親手中的一切權力，可並非所有朝臣都對新朝表示順從，不時還會有不和諧的聲音傳到司馬師的耳朵裡，所以繼續保持對朝局的高壓狀態看來是十分必要的。其實，這樣的不和諧早在司馬懿在世時就一直存在，而到了正始年間，也就是司馬家同以曹爽為代表的曹氏宗親明爭暗鬥，愈演愈烈之時，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已經開始對司馬家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了，這批人中有些便出自魏晉時期著名的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是指起自正始年間(公元240年-公元249年)的一批文人名士，包括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和阮鹹七人。七個人因時常在嵇康的居所山陽縣外的一片竹林中飲酒聚會、吟詩縱歌，所以稱他們為竹林七賢。當年漢獻帝禪位於曹丕後被貶為山陽公，其封地就在山陽，即今天河南焦作修武縣一帶。竹林七賢中又以嵇康、阮籍、山濤為核心人物。竹林七賢互為好友，常常在竹林之下縱酒高歌，肆意酣暢。七人是當時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沿襲了以何晏為代表的魏晉玄學之風，認同莊老，竟事清談，又在何晏等人以無為本的觀點之上主張以老莊哲學為基礎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超越儒家各種倫理綱常的束縛，追求人之本性的自由發展。這些人在生活中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竹林，清談時政，常常對當局，特別是司馬家的很多做法加以褒貶，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妄議中央，言論中流露出相當的自由化傾向。七賢都有很高的文學素養，繼承了建安時期的文學精神，他們的筆下不再將文學詩歌作為談經講義的工具，而是借助比興、寄托、象征等文學寫作手法隱晦而曲折地抒發自己的思想情感，反映出在政治鬥爭激烈而殘酷的環境下，當時社會中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所具有的文學特點以及通過詩文所表達出的思想傾向。

　　七賢之中的核心嵇康出身官宦，父親嵇昭官至治書侍禦史，兄長嵇喜歷任太仆、揚州刺史、宗正等職。嵇康幼年聰穎，博覽群書，成年後喜讀道家著作，崇尚莊老，強調名教與自然的對立，主張破除禮法約束。本人向往出世生活，不願入仕為官。嵇康早年迎娶了曹操的孫女長樂亭主為妻，也算是曹魏宗室的女婿。而玄學人物何晏的老婆是曹操的女兒，是嵇康老婆的姑姑，這樣何晏、嵇康二人便成了拐彎親，兩人時常走動，估計在玄學莊老方面也沒少切磋。嵇康應該是受到了何晏的影響，在何晏思想的啟發下又對玄學理論有所發展。在司馬氏與曹氏激烈爭鬥之時，嵇康自然不會站在司馬家的立場行事，但因為自己人微言輕，所以嵇康乾脆選擇避世不合作的態度，寧願去做一名賢人隱士。嵇康曾經喜歡進山采藥，有人遇見他都以為是遇到了神仙。山中隱士孫登就曾對嵇康說:“你性情剛烈而有才氣，這如何能免去災禍呢?”也有隱士王烈評價嵇康是擁有非凡的志趣卻總是懷才不遇。但嵇康的懷才不遇完全是因為自己對當朝的不合作態度所造成的，後來的當權者司馬昭一開始並沒有因為嵇康是曹家的孫女婿，何晏的內侄女婿而有所怠慢，曾試圖禮聘嵇康來自己的幕府做官，可嵇康實在是不給面子，一個人跑到河東郡躲避征辟，即使司馬家的紅人鍾會前去拜訪嵇康，也同樣遭到冷遇。嵇康如此不識抬舉，最終引發了司馬昭的忌恨，後在鍾會的讒言陷害之下，嵇康遭到處斬，一代名士竟以這樣的結局收場，不禁令人唏噓。不過司馬氏針對的只是嵇康個人，並未牽涉嵇康的家人。嵇康的兄長嵇喜後來還得到司馬家重用，成了司馬昭次子司馬攸的幕僚。有人覺得嵇康才華橫溢，有仙風道骨，如此丟了性命的確令人惋惜。嵇康被處斬行刑時，有三千太學學生為其請願赦免，司馬昭當然沒有同意。嵇康死前還不忘撫琴一曲《廣陵散》，留給後世多少繞梁余音。但也有人說，嵇康並不是什麽儒雅之士，本人好酒，清談怪論，沒有真正的治世才能。更令人驚奇的是，嵇康喜好打鐵，一身腱子肉，乍看上去跟個健身房教練似的，很難想象嵇康的仙風道骨會是何種模樣。但嵇康的才華為人所共知，本人擅長詩賦、文學、書法、繪畫，在音樂方面有很高的造詣。這樣一位琴棋書畫的型男還喜歡養生，甚至著有《養生論》一書。可惜，嵇康的性格中獨獨缺少為人治世的務實風格，追求自然，隨心任性，絕不向權貴低頭。嵇康的內心顯然是矛盾的，既然崇尚莊老，講求清靜無為，又何必對當局立場鮮明地不予合作呢?即使嵇康不能算是曹氏、何晏一黨，卻終究為信奉傳統儒家思想的統治階層所不容。

