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當代，利在乾秋”，這是對秦始皇治理的一種公正評價。作為一位睿智的領袖，秦始皇目光長遠，不遺余力地修築馳道、築起長城，強化了對廣袤疆土的控制，並鞏固了邊境防線，以抵禦外敵侵襲。然而，遺憾的是，秦始皇去世得太突然，導致大秦帝國迅速覆滅，長城與馳道成為了“弊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工程，也成為了暴秦苛索民力的明證。

　　站在歷史的高度，我們不能否認，長城與馳道為中華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秦始皇功澤後世的兩大偉大工程。它們是中國人民在人類文明史上創造的兩個壯舉，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冷兵器時代，長城是一項出色的防禦工程，展示了秦帝國的強大實力，也震懾了北方狡猾的匈奴。盡管秦國已經覆滅，長城卻留存至今。每當後人見到長城，必然會想起當年的秦始皇，回想起他的殘暴與功績。

　　在春秋戰國時期，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肆虐成風。那時他們還處於原始社會末期，以遊牧為生，以掠奪為樂。匈奴經常南下劫掠，搶奪糧食和財物，甚至擄掠俘虜作為奴隸。

　　然而，秦始皇並非第一個修築長城的君主。為了對抗匈奴，齊、楚、魏、趙、燕、韓，甚至中山國，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裡，相繼修築了長城。其中，趙國修築的長城尤為著名。趙將李牧北防匈奴，趙國修建了長達一千多公裡的長城，取得了良好的防禦效果。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北方的匈奴勢力仍然對秦王朝構成嚴重威脅。公元前221年，秦滅趙後，匈奴趁機佔領了原屬趙國的河南地區。他們破壞當地生產，擄走大批漢族人作奴隸。為了保證中原地區的安定，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遣大將蒙恬率領30萬士兵，駐守北疆。

　　經過數次戰鬥，秦軍最終攻佔了河南、高闕、陰山、北假等地，並在那裡設立了34個縣，各自建有縣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令在北伐匈奴戰爭中屢立奇功的大將蒙恬負責修築長城。一場軍民齊心協力的偉大運動拉開序幕，長城由齊國臨淄開始，綿延萬裡，直至燕國遼東。如巨龍般蜿蜒於群山之巔，跨越黃河陰山，穿越崇山峻嶺，一直延伸至渤海之濱。這就是聞名世界的萬裡長城。

　　如今站在長城腳下，仰望巍峨城牆，心中充滿驚歎和敬意。成千上萬的人，辛勤修築這道巨牆，肩負重擔，壯麗壯觀。數噸重的巨石，千仞險峭的懸崖，飛鳥難以棲息的高峰，他們憑借雙手，克服重重困難，將這座長城築起。

　　楚鄉童男、齊魯壯漢、三秦囚徒，在長城的每一寸土地上，流淌著汗水，灑下了熱血。中國長城是全人類的驕傲，代代相傳。它不僅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也是中國人民智慧與勇氣的象征。

　　然而，長城也成了秦始皇暴政的見證，引發了人們無盡的思考和討論。或許只有像秦始皇這樣的一代英雄、一代暴君，才能有勇氣和實力去實現這既偉大又複雜的工程。自秦始皇以來，長城便成為中國歷史上帝國興衰的重要象征。

　　秦始皇修築長城有何作用呢?主要是為了抵禦經常侵擾的匈奴這一劫掠成性的馬背民族。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長久以來一直是中原統治者頭痛的難題。這些民族過著遊牧生活，駕馭馬匹，因此被稱為馬背民族。秦始皇的祖先們與他們長期共處，深知他們的習性。

　　在中原國家強盛時，少數民族通過邊境貿易與農耕民族，主要是中原人，交換生活和生產資料。但一旦中原國家內亂，馬背民族就會借機入侵，掠奪財物，擄走人口，對中原統治者構成嚴重威脅。因此，抵禦這些少數民族的侵略成為中原國家的重要國防任務，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歷代統治者都為此而苦惱。

