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掃清了這些障礙，各種符命祥瑞紛至遝來，不斷有人借各種名目對王莽勸進。

　　初始元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傳國玉璽，接受孺子嬰禪讓後稱帝，即新始祖，改國號為“新”，改長安為常安，稱“始建國元年”。

　　王莽在朝野的廣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權位，開了中國歷史上通過(符命)禪讓作皇帝的先河。

　　由於漢末以來，政治腐敗，朝廷奢華無度，地方搜刮盤剝，再加上豪強地主大量兼並土地，使得百姓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經濟凋敝，所以人心浮動，政治危機愈演愈烈。

　　王莽執政以來，為了獲取民心，雖然采取了一系列緩和社會矛盾政策，但也始終未能在根本上解決問題。

　　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認為天下要恢復到孔子所宣稱的“禮崩樂壞”前的禮治時代，才可能實現政通人和。

　　因此王莽當上皇帝後，企圖通過複古西周時代的周禮制度來達到他治國安天下的理念，於是仿照周朝的制度開始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製”。

　　王莽在始建國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將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製;奴婢改稱‘私屬’，與王田均不得買賣。

　　其後屢次改變幣製，更改官製與官名，把鹽、鐵、酒、鑄錢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

　　但由於這些政策只求名目複古，很多都是與實際情況相違背的，而且在推行時手段和方法不正確，在遭到激烈反對後，又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製推行，使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違反法令而受重罪處罰者不計其數，加劇了社會的動蕩。

　　人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項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因此導致天下各豪強和平民的不滿。

　　王莽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境外政權也采取了一系列錯誤政策。

　　他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國內已有的北海郡(國)、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

　　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製移民，於是增加了五十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

　　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最初的不滿。

　　他將原本臣服於漢朝的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屬國統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為“侯”。

　　又收回並損毀“匈奴單於璽”，改授予“新匈奴單於璽”;

　　甚至將匈奴單於改為“降奴服於”，高句麗改名“下句麗”;

　　各族因此拒絕臣服新朝。

　　王莽又主動挑起了無謂的爭端，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不僅導致邊境衝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於邊疆，無法脫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邊境戰亂不絕。

　　王莽掌權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擁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對。

　　王莽進京時曾召請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為國師，被孔休杜門謝絕。

　　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等也請求乞骸骨，謝官歸裡。

　　以後，在他專權期間，一面大封其親信，多達395人，一面將劉氏宗族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廢黜，其代漢野心逐漸暴露。

　　因此，劉氏宗族及貴族官僚相繼起兵反抗是必然的。

　　居攝元年，安眾侯劉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敗。

　　居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打出為國討賊，以安社稷的旗號，起兵十余萬，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三輔二十三縣十余萬人起而響應。

　　王莽聞訊後，連忙派關東甲卒前往鎮壓，鬧得首都周圍十分緊張，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將翟義等人的反抗鎮壓下去。

　　居攝三年九月，期門郎張充等六人密謀劫殺王莽，擁立楚王，事發後被誅殺。

　　新朝建立後，反莽活動仍沒有停止。

　　始建國元年四月，徐鄉侯劉快率數千人起兵。

　　真定人劉都等密謀舉兵造反，事泄被誅。

　　這些反莽活動，開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繼鎮壓下去，但卻表明，劉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與王莽的矛盾已經開始激化。

　　與此同時，下層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動也此伏彼起，層出不窮。

　　王莽改製沒有解決西漢末年以來的土地兼並以及流民問題。

　　相反，由於他興師動眾討伐匈奴和周邊少數民族，大興土木，還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賦稅、徭役負擔，甚至造成成千上萬的百姓死於非命。

　　例如征句町時，王莽發吏民二十萬，因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余死者數萬人。

　　人禍加上天災，使土地荒蕪，物價騰貴，米價由漢文帝時的每石數十錢漲至二千錢。

　　到王莽末年，更達到了每斛價值黃金一斤。

　　天災人禍迫使百姓流落他鄉，人相食的慘狀史不絕書。

　　面對這種現象，王莽無計可施，竟然異想天開，派人教流落關中的饑民“煮木為酪”。

　　這種悲慘的生活，怎麽能使百姓不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呢！

　　始建國三年，各地百姓苦於新莽政權頻繁的征發，相繼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其中並州等邊境地區尤甚。

