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對於自己的優勢是很清楚的。

　他的優勢既不在於是個“現代穿越者”，也不在於他是個“明史研究生”，而是在於他能掂明白自己的斤兩。

　這一點在歷代帝王的德行中屬於一種相當稀有的品格。

　用現代通俗俚語的講法，就是他朱翊鈞很拎得清。

　在帝國體制中，皇帝能時刻保持“拎得清”的狀態是相當不容易的。

　因為雖然在權力大小方面，皇帝處於優勢，官僚處於劣勢，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僚集團卻處於絕對優勢。

　封鎖和扭曲信息是他們在官場謀生的戰略武器，皇帝若要奪去這柄武器，無異於要單槍匹馬地徒手和官僚集團來一場白刃戰。

　這方面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教員。

　戰爭年代的教員是那樣地運籌帷幄，決戰千裡，胸中自有百萬雄兵，縱橫捭閹，戰無不勝，但是後來怎麽會提出一個完全背離社會實際的“一九八零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號召呢?

　倘或站在二十一世紀回頭再看，這個號召已顯得十分可笑。

　這種可笑號召的產生根源，就在於那樣一位在戰爭年代幾乎無所不能的偉人，對當時國家的真實狀況產生了錯誤的估計。

　在此事上，偉人如教員雖然必須要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但根本問題卻是官僚集團對信息權的絕對壟斷。

　皇上聖明天子，執法如山，可是底下人偏說他們那裡一切正常，甚至形勢大好，皇帝權力再大又能怎麽樣呢?

　官僚一級接一級地報喜不報憂，看著上峰的臉色說話，說上層領導愛聽的話，個個都是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皇帝又能怎麽辦呢?

　更何況，一條信息在經過各道官衙關卡的時候，必定要經過數次加工。

　在無數信息之中，注意了什麽、沒注意什麽，選擇什麽、忽略什麽，說多說少、說真說假，強調哪些方面、隱瞞哪些方面，什麽是主流、什麽是支流，說得清楚、說不清楚，這都是各級官吏能把控在自己的手裡的切實權力。

　難道遼東軍民能天真地指望李成梁能向萬歷皇帝匯報，說他扶持努爾哈赤不全是為了製衡女真各部。

　而是為了建州與遼東勢家的私相授受，為了努爾哈赤將他認作比自己親生父親還重要的“乾爹”嗎?

　倘或官僚們乾壞事的收益很高，隱瞞壞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的代價很高，而編一條好消息卻容易。

　那麽即使偉大如教員，也難免會出現持續幾十年的“錯誤估計”。

　對此，朱元璋和朱棣的解決辦法是推出另一個直接隸屬皇帝的權勢集團去與官僚爭奪信息通道的控制權，這就間接地導致了朱翊鈞如今處境中的“宦官乾政”。

　其實說“乾政”也不貼切，畢竟張誠對皇帝是如此地尊敬與惶恐。

　朱翊鈞剛提出讓他不當奴才的假設，他自己就先跪下來磕了三個頭。

　“權宦”說白了就是奴才中的最高等級，再高也還是奴才。

　但是宦官有一項權力就是能直接向皇帝反映情況，而反映真實情況難免就會觸犯各級行政官員的利益，於是宦官便很有可能被收買所包圍。

　一般而言，收買的結局對宦官和官僚都是有利的，對抗於雙方都是有風險的。

　反正最後的結果就是監察系統中說真話的人趨於減少，太祖和成宗兩代人構建起來的直屬於皇帝的信息通道被再次堵塞。

　因此最終擺到皇帝面前的，定然已經是嚴重扭曲的情況，無論是文官、勳戚還是宦官，誰稟奏的陳言皇帝都不敢全然相信。

　皇帝在這種情境下就相當於一個看上去威嚴無比，實際卻又聾又瞎、永遠不了解具體情況的人。

　一個又聾又瞎的人，無論曾經有多大的成就，在帝國體制中終歸會遭受輕蔑。

　即使是教員，在秘書那裡得到的評價也依然是“能治天下而不能治左右”。

　當然這個評價比天下左右皆不能治的崇禎皇帝得到的要高多了。

　客觀上來說，崇禎皇帝確實並不算一個亡國之君，他是一個普通皇帝。

　一個普通皇帝因為官僚集團的從中作梗，和監察系統的總體失靈而感到為難，並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但崇禎皇帝依然為此上吊自盡了，這便是他氣性剛烈。