　　同樣為竹林七賢核心的阮籍在處世之道上就要比嵇康靈活多了。阮籍三歲喪父，家境清苦，但少年阮籍十分好學，酷愛研習儒家詩書，常以道德高尚、樂天安貧的古代賢者為做人的榜樣。阮籍成年後又開始崇奉老莊之學，看到正始年間司馬氏與曹氏爭權奪利的景象，阮籍采取的是在政治上謹慎避禍、明哲保身的態度。然而阮籍畢竟有很深的儒學根底，內心深處常懷濟世之志，所以正始初年，阮籍便已出仕，在時任太尉的蔣濟府中做掾屬。當阮籍逐漸看到曹氏和司馬家爭鬥得越發激烈，感覺時局越來越險惡時，便以生病為由辭官歸家。其實阮籍的內心是傾向於曹魏皇室的，所以後來又做了曹爽的參軍。直到曹爽被滅族，司馬氏獨掌朝綱後，阮籍覺得世事不可為，曹家恐怕是無力回天了，於是索性或閉門讀書，或遊山臨水，時常痛飲一番之後酣醉不醒，對朝政之事絕口不言。阮籍雖然保持沉默，可並不拒絕做官。高平陵事件後，阮籍先是做了司馬懿的從事中郎，後來又分別在司馬師、司馬昭的府中任從事中郎。從事中郎算是主官的近臣，隨侍左右，屬於可閑可忙的職位。阮籍是既要明哲保身，又要常伴於最高掌權者身側，畢竟阮籍出身清貧，這份俸祿和待遇還是阮籍十分需要的。後來司馬師為了籠絡人心，大肆封賞，就連阮籍這樣無關痛癢之人都被賜爵關內侯。雖然關內侯只是個虛職，但卻享受一定數量的食邑，這恰恰是阮籍想要的，既不用乾活擔責任，又能享有待遇，何樂而不為呢?放到現在，這種隻想躺平混日子的官員是一定要被清理整頓的。阮籍後來又任步兵校尉一職，步兵校尉是中央朝廷的屬官，但不像散騎常侍那樣與皇帝走的很近;雖然是武職，但不掌兵權，不會給司馬家造成壓力，引起司馬氏的猜忌。這種職務實在太適合阮籍這樣不想作為之人，所以阮籍在步兵校尉的位子上一乾六、七年，時人都稱呼其為阮步兵。有了這麽舒適的職位待遇，阮籍更加過起了虛無放誕，縱酒豪飲的快樂日子。司馬家的心腹鍾會多次探問阮籍對時政的看法，阮籍一見鍾會就擺酒款待，然後把自己喝得酣醉後便躲了過去，鍾會每每拿阮籍卻毫無辦法。阮籍的文學造詣同樣很高，著有自述詩集《詠懷詩》八十二首，在三曹四言詩的基礎上撰寫出五言詩，為後世組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阮籍也是魏晉玄學的重要人物之一，寫有《通老論》、《達莊論》等這樣充滿哲學思辨的文章，其深層含義反映出阮籍對現實的失望以及對生命無常的感慨。阮籍只有在與那些竹林朋友們聚會時便顯出崇尚自然，排斥名教的通達觀念，顯得離經叛道。可一旦回到現實中來，阮籍則絕不與當權者作對，或進行巧妙閃躲，或借酒醉裝傻充愣。阮籍對司馬氏絕不像嵇康那樣采取硬頂的態度，而只是一種消極的不合作，是以莊老的手法應對官場的世俗。直至最後司馬昭晉封晉公時要求阮籍寫勸進表，阮籍不得已竟然邊喝酒邊草擬文稿以示敷衍。然而，阮籍在寫勸進表兩個月後就發病身亡，誰說阮籍之死不是因違背初心卻又不得已而為之導致內心的憤懣鬱結呢?盡管阮籍比嵇康的行為處事更加靈活灑脫，但在司馬家族的高壓統治之下，不得不說兩人都屬於竹林七賢中悲情式的人物。

