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泰時微笑道，

“百姓養馬原就不易，倘或交的是折色，繳了也就繳了，總比花錢養了馬，再倒死追賠來得便當——百姓的帳就是這樣算的。”

現代人既不騎馬也不養馬，朱翊鈞對馬匹飼養知識的了解和歷史上那個真正居於深宮的萬歷皇帝可謂是半斤八兩，

“於百姓而言，養活一匹馬很難嗎?”

徐泰時又笑了笑，回道，

“照料幼駒的確繁瑣。”

朱翊鈞這才發現自己問了一個蠢問題。

作為太仆寺少卿，徐泰時是絕不會對皇帝明言養馬是百姓的一項負累的。

倘或大明的百姓連一匹馬都養不起了，那不就等於在說皇帝治國無方嗎?

朱翊鈞又換了個角度提問道，

“具體有多繁瑣呢?”

徐泰時隨口便對皇帝列出了幾項養馬所需的基本工作，

“民間若飼養官馬，則必須冬暖屋、夏涼棚，馬槽槽道須時時清潔，飼料還須揀擇新草節、簸粟豆，熟料必須用生水浸淘放冷方可飼之。”

“飲馬水忌用宿水，塵草、沙石、灰土、蛛絲、諸雜毛發，一概不得食，鹽水飯亦不能多，多即損馬腰腹以成腎冷之患。”

“惟宜新水以時飲之，過夜不飲，冬日飲訖便須牽行，至於馬之糞溺，亦須日日查檢，否則即瘦瘁生病……”

朱翊鈞有些驚訝道，

“這些養護之責都須由民戶承擔嗎?”

徐泰時淡笑道，

“當然，依祖製，太仆寺每年都要定期向馬戶收取規定數目的馬駒並且檢驗種馬，群牧監撤銷之後，此事便由管牧州縣料理。”

“據臣所知，民戶不僅要對妊娠時期的種馬細心照顧，對所產下的馬駒更要無微不至，馬駒幼小，稍有不慎便會造成折損。”

“按照規定，民戶還要將種馬受孕時間如實上報，在種馬產駒之時，負責馬政的州縣官員要在場記載新生馬駒的體症狀況並登記在簿，以備日後驗收。”

“普遍而言，每駒一匹，須喂養三年方可起俵，草料之費至少不下十兩。”

“因飼秣之費歲用不貲，民戶常常雖有養馬地畝而所得無兒，加以官府點視刑責科罰嚴厲，故民間苦於有駒，多將種馬受孕之事隱匿不報，或者乾脆墮去幼駒。”

“即便有種馬產駒，民戶亦寧任種馬羸餓而死，無駒甘以虧欠償銀，有駒亦任其倒死，甘以倒死償銀。”

朱翊鈞這回終於弄清楚李自成家的那本帳是怎麽回事了。

倘或李守忠被官府僉派為養馬戶後沒有老老實實養馬，而是直接繳納折色俵馬銀，那一年按購馬的市場價也不過是多付出八兩銀子左右的損失，姑且就當是多納了一項“丁稅”。

但若是李守忠當真按照官府的要求去認認真真養馬，那一年除了犧牲家裡的一個勞動力去精心照料馬匹之外，每年還得自費十數兩去購買馬料、裝置馬槽。

而且一戶人家養了馬之後，免不了就要同州縣官吏打交道，官吏負責記載馬駒狀況，民戶自是不敢開罪他們，每年又不得不花費一筆銀子去打點馬政官吏。

一旦馬駒出了問題不能解俵，不但相當於之前的這些花費全打了水漂，養馬戶還要被追賠罰款，拿不出錢來說不定又要被黠吏勒索。

所以徐泰時才如此篤定百姓會甘願繳納那根本不符合動物學常識的俵馬折色。

同每年無止盡的追賠勒索比起來，每年春秋二運的折色俵銀便顯得如此輕松而合理。

朱翊鈞在心中歎息，李自成對大明朝的恨意是多麽彌遠漫長，明碼標價。

後世人都以為他恨的是縣令晏子賓給他上的那一道枷，

殊不知這一道“枷”只是大明給李自成家拷上的數道中的一道。李自成心底的恨一定生成得更早，早在他父親去世、他家因養馬而家道中落之時，他對大明的恨就已經埋下了根芽兒。

按照徐泰時的論述，這馬料的精細程度或許甚至超過了饑民每日所吃的食物。

明末的陝西連年饑荒，百姓本來就處於連“以石為食”都不能夠的悲慘境地，又哪裡能拿得出那麽多額外的銀子替官府養馬呢?

人有機會獲得更高級的食物才能與處於低級食物鏈的動物區別開。

如果人連動物的食物都夠不上資格去吃，那人的高貴也不見了。

一旦到了饑不擇食的地步，人就忘記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

李自成不但是一個有尊嚴的人，更有屬於一個公民的人格，因此他選擇了造反，決心要把人類的高貴從明廷手中搶奪回來。

朱翊鈞的喉結動了一動，又問道，

“那俵馬折色又須交幾兩呢?”