　　馬背民族的侵略部隊以騎兵為主，速度快，但攻城能力相對較弱。在開闊的草原上，他們如風般迅速，但一旦遇到高山險阻、堅城深池，就會束手無策。因此，修築長城是為了阻擋這些侵略者，保衛中原的安全。

　　秦始皇統一了中國，鑄金人，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然而，那些野蠻的馬背民族卻仍然威脅著他的統治。他們不受他的約束，沒有被他征服，面對這樣的敵人，秦始皇別無選擇，只能采取以防為主的策略，於是他下令修築長城。

　　修築長城不僅是為了防禦外敵的侵襲，更是為了炫耀他那一統天下的帝國威嚴。長城的修築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這個壯舉展現了秦始皇雄才大略，卻也成為他權力的象征。

　　然而，即便修築了萬裡長城，秦始皇統一的帝國也在轉瞬間瓦解。短短的十幾年裡，秦朝迅速興起又迅速滅亡，留下了暴政的汙點，讓後人對其評價褒貶不一。

　　唐代詩人汪遵曾寫道:

　　秦築長城比鐵牢，番戎不敢過臨洮。

　　雖然萬裡連雲際，爭及堯階三尺高。

　　他心懷感慨，歎息萬裡長城雖高，卻難阻番戎夷狄的侵襲。他眼中長城如同鐵牢一般，卻依然無法擋住外族的蠻橫。盡管長城連綿萬裡，雲端相接，卻無法與帝堯的土階三尺相提並論。

　　賈誼在《過秦論》中曾言:“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國家的長久存續並非取決於長城的存在，而在於仁義的實踐。古代帝國的城牆，如那座巍峨萬裡的長城，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其防禦作用逐漸消逝。現今的中國，長城內外已成為一個整體，擁有了另一座堅固的鋼鐵長城。萬裡長城是古代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建築工程之一，它是中華民族勤勞勇敢和高度智慧的結晶。它的建成對於北方防禦匈奴、保衛中原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幾千年來，它一直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也是華夏子孫引以為傲的標志。

　　長城猶如一張弓，當帝國強大時，弓向外擴張;而當國力較弱時，弓則向內收縮。在這張弓的變化中，中華民族融合進去，形成了一個擁有56個民族的大家庭。修築長城雖然給人民帶來了一定的困苦，但它確實在阻擋匈奴入侵和保護生產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長城那雄偉的氣勢令人自豪，它已被世界人民公認為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和永遠不可戰勝的偉大力量的象征。

　　長城，無盡的話題，無窮的討論！修建長城是為了北方抵禦匈奴的入侵，而修築馳道則是為了加強帝國內部的統一。秦始皇明白“要發展，先修路”的重要性，他深刻認識到交通的便利對於各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至關重要，也有助於更好地掌控廣大領土，實現帝國的統一和穩定。因此，毫不猶豫地展開了“馳道”這一宏大工程。

　　馳道的首要意義在於軍事方面。戰國時期七雄並立，導致各大國在邊界上修築了眾多關塞和堡壘。此外，不同國家道路的寬窄不一，給統一後的國家交通帶來了許多不便之處。因此，統一規劃交通要道的道路建設成為至關重要的任務。

　　秦始皇的智爽團在議事中思考著:秦一統全國之後，領土急劇擴大，但目前的交通設施實在太簡陋了。一旦發生戰事，局勢將很難迅速得到控制。為了方便調動士卒和轉運糧食，我們必須從長遠考慮。因此，在秦始皇統一全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0年的秦始皇二十七年，他開始在國內修建馳道。

　　馳道以鹹陽為中心，據《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二十七年“治馳道“，《史記·六國年表》則記為“二十八年“。

　　所謂馳道，即“天子之道“，即漢代所稱的“中道“。秦始皇修建的馳道主要有兩條乾線:一條從鹹陽向東延伸至原燕(今河北、北京一帶)、齊(今山東半島及沿海一帶)的故地，經過洛陽、開封、秦安，最終達到渤海之濱的琅琊山;另一條從鹹陽向南延伸至吳、楚(今湖南湖北一帶)，北至九原(今內蒙古烏拉特旗)，西至甘肅東部。