　因此朱翊鈞拎得很清，他一則明白自己既不偉大也不英明，他當皇帝完全是因為他穿越成了萬歷皇帝。

　假設他穿越成了李自成或者皇太極，說不定結局就是甚麽也當不上，甚麽大事也沒乾成。

　二則就是他承認皇帝確實是個又聾又瞎的人，這一點絕不因為他熟讀明史，或者熟知萬歷朝各大歷史事件的走向而轉移。

　承認這兩點是相當無奈的，教員曾經就試圖否認這兩點，他用極其猛烈地手段去反擊官僚集團，搞得腥風血雨，並且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相對勝利，但最終還是落得了一個“三分過”的身後名。

　而朱翊鈞就比較平和了，反正他本來就不對大明的任何一個勢力集團寄予任何希望。

　他想走的是歷史上另一種群眾路線，張誠他一個奴才聽了也不懂，他講了也白講，不如少費些口舌。

　“嗯?”

　皇帝屈指敲了敲案上的奏疏，微微側過頭道，

　“說實話。”

　一殿亮堂堂的燭光鋪天蓋地，火苗的影子在皇帝的瞳孔中絲絲跳動。

　張誠回道，

　“軍中的事都是一樣套路，遼東自然也不例外，要打仗就得養兵，養兵就得有錢。”

　“奴婢公允地說句話，李總兵要花的錢絕不止在遼東李家軍那處一攤子上，這上上下下的官吏他都得打點到位，不到位就一定會出亂子。”

　“皇爺不管換了誰去，劉綎、陳璘、鄧子龍，都是同樣的結果。”

　朱翊鈞盯著張誠看了一會兒，道，

　“許守恩在奏疏中說，那建州奴酋上回本想依旨入京進貢，不曾想半道上忽然不知被誰給‘劫貢’了，嚇得那奴酋不敢再來了，現在卻反倒幫朝鮮去打圖們江邊上的瓦爾喀部了。”

　張誠道，

　“建州本就意願稱臣……”

　朱翊鈞接口道，

　“朕還沒聽說過哪朝哪代是靠打殺稱臣的。”

　皇帝轉回了頭，

　“建州奴酋表面上是偏幫朝鮮，實則就是因他自己推脫著不想來，故而拿示忠朝鮮而搪塞朕罷了。”

　“只是不知這樣的主意究竟是誰出的?還寫這樣的奏疏遞上來，分明就是把朕當孩子哄。”

　張誠看了皇帝一眼，小心翼翼地回道，

　“其實許守恩先前還彈劾過李成梁殺良冒功，可見他並未與李成梁結黨。”

　朱翊鈞淡聲道，

　“結黨比不結黨的好對付，不與李成梁結黨的都偏幫李成梁，真不知李成梁給了他們多少好處。”

　張誠還要再開口，就聽朱翊鈞繼續道，

　“這好處可不都是老百姓的錢呐?太仆寺每年給遼東撥了那麽多年例銀，連朕自己想練禁軍都湊不齊馬來。”

　“他李成梁倒好，為了一個奴酋，為了馬市的那點生意，一松手就全給朕揮霍了。”

　“揮霍了還不算，到頭來還反過來暗著罵朕多疑剛愎，好像朕即刻就要取他性命似的。

　朱翊鈞一提“老百姓”，張誠就沒法子了，他方才剛剛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說了一回話，這會兒若是忽然跳反回剝削階級，未免顯得兩面三刀。

　“年例銀確實難查帳。”

　張誠斟酌道，

　“一個李成梁卻是小事，只是九邊都巴望著這筆銀子，本來邊鎮就騎不得好馬，要是再沒了年例銀，恐怕連守疆衛國都成問題了。”

　朱翊鈞何嘗不知道李成梁在張居正死後大手筆地賄賂上下，就是為了這一份“連帶責任”，他在此事上已經看開了，

　“查不查的不是朕說了算，老百姓交的錢，這帳得由老百姓說了才算。”

　張誠眉毛一動，心頭突然掠過一陣不詳的預感，

　“皇爺的意思是……”

　朱翊鈞揚唇一笑，道，

　“海貿、軍務百姓或許不懂，但每年這一匹匹、一筆筆上繳太仆寺的馬匹和俵銀，老百姓總是內行罷?”