徐泰時回道，

“成化年間原定的是十兩，嘉靖、隆慶以後又升到了三十兩。”

朱翊鈞驚道，

“折色銀如此高昂，民戶如何負擔得起?”

徐泰時笑道，

“皇上有所不知，其實即使每歲征以三十兩，養馬州縣亦是爭相唯求折色，希求免去解俵之苦。”

朱翊鈞問道，

“這是為何?”

徐泰時解釋道，

“如今許多養馬地方，馬政多松懈，馬匹牧養不得要領，而每年往北京輸送備用馬，路途遙遠，其間難免死傷瘦損，到京後又難以通過考核。”

“許多馬匹本身體質容易水土不服，再加上解俵上京的沿路花費，到京之後還要受到內臣勢要之家的盤剝，馬戶負擔已極為沉重。”

“若是征俵馬匹不符標準，被揀退補俵，反覆一二次之後，即便是中產之家，也只能是典賣地房、賣兒鬻女了。”

“許多養馬戶為免沿途輸運馬匹之累，便攜帶足額銀兩赴京，臨期直接在京買馬應付征俵。”

“如此一來，乘人之危的馬儈、馬販便在京畿附近應運而生、大發橫財了。”

“這些馬販作為北京征俵方與南京交俵方之間的媒介從中牟利，與征俵官吏、獸醫通同作弊，將老馬、羸馬驗俵通過、收為備用。”

“幾次三番下來，兵部便認為與其這樣虛耗費用、拖欠馬匹，不如直接征收折色，作為庫銀讓軍隊自行購買馬匹。”

朱翊鈞蹙眉問道，

“那這些馬販都是些甚麽人呢?”

徐泰時答道，

“據臣所知，能在京畿充當馬販的絕非等閑之輩，或是衛所軍官、或是與勢要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才能與驗馬官吏內外勾結。”

“如今驗馬官與馬販連同作弊，只要不是從馬販手裡賣出的馬匹，驗馬官一概拒收，民戶為通過驗俵，便只能向馬販高價購買‘合格’俵馬。”

“除了馬販之外，催馬公差、馬科胥吏、看馬醫獸，均得向民戶索賄，如此積少成多，養馬民戶自然願交折色俵銀，而非上京解俵本色。”

朱翊鈞明白了，民戶繳馬的行政成本太高，因此寧願交一筆折色銀，也不願千裡迢迢地上京來被馬販和各級官吏勒索盤剝，

“既然兵部一再提升馬價銀，太仆寺又如何會入不敷出呢?”

徐泰時頓了頓，道，

“現今太仆寺寺庫中的馬價銀多用於邊鎮買馬、修築邊牆，以及一些工費開支。”

“薊、宣二鎮修邊募兵之費皆從太仆寺中出，兵部唯恐馬銀無余，戶部則唯恐帑藏不充，二部皆言太仆寺寺庫庫銀乃權宜之計，臣自不敢推諉誤事。”

朱翊鈞忽然特別慶幸自己沒有因為努爾哈赤就在穿越之後立刻下令關閉邊地馬市，按照晚明馬匹這個征繳狀況，沒了馬市豈不是連馬都沒處買了?

“那邊鎮買來的馬，太仆寺亦不能調撥京中嗎?”

“朕記得王崇古總督宣大之時，曾經上疏說夷馬性耐寒勞，骨任馳騁，雖大小不齊，而均非內地虛膘無力之種可同。”

“且北直隸、山西各處商販，連年市獲夷馬，喂養有節，各邊軍士領獲市馬壯健既多，倒死已少，薊鎮官軍每遇市期，官私各以銀貨市馬數百匹，各省官價歲補馬額，節省財力，可謂馬政之良方。”

其實作為一個現代人，朱翊鈞是相當推崇王崇古的想法的。

套用現代經濟學的觀點，內地馬質次價高，耗費人力物力，且經濟效率極低，境外同類商品無法進入內地市場時，隻得勉強接受內地產品。

可是明廷與蒙古的貿易既已達成，同類進口商品不但質優價廉，而且獲取便利、經濟實惠，產量也有保障，兩地產品雖稍有不同，但只要通過技術調整，完全可以實現替代。

撇開李自成的家庭因素，朱翊鈞也是讚成用這種符合市場規律的辦法去替代讓百姓十分痛苦的民牧官馬的。

徐泰時笑了笑，抬手撚了一下下巴上那疏疏朗朗的胡子，別有意義地回道，

“夷馬素不堪轡勒之羈，慣食野草，不服料豆之溫，兼以內地炎熱而夷方寒冷，若非調習喂養，必致瘡癬易生，故而胡馬不堪寄養於內地，自是不能調撥京中。”

朱翊鈞覺得徐泰時話裡有話，即使晚明有小冰河期的氣候問題，可蒙古和北京的寒冷程度理應並無能影響到生物生存的巨大差別，

“可是邊鎮為每年太仆寺撥給的年例銀而不肯飼養胡馬?”