　　漢文帝時，賈山所著的《至言》和《漢書·賈山傳》詳細記載了馳道的情況:“(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齊、燕，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上步，三丈兩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馳道南北東西，四面貫通，全長達數千公裡。馳道穿越了陝西、河南、山東、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浙江、四川、河北等11個省，遙遙數萬裡。

　　馳道的寬度為50步，按照秦朝的尺寸，一步等於6尺，所以50步相當於30丈(約合今天的69.3米)。可見當時馳道的路面非常寬廣。所謂“厚築其外”是指路面修築得高聳雄偉;“隱以金椎”則表示路面經過錘夯打磨，平坦堅實。路的兩旁每隔3丈(即路寬的1/10)種植一棵青松樹。這樣寬闊的公路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棵青松樹，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它的建成可謂是前所未有的壯舉。

　　關於馳道的寬度，歷來一直存在爭論。《劍橋中國秦漢史》中提到:

　　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之後的幾年修建的馳道，據說寬度為50步，接近70米，這樣的寬度令人難以置信。可能存在著“50步”與“50尺”之間的誤解，如果是後者，那麽寬度將近11.5米。即使是這樣，它仍然比大部分羅馬時期的道路要寬，羅馬的道路很少超過8.5米。

　　這段記載表明，對於馳道的實際寬度存在不同的觀點和解釋。雖然有人認為馳道寬度達到70米，但也有可能存在誤解，實際寬度可能接近11.5米。不管寬度如何，馳道都比大多數羅馬時期的道路要寬闊，羅馬的道路很少超過8.5米。

　　在榮真的《秦始皇—嬴政》一書中提到:

　　對於馳道的寬度，許多學者認為是“每隔三丈，植樹一株”，從而將禦道的寬度定為50步。然而，這種觀點可能並不準確，因為秦朝的一步相當於6尺，而一尺約合今天的0.7市尺。因此，50步相當於300尺，約合今天的210市尺，或者說21丈，或者63米。在當時，修建如此寬闊的“東窮燕齊，南極吳楚”禦道是不可能的。

　　總的來說，秦的馳道相當寬廣，長達數萬余裡，從京城鹹陽向外輻射，確實消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秦始皇在統一後的11年中，曾經五次到全國各地巡視民情，察看防務，平均每兩年一次。他所到之處都會刻立石碑，宣揚秦法，歌頌統一，宣揚皇帝的威德，以鞏固國家的統一。秦始皇的巡遊大多是沿著馳道進行的。

　　馳道的修建對於秦王朝控制全國、防守邊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馳道不僅在戰時方便了調兵和運糧，平時也便於驛傳，同時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與發展。

　　在所有的馳道中，秦始皇最重視的是“九原馳道”。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遣蒙恬率領30萬大軍北擊匈奴，將匈奴趕到陰山山脈以北，並在匈奴的舊境內設立了九原郡(治所位於今內蒙古包頭市西部)。為了防止匈奴再次南下入侵，秦始皇決定修建一條直通鹹陽至九原郡治所的公路，這就是被稱為“九原直道”的國防高速路，它關系到帝國的安危。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的第35年，修築工程正式開始，到公元前210年，僅用了兩年半的時間，這條全長1800裡(約合今天的1400裡)的公路就完工了。

　　根據現代學者的考證，馳道從離鹹陽不遠的雲陽出發，經過今天陝西省的淳化縣北梁武帝村，到達子午嶺，然後沿著主要脈絡向北行進，直達今天陝西與寧夏交界處的定邊縣南部，再從定邊縣南部折向東北，穿越鄂爾多斯草原，經過烏審旗北部、東勝縣西南部，直達今天的包頭市，也就是九原郡的治所。

　　從九原郡治所到秦都鹹陽之間的山川地勢來看，這條從鹹陽北上、經過定邊再折向東北直達九原的公路線路是一條捷徑。這條路線的確定，可謂是當時地質勘測的一項先進成果。

　　馳道的線路中，從子午嶺(今陝西黃陵縣西北和甘肅兩省交界處)到定邊的一段，是修築在山嶺上的，可想而知的困難重重;而從定邊到九原的一段，則修築在平原的草地上。馳道的線路表明修建這條道路必然面臨許多困難。

