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戰爭以條約的形式宣告結束，人們的思想、價值、行為、認識也逐漸發生了變化。戰場的血腥與殘忍，殺戮與毀滅，使存活著的人開始了反思。這種反思，從最初的自發性、單一性萌芽逐漸走向了深入。同樣的客觀事實，在觀察和認識中產生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價值的思考、思想的分野。

　　這個世界，物質世界的問題總是可以通過物質的方式去進行解決，而思想的問題總是更難以“撼動”，有時難於登天、有時易如反掌……一旦因某種形式上的問題或認識上的東西產生分歧時，就容易形成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同時也更傾向於對自己認識的堅定與執拗。對於某些態度、價值、思想的守護，使得人們更容易自說自話，自我認同。與此同時，這種認同在同質性群體中更容易被放大與鼓勵，更有人以生命為代價向其進行殉道，從而證明其永恆與真實。

　　自停戰條約簽署之後，兩方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生產和國力恢復上，以往戰時體制要求下“凡是與戰爭無關，且無法帶來收益的均被限制與停止，哲學、藝術、音樂、歷史等門類的人員均留有少數，其余均被告知需進行與戰爭相關的生產”的政策被取消，整個國家和社會正向戰前的軌道轉去。

　　形式上的回歸，但人們內心卻無法當做“一切從未發生”;看似一片祥和的畫面下，其下卻隱藏著無數的暗流在湧動。

　　兩方在實務派的大臣主導下采取了更為務實的政策，以此來激勵生產與恢復國力，在文化領域內采取更為包容的政策來鼓勵各方表達意見(可以提意見，但不能唱反調;可以談戰爭，但不能鼓吹戰爭);在政治組織架構中，減少冗員，加大監察力度減少貪汙腐敗，從而減少財政負擔;在經濟層面，改革稅法，降低民間貨物流通的稅費，官營經濟以提高生產和減少浪費為主;在社會層面，禁止大范圍私人(控制人數、報備時間、前置條件等)的結社，但可在官方審批同意的情況下進行，以此來防止出現不可控的事情……

　　在思想界對戰後的情況湧現出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出於對生命的認同而產生的入世回應，認為更應該積極主動的參與到政策制定中，就算無法參與，也要做到表達自己的聲音，從而影響政策的走向與落地;另一種是對生命的否認而產生的出世回應，認為人類所關注的只有個體本身，否認推己及人和對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而個體的人更應該隻對自身負責，從而產生出大眾的福祉。

　　兩種價值和思考都有一定的擁躉者，這兩種價值和思想沒有高低之分，更無優劣之分，有的只是以自己所處的情境而作出的選擇。選擇有時候就代表了之後要走的道路，也代表了在這個社會中與什麽人類聚，但這終歸是選擇，是否有所改變或中途轉道，這完全根據自身的心境、理解、認識來決定，有人窮其一生，有人峰回路轉;有人單一行進，有人眾樂而行。

　　這一世，我們與誰同行、我們遇見誰、我們又與誰產生因果、我們改變了什麽、我們是否依然還是想要成為的自己，有時候不得而知。當我們回顧自己的過去，也許會發現我們出發太久，迷失在路途，有時茫然不知所措，有時以為自己擁有一切，正如狄更斯所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這是一個愚蠢的年代;這是一個光明的季節， 這是一個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應有盡有，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踏上天堂之路，人們正走向地獄之門。”

　　有時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我們注定孤獨，注定與自己同行”。

　　獨行於大地、獨行於風中、獨行於生命的長河……

　　認同的一方逐漸以積極入世的方式參與政治，對於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認同，使得在進行某一決策時更審慎與保守，一個決策也許就是某個群體或某個人生命終結的“最後稻草”。

　　否認的一方逐漸開始以出世、苦行或避世來作為人生信條，一:人生本苦;二:清心守正;三:悅己悅人。

　　這種初步的變化，在戰爭結束後尚未完全顯示出作用，但這種思潮將照耀到每一個人，受益者是每一個後來人。

　　政治方面的變化源於對生活的認知和現實情況的劇烈發展。

　　戰爭結束，幸存的人開始重新重建家園，全國上下被動員起來開始進行創造與發展，雖然清貧與困苦，但是每個人都有著劫後余生的欣喜感和勞動的滿足感，那陽光照射在大地、在每一張笑臉、在每一個黝黑的肩背，汗水讓人感到陽光熱烈，重負讓人感到生命存在的質感。

　　這和平來的如此的晚，但卻讓人感到如此的真實與厚重;

　　這一刻，我們可以盡情的呼吸每一口新鮮空氣，不必擔心背後;

　　一切都在重生，一切都在走向繁榮……那是帶有希望的繁榮，更是帶有人性光輝的繁榮……

　　照耀四方、照耀寰宇、照耀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