這個問題朱翊鈞在現代研究明史時是注意過的。

理論上來講，明廷從蒙古購買的胡馬不但可用於邊鎮，經過調養訓練亦可用於京營。

但是即便到了財困馬乏的崇禎年間，兵部及太仆寺的主流觀點依舊是胡馬不堪用，山西馬市所得到胡馬，不但不能作為京畿寄養馬，甚至於三關官軍騎操都成問題，只能變價出賣，再買好馬騎操。

原來是現代人的朱翊鈞只是以為這是馬匹嬌貴，中國地理氣候狀況有所差別的緣故。

可直到他如今自己當上了皇帝，在親眼見過了晉商范明，又對話了徐泰時之後，心中便不禁產生了一個疑問。

邊鎮馬販和山西商人都能夠因有利可圖而精心調節胡馬習性、將胡馬喂養得膘肥體壯、轉輸內地，難道集中了全國馬匹飼養經驗、主管全國馬政的太仆寺卻反倒做不到嗎?

徐泰時回道，

“年例銀只是原因之一。”

朱翊鈞追問道，

“那其他原因是甚麽呢?”

徐泰時仍是溫和地笑笑，道，

“大抵是同行相輕，山西的馬販同京畿的馬販都是馬販，一個賺的是邊鎮的錢，一個賺的是民戶的銀。”

“兩者互不相乾倒還無妨，可一旦一方要佔領另一方的市場，便難免兩敗俱傷。”

朱翊鈞默然片刻，道，

“朕明白了，徐卿的意思是，胡馬雖則水土不服，但若經悉心調理，未必無有可有之地。”

“只是倘或朝廷一旦停止征俵備用本色馬，將寄養馬全部改用馬市胡馬，那些養馬州縣的衙典胥吏、管馬官，京畿包攬兜售的馬販、獸醫、驗馬官，乃至太仆寺寺吏、兵部官員、京城勢要之家，都會失去盤剝所得。”

“因此各級馬政官員乃至胥吏、醫獸、馬販都不願看到內地寄養胡馬，他們寧願看著朝廷官軍無馬可用，也不願放棄任何、哪怕就是那麽一點點已然到手的利益。”

徐泰時垂目道，

“邊鎮馬販也未必全能委以重任，如今遼東之最急者馬，而遼東之最不堪用者亦馬，遼東之最耗國儲者馬，而遼之最累軍士者亦馬，可見邊販胡馬亦全能為邊軍之用。”

朱翊鈞這下理解為甚麽李自成是在甘肅投軍，被提升為軍中把總之後才下定決心發動兵變的。

想來除了欠餉問題，更重要的是李自成發現了晚明馬政的真面目。

他原先只知道州縣馬官和京畿馬販是如何得壞，卻不想邊地馬販和邊鎮馬政也是一樣得壞。

壞同壞疊加起來毀了李自成的家， 自然也造就了後來的李闖王。

“原來如此。”

朱翊鈞緩緩道，

“看來禁軍馬匹調撥不得，責任全不在太仆寺啊。”

徐泰時立刻站起來跪下了，

“皇上聖明。”

朱翊鈞又下意識地別開了眼。

晚明的人物往往就是這樣，狂妄自大的外表是用來嚇唬別人、說服自己的，相反看似溫和謙遜寬厚之人，其內核才硬得幾乎堅不可摧。

“徐卿今日的話，朕聽得明白。”

朱翊鈞朝著另一個方向對徐泰時開口道，

“朕也不為難了徐卿，回去寫份奏疏，將太仆寺歷年各部挪用拆借的銀兩數額，撥給各邊鎮軍中的年例銀，以及民戶上京解俵所需花費的具體數目陳列出來，盡快上呈給朕罷。”

徐泰時如釋重負，以為皇帝是就此知難而退，打消了改革馬政與操練禁軍的念頭，立刻叩頭應道，

“是，臣明日便將題本呈上。”

朱翊鈞點了下頭，也不管徐泰時看到了沒有，揮手道，

“你退下罷。”

徐泰時又朝皇帝磕了個頭，這才重新站了起來，躬身退出了文華殿。

正是黃昏添燭時，夕陽的金光從三交六椀菱花的縫隙處穿透進來，仿佛一柄刀尖裂開撬碎了精密完好的浮雕，將殿內景物分袂成了陰陽不均的幾塊。

徐泰時退下後不過片刻，張誠便拿著幾份奏疏匆匆走了進來。

他用他一貫小心翼翼的神情挨到了皇帝身邊，剛要開口稟奏，就聽皇帝兀自道，

“張誠，你說倘或朕想要向天下百姓公示官府衙門的收支細則，光憑一張邸報，是不是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