　　根據《史記》的記載:

　　秦始皇想要遊歷天下，並且直接從九原到達甘泉。於是他派遣蒙恬開辟道路，從九原一直通往甘泉，克服山高谷深的困難，總長達一千八百裡。然而，道路尚未完工。

　　馳道在修建過程中遇到了許多艱難險阻。司馬遷在《蒙恬列傳》中曾提到，他曾經從北部邊境返回長安，經過馳道歸來，途中他目睹了蒙恬修築的長城亭障、塹山堙谷和通直道。這龐大的工程確實動用了大量的民力。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延安府?古跡考一》中記載著一條從甘肅慶陽進入陝北延安府境內的大路。這條路從山嶺修築而成，寬度足夠容納兩三輛車並行。遇到險阻之處則蜿蜒轉折。它從西塞外開始，經過慶陽，穿越鹿境，一直延伸到西安的嵯峨山。然而，不清楚為何時代進行修建。而秦始皇的第35年，他派遣蒙恬負責修築馳道，從九原開始，一直通往雲陽，克服了千八百裡的山險谷深，也有可能與此路有關。

　　《古今圖書集成》中所記載的山嶺中的大路很可能就是當年的馳道。根據史學家史念海先生的考證，在今天的內蒙古伊克昭發現了一段長百余米的馳道路基，路面殘留寬度為22米。而位於子午嶺上的馳道遺跡則寬度為4.5米。

　　在《史記》的《蒙恬列傳》和《匈奴列傳》中明確記載，大將蒙恬率領30萬大軍北征匈奴，在收復黃河以南的土地後，修築了長城，並且通行馳道。可見，馳道是蒙恬率領30萬軍民修築而成的。馳道的命名正如《史記》和《索隱》引用蘇林所言，是指直通之路，一條從長安南行千八百裡的南北相連的道路。由於這條道路在國防上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在短短兩年半的時間內就得以修築完成。

　　除了前面提到的馳道之外，還存在一條名為“新道“的道路。這條新道是秦軍在現今湖南、江西、廣東和廣西之間修築的道路。關於新道，在《史記·南越列傳》中也有所記載:

　　到了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重將要去世，他召集了龍川令趙佗，並對他說:“聽說陳勝等人起義了，秦朝統治殘暴，天下百姓都受苦……豪傑們紛紛背離秦朝，自立為相。南海地處偏遠，我擔心盜兵會侵犯到這裡，所以我打算興兵修築新道以自衛，等待諸侯的變故。”

　　《索隱》中的蘇林也提到:“秦所通往越南的道路。”可見，新道指的就是中原通向嶺南、南越地區的道路。 《讀史方輿紀要·八一》中描述了湖廣永州府零陵縣的一條馳道，寬度超過五丈，類似於大河道的規模。《史記》中記載了秦始皇命令全國修建馳道，以備他的遊幸之需，那麽這條馳道的遺跡很可能就是指新道。明代鄺露的《赤雅》一書中也載有:“自桂城北至金湘有長達七百裡的長松夾道，是秦朝建立郡縣時所修建的。雖然歷經歲月的摧毀，但每一代都會修補與增加。”

　　《讀史方輿紀要》中所提到的馳道以及從湖南通往廣西桂林的道路，正是屬於秦漢時期修建的湖南、江西、廣東和廣西之間的“新道“。秦始皇在統一天下後，將修築道路視為一項重大事業，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展現了他作為大秦帝國締造者的遠見卓識。修築道路並非僅僅為了方便他個人巡視天下，而是開創天地、築路修道，成為秦始皇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重要貢獻之一。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所修建的主要交通乾線以及各地的馳道，不僅有助於鞏固邊防，同時也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聯系和控制，有利於強化中央集權，消除封建地方割據，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此外，這些道路對於秦國各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與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大秦帝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長城和馳道，對於華夏大一統帝國具有深遠的重要意義。它們不僅是國家統一的象征，也為後世的疆域穩定、文化傳承和經濟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工程的存在，彰顯了秦始皇治理下的雄心壯志和對國家發展的長遠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