　　阮籍還有個侄子阮鹹也是竹林七賢之一，與叔叔阮籍一起並稱‘大小阮’。阮鹹也是個放浪形骸，不拘禮節，好酒狂飲之人，時常與叔父遨遊山林，參加一些名士舉辦的活動，所以才會被拉進竹林。阮鹹在仕途上基本是一塌糊塗，後來的晉武帝認為阮鹹沉溺飲酒，言行虛浮，所以根本不為當朝重用。阮鹹的特長在於妙解音律，善彈琵琶，算得上是魏晉時期一位傑出的音樂家，著有《律議》一書，後來有人把改良後的琵琶就命名為阮鹹。

　　竹林七賢中真正的老大哥非山濤莫屬，山濤直到正始年間四十歲上才進入仕途。早年，山濤家貧，卻表現的卓爾不群很有器量。隨著年齡的增長，山濤漸漸喜好莊老，常常隱居鄉裡，並不輕易表露自己的志向。在這段時間裡，山濤與嵇康、阮籍等過從甚密，逐漸發展為竹林好友。直到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誅滅了曹爽集團，山濤索性歸隱不問世事。巧的是，山濤有個遠房姑姑正是司馬懿原配夫人張春華的母親，如此一來，山濤與司馬家多少有了些親戚關系。山濤從來以氣度超群而與眾不同，給人一種質素深廣的印象。司馬師後來見到山濤便說:“呂望欲仕邪?”意思是當世呂望要做官吧，可見在司馬師眼中將山濤看作是薑子牙一般的人物，這樣的評價實在夠高。山濤是個很有見識之人，雖然之前信奉莊老，但在高平陵事件後，山濤覺得與其消極避世，不如做些實事，通過自己的才識去改變這個世界，即所謂治世為本，老莊為用，以為國做事的心態，用莊老無為和順應自然作為處世之道，比起嵇康、阮籍等人的不作為態度，山濤的見地顯然高人一籌。於是山濤被舉為秀才，這時的秀才指的是具備優秀才乾之人，並不是後世科舉考試中的等級學位稱號。山濤之後從郎中轉為驃騎將軍從事中郎，不久任趙國國相，後遷任尚書吏部郎，負責官吏的選拔和調度事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當山濤的仕途一番風順時，之前的竹林好友嵇康寫來一封書信，名《與山巨源絕交書》，山濤字巨源，那意思就是要與山濤絕交了。之前山濤做從事中郎時，想起好友嵇康的才華，便想舉薦嵇康出仕。嵇康從來不想與司馬朝廷為伍，沒想到好友山濤竟會投靠司馬家，氣得嵇康簡直七竅生煙。在嵇康看來，山濤這樣做就是賣身投敵，還想拉自己一同下水，真是豈有此理！於是嵇康寫下《與山巨源絕交書》回復山濤，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而自己性情疏懶，不堪禮法約束，不可加以勉強等等。總之，最後的意思就是拒絕山濤的推薦，並表示兩人從此告別。山濤算是熱臉貼了個冷屁股，沒想到嵇康如此是非分明，剛直峻急，這樣的人也的確不適合做官。山濤隻好按照自己的方式為司馬氏效力，任內兢兢業業，為朝廷選賢任能，推舉提拔了大量有才之人，後來的執政者司馬昭也評價山濤任職清明，高雅之操守實在超群出世。山濤在晉朝建立後做到了司徒，位列三公，死時虛歲七十有九，因家中清貧，皇帝禦賜山家錢財、房舍。