　“徐泰時既然說太仆寺左右為難，那朕便由得他去，待他將那太仆寺的收支明細呈上來了，張誠，你就去替朕去四夷館，將收支明細按照大明的馬戶數量一一刊印，由廠衛分發於各馬戶手中。”

　“徐泰時不是說現在的男丁都不願養馬嗎?那朕便傳旨下去，凡是握有太仆寺收支明細的馬戶，丁口來京上繳馬匹，或於州縣繳納解俵銀時，皆可根據手中的收支明細獲得對太仆寺小吏的一次投票權。”

　“徐泰時說解俵銀一年征兩次，馬匹一年或許都未有一次，那朕就這樣規定，能繳了好馬來的，投一票可等同於交俵銀的兩票。”

　“投了票的馬戶才可獲得太仆寺下一次的投票權和最新的收支明細，太仆寺所得票數超過大明馬戶一半數量的小吏方可留任，否則無論是甚麽關系，一律去職返鄉，不得在京畿逗留。”

　張誠一時聽傻了，盯著皇帝異常鎮靜的側顏，好半天不知該怎麽把話題轉回到“派出宦官抄家殺貪官”這個對司禮監和東廠極為有利的老套路上來。

　朱翊鈞似乎是察覺到了張誠的目光，他忽然想起大明的民主意識還停留在“搶著當太監”的層面上，不禁又補充道，

　“還有，現在正充當馬戶的男丁，一旦接到收支明細就必須投票，即使目不識丁，太仆寺的小吏一個都不認識也得投票，不投票的一律充軍戍邊，到雲南替朕種玉米番薯去。”

　張誠終於哆嗦著開口了，

　“這……即便奴婢讓內閣擬了旨，科道官也一定會……”

　朱翊鈞又彈了彈面前的奏疏，

　“九邊的年例銀打了水漂，朕甚是不悅，李成梁不是篤定朕不敢管他嗎?那好，朕現在不管他了，朕讓養馬的百姓來管他。”

　“太仆寺每年收進撥出那麽多錢，一大半都給了九邊，徐泰時不想查帳，朕也不想查，但是交了錢的百姓總有知曉的權利罷?”

　“李成梁既然標榜自己守邊有功，那朕就讓百姓評判評判，瞧瞧他在遼東的功勞究竟值不值那個價錢。”

　朱翊鈞的這一席話說得通體舒暢，差點兒就當著張誠的面喊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在現代人人熟知的名言了。

　張誠的臉色一陣紅又一陣白，幾次想張口卻又找不到合適的言辭來勸諫皇帝。

　朱翊鈞的構想已然超出他這個司禮監掌印的知識范疇了，內書堂的翰林也只知道“廷推”，他張誠怎麽可能一下子弄得清甚麽叫“投票”、甚麽叫“選民”?

　朱翊鈞自穿越以來頭一次用現代人的學識碾壓了這群古代人精，不由心情大好。

　想要皇帝不當聾瞎人，最直接卻又最困難的方法就是對庶民開放參政權。

　畢竟第一線實踐者的信息優勢是無法剝奪的，因此皇帝就可以借此與官僚集團大打信息戰。

　官僚和英雄從來都是很容易小看老百姓的，但一個王朝的覆滅，最終被打敗的卻不是老百姓。

　只要能充分發揮老百姓的力量，大明就沒有不能完成的事業。

　趁著張誠還沒反應過來的愣怔之際，他拿起那封奏疏，往張誠胸口作勢一拍，道，

　“好了，快去傳旨罷。”

　張誠下意識地伸手接了奏疏，問道，

　“那建州奴酋入京朝貢一事，皇爺可要下旨再宣?”