　　天鳳二年，五原、代郡一帶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騷擾，數千人起而造反，捕盜將軍孔仁經過一年多的圍剿，才將盜賊平定下去。

　　天鳳四年以後，天下愈愁，盜賊起，各地人民紛紛起而反抗。

　　在這一年，瓜田儀在會稽長洲率眾起義，堅持長達數年之久。

　　同年，琅琊海曲婦女呂母為被縣宰冤殺的兒子報仇，率眾攻破縣城，處死縣宰，自稱將軍，出沒於海上，其勢力迅速發展到數萬人。

　　呂母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農民起義的第一個女領袖。

　　天鳳五年，東海人力子都率眾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數萬人，活躍於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在北方，也出現數十支起義軍，其中較為著名的有銅馬部、青犢部、上江部、城頭子路部等。

　　在南方，有張霸在南郡的起義、羊牧在江夏的起義、秦豐在南郡的起義、王州公在廬江的起義。

　　這些義軍人數不等，少則數千，多則數萬、數十萬，其活動范圍往往跨州連郡，活躍於廣大地區。

　　在國都附近的“三輔”地區，小股起義也多得不可勝數。

　　地皇二年，三輔盜賊麻起，甚至在長安城中也有盜賊出沒，王莽不得不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

　　在當時遍布全國的起義軍中，有兩支最大的隊伍，成為農民起義的主流，這就是南方的綠林軍和北方的赤眉軍。

　　在王莽推行新政時，屢有旱、蝗、瘟疫、黃河決口改道等災害出現，由於王莽改製不僅沒能緩和社會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劇烈動蕩，國庫也耗費殆盡無法撥款賑災，造成了民眾生存難以為繼。

　　因此於天鳳四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四起，各地農民紛起，形成赤眉及綠林大規模的反抗。

　　地皇四年王莽在南郊舉行哭天大典。

　　同年，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在王揖等護衛下逃往漸台，公卿大夫、宦官、隨從還有千余人。

　　守城的王邑日夜搏鬥，部下死傷略盡，也退至漸台。

　　這時他的兒子、侍中王睦正想脫掉官服逃命。

　　王邑將他喝住，父子倆一起守著王莽。

　　最後隨從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戰死或者被殺。

　　王莽在混亂中為商人杜吳所殺，校尉公賓問杜吳王莽的屍身在哪，杜吳告訴他在“室中西北陬間。”

　　公賓就斬了王莽的首級，懸於宛市之中，數十個軍士爭相殺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屍體。

　　百姓們聽說王莽的首級在宛市，‘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滅亡，王莽的頭顱，被後來歷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晉惠帝時，洛陽武庫遭大火，遂被焚毀。

　　王莽不切實際地廢除了五銖錢，盲目推行各種新幣製，使貨幣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嚴重的削弱，使財政經濟陷於癱瘓。

　　王莽的幣製改革本意是削弱豪強大族的經濟實力，但由於幣製複雜混亂，導致民間交易很不順暢，造成了民間物價的不穩定。

　　並且每次改製的錢幣大小不斷縮小，價卻越來越高，實質上剝削了普通民眾的財富。

　　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製，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抑製漢末土地兼並帶來的的危機，但嚴重損害了大地主豪強的利益，使他們開始厭惡王莽的統治。