　　竹林七賢中還有向秀，同樣好老莊之學，與嵇康交往甚厚，曾作《莊子引解》一書，對時下莊老玄學的盛行起到了推動作用。嵇康被害後，向秀在司馬氏的高壓之下應征到洛陽做了散騎常侍，又作《思舊賦》一文，以寄托對摯友的懷念。還有個劉伶，也好莊老，因強調無為而治，在任建威參軍時被罷免。劉伶旗幟鮮明地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了避免遭到政治迫害，劉伶和阮籍相仿，總是嗜酒佯狂，表現得任性放浪。劉伶本人身材矮小，相貌醜陋，卻性情豪邁超過常人，因為劉伶敢玩裸奔。有一次客人來訪，見劉伶一絲不掛，便責問他這是怎樣的待客之道。劉伶卻答:“我以天地為房舍，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鑽入我衣褲中了?“客人一聽，這人他媽有病，便懶得搭理他了。劉伶平時不隨便與人交往，但和嵇康、阮籍卻是朋友，或許是看上去都像病人的原因吧，幾個人都嗜酒如命，而七賢中屬劉伶最能喝。劉伶曾駕著車子，載著美酒外出遊逛，隨身還帶著鐵鎬，邊喝邊對身旁的隨從說:“如果我醉死了，便將我就地埋葬了吧。”我們今天的名酒‘劉伶醉’應該就是出自劉伶好酒的典故。劉伶因為對酒的喜好還寫下了著名傳世文章《酒德頌》，朝廷知道劉伶有才曾想再度召他為官，不想劉伶早已看透世事，於是又脫了個精光在村子裡狂跑，玩起了裸奔。朝廷使者一看，這他媽什麽人呐?也配做官，拉倒吧。劉伶就是用這種方式借酒澆愁，以酒避禍，同時借酒撒瘋表達對時局的不滿。不過，劉伶最終終老於家中，屬正常死亡，算是得到了善終。

　　竹林七賢中年齡最小的一位是王戎，與其他人聚會竹林時不過十四、五歲的年紀。王戎出身琅琊王氏家族，父親是曹魏涼州刺史王渾，王戎承襲了父親貞陵亭侯的爵位。王戎年少時善於清談，以聰穎聞名，深受阮籍等人的器重。然而，王戎雖是竹林密友之一，後來卻和司馬家走得很近，剛開始被司馬昭辟為掾屬，然後任散騎侍郎、河東太守，晉朝建立後又做了荊州刺史，後轉為豫州刺史。王戎參加了晉朝滅吳的戰爭，戰後因功受封安豐縣侯。王戎初始為官時也能做到勵精圖治，安撫百姓，但在宦海沉浮多年後，王戎變得熱衷名利，巴結權臣，獻媚取寵，並對朝政再無任何良言匡諫。王戎晚年變得貪婪吝嗇，家有田畝無數，卻要每日計算，總覺不足。當西晉開始出現動蕩之後，王戎索性隨波逐流，不以世事名節為意。甚至還不忘去竹友聚會時的竹林故地重遊，然後發出一番世事不可為的感歎。不過王戎官運亨通，最後也做到了司徒三公的高位，於晉朝爆發八王之亂中病逝。

　　從對七賢的簡述中可以看出，這批人之所以當年聚會竹林，對酒當歌，皆因眾人有著相同的興趣愛好，至少在那段日子裡，大家都對老莊玄學有著相當的體會，也都感受到了在司馬氏統治下來自社會的壓力，所以大家才會聚在一起把酒撫琴、品評時政。竹林七賢相聚時平均年齡應該不到三十歲，最大的山濤四十歲左右，最小的王戎才十四、五歲，與其說這批人是竹林密友，不如說更像是一群憤青集結於竹林之中。雖然憤青們肆意酣暢地表達出對時代的不滿，但竹友們的聚會並不壓抑、晦暗。相反，由於竹林七賢在文學、詩賦、音樂等方面各自有較高的造詣，使得竹林之會反而成為那個時代特有的一抹亮色。聚眾飲酒，還對朝政品頭論足，這當然引起了當局的警惕，嵇康被殺就是朝廷發出的一個明確信號。表明時下流行的莊老玄學並不被傳統的儒家統治者所接受，這樣自由放誕的行為方式是任何統治階級都無法容忍的，更何況那些針砭時政的言論顯然與統治階層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馳。因此嵇康之死成為竹林七賢分化解體的標志性事件，此後，一些人不再隱遁避世，卻在出仕後依然采取不合作的態度，而另一些人則真心依附司馬政權，希望通過入仕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無論何種方式，每個人都有選擇人生的權力，竹林七賢留給後人更多的是由此體現出的時代文化特色以及通過他們的文藝作品所展現出的那一時期部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風貌。遺憾的是，竹林七賢在治國理政上可以說毫無建樹，竹林世界更多的被賦予了文化、文藝的標簽，因為無論有沒有那一片竹林以及竹林中的密友們，司馬家族權力穩固，統治依舊，三國的歷史也依然在既定的軌道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