　朱翊鈞眼皮一掀，道，

　“怎麽?此事上你難道也有話說?”

　張誠見朱翊鈞面色不善，忙低頭道，

　“奴婢不敢，只是前幾日皇爺讓奴婢去向范禮安垂詢歐羅巴的現狀時，范禮安同奴婢講了一些他在濠鏡聽到的倭國傳聞。”

　范禮安在日本有人脈那是自然的，豐臣秀吉統一日本的進程越接近尾聲，被從日本本土驅趕出鏡的歐洲傳教士就越多。

　這些傳教士若是經商路路過澳門，確實會同剛剛帶領日本使團返回東亞的范禮安產生交集。

　因此范禮安在澳門得到的關於日本的消息應該是極為可靠的。

　朱翊鈞於是問道，

　“甚麽傳聞?”

　張誠回道，

　“范禮安聽說，朝鮮自去歲開始便陸續接待已然斷交數十年之久的日本倭使。”

　“當時九州強者島津義久投降、對馬島主宗義調投降，豐臣秀吉野心勃勃，竟向朝鮮提出要朝鮮國王親自來去倭國京都進獻拜謁的要求。”

　“此番要求原本是委托對馬島島主代為轉述，而對馬島一向依賴朝鮮物資，早前又自稱為朝鮮王朝的家臣，於是對馬島主無奈以家臣橘康廣假扮日本國使前往朝鮮。”

　“橘康廣去朝鮮時，手持書信中夾有‘天下歸朕一握’之倨悖言辭，且橘康廣一路舉止倨傲，屢屢譏諷朝鮮軍民，招致朝鮮的不滿，最終橘康廣一無所獲，回國複命之時，慘遭豐臣秀吉處死。”

　朱翊鈞問道，

　“既然橘康廣一無所獲，說明朝鮮並無通倭之意，何來此後‘陸續接待’之說呢?”

　張誠道，

　“橘康廣等人去朝請求通信之時，朝鮮始知倭國篡國之事，因而朝鮮思慮再三，最終以‘水路迷昧’拒絕了倭使。”

　“可朝鮮也聽說，如今豐臣秀吉精兵百萬，乃倭國自古未有之盛時，去歲二月時，倭寇又大舉進犯損竹島與仙山島等地，且承其銳氣，直搗邊城，實非以往偶然犯境之比。”

　“倭國雖獸心難測，但朝鮮國力衰微，若以邊境事安而計，則不得不與倭國虛與委蛇。”

　“只是奴婢心想，朝鮮素為‘禮儀之邦’，那豐臣秀吉現為人臣，本無有外交之權，朝鮮既與其無奈交往，將來未免不會被潛移默化。”

　“倘或朝鮮君臣私通倭國，甚至為倭國向導，或在我大明與倭國之間搖擺不定，那遼東之邊患，恐怕就不止蒙古與女真二虜了。”

　朱翊鈞瞥了張誠一眼，又不輕不重地“哼”了一聲，道，

　“張誠， 你不會是想說，那建州奴酋為朝鮮在東北邊境分擔瓦爾喀部的騷擾進攻，是一件有利於我大明與朝鮮盟藩關系的好事罷?”

　張誠低眉道，

　“皇爺，朝鮮是我大明屏障之一，倘或豐臣秀吉有意借重於它，遼東定將變生大亂。”

　“何況葉赫、哈達二部內亂方平，建州奴酋再如何不入皇爺青眼，終究也是隸屬於我大明的番部之一。”

　“現今那奴酋自告奮勇地要去為朝鮮解東北境之圍，皇爺縱使不樂見得他如此，也不應去下旨去阻止他。”

　“否則來日朝鮮與我大明心生嫌隙，與倭國私相授受，乃至引狼入室，那又該如何是好呢?”

　“古人雲，‘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說得就是仇怨在明不在暗的道理。”

　這是《資治通鑒》中“三家分晉”的典故，原句出自《五子之歌》，總之是勸諫帝王防微杜漸的意思。

　朱翊鈞思忖片刻，開口道，

　“你先去傳旨，待閣臣擬旨之後，再讓他們來文華殿見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