　　由於沒有切實的強製措施，地主豪強多余的土地大多沒有交出來，所以朝廷沒有足夠的土地分給應該受田的無地、少地農民，使他們也失去了信心。

　　僥幸分到土地的人也不滿意僅僅得到所有權不屬於自己的“王田”。

　　始建國四年，王莽在朝野的壓力下，宣布恢復土地自由買賣。

　　禁止買賣奴婢並沒有改變奴婢的身份，也未獲得民眾支持。實際上官僚地主暗中進行的土地和奴婢買賣並未停止，因而被處以重罪者的不計其數，更引起了他們的激烈的反對。

　　三年後，王莽隻得讓步，於是土地和奴婢買賣合法恢復。

　　為了抑製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製止高利貸，控制物價，改善財政，王莽在始建國二年下詔實行五均六管(管通管)。

　　所謂五均，即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城市設五均司市師，管理市場。

　　各城設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各業，向市中申報經營，由錢府按時征稅。

　　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評定本地物價，稱為市平。

　　物價高於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於市平則聽民買賣;

　　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由司市官按本價收買。

　　百姓因祭祀或喪葬無錢時，可向錢府借貸，不收利息，但分別應在十天或三個月內歸還。因生產需要也可貸款，年利不超過十分之一。

　　所謂六管，是由國家對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實行管制，不許私人經營;控制名山大澤，對采集者征稅。

　　從五均六管政策的內容看，如果認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會效果的。

　　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須掌握相當數量的商品和貨幣，並且有強有力的管理手段。

　　由於沒有這兩方面的條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反而給了他們搜刮百姓的機會，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性經營。

　　由國營對鹽鐵等實行統管統製，早已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實施自然不會有好結果，而由國家控制名山大澤，實際只是給主管官員增加了財源。

　　最終，國家沒有增加收入，百姓卻加重了負擔，正當的商人和手工業者也受到打擊。

　　王莽食古不化，認為改製後-切都要符合古義。

　　於是掀起了空前絕後的改名運動，無論地名、官名、建築名，幾乎都進行了修改，而且還任意調整行政區劃和行政部門的職權。

　　此後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間改了五次，最後又改還到原來的。

　　官吏和百姓難以記住，所以每次頒發詔書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後注舊名。

　　頻繁的改名給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帶來極大的麻煩，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厭惡。

　　王莽改製期間出台的一些政策違背了客觀規律。

　　如“王田製”，將全國土地收歸國有，並按井田製重新分配。

　　王莽著意於立即消除土地兼並，初意未始不善，但這一政策違背了當時封建土地私有製的發展規律，這就注定了它的失敗。

　　結果，既沒有能力兌現無田者可按標準受田的承諾，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權利益。

　　再如幣製改革恢復已被歷史淘汰的原始貨幣，直接違反貨幣發展規律，徒增貨幣流通的障礙。

　　改革過急過速，容易采取一些過頭的政策措施而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會基礎。

　　如王莽將奴婢改為“私屬”，並禁止奴婢買賣，本意是要製止奴婢數量的擴大，解決社會上日益嚴重的奴婢問題。

　　但這項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對，因為禁止奴婢買賣，既觸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無路可走的農民斷絕了一條賣身為奴的生路。找書苑 www.zhaoshuyuan.com

　　王莽還采取行政手段，對不恰當的改革措施強製推行，引起普遍不滿。

　　如幣製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輕換重，所鑄大泉，重不過12銖，隻相當於五銖錢的2.4倍，卻要當五銖錢50枚用，所鑄重一銖的小泉，卻要與五銖錢1枚相等。

　　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就難以禁止盜鑄私錢。

　　王莽隻得實行諸如“以私鑄錢死”、“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等嚴刑酷法來強行禁止。

　　但是，政策強製對於經濟規律是無法抗拒的。

　　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強製強化到何等程度，依舊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想當然的改革措施終究得不到貫徹，不切實際的亂改還引起社會的混亂。

　　地皇三年，王莽見四方農民相繼起義，王匡，廉丹等數戰不利，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乃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管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滅亡。

　　王莽是一位在歷史上備受爭議的人物。古代史學家以“正統”的觀念，認為其是篡位的“巨奸”。

　　王莽改製的失敗，固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輕於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實際，剛愎自用、所用非人，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製中既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個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領導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敗。

　　王莽通過禪讓的方式代替漢朝成為皇帝，被古代多數封建儒士所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