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曾國藩的用人原則，莫連山回頭再看三國時曹操等人的用人術，多少就能發現奧妙。

　　再回看曹操。

　　“若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三國的創立者都知道人才對他們功業極端重要，他們在爭奪人才中爭奪天下，在爭奪天下中爭奪人才。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三國的縱橫稗闔，軍事較量。也是一場爭奪人才的大戰。曹操知人善任，寬宏大度，講求民主，在革新吏製中選賢任能，使用得當，為後來取得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求才不拘一格，曹操一共下了三次求賢令，甚至提出對那些“貴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各州郡長官，名舉所知，勿有所遺。

　　曹操的用人尺度是很寬的，所以他招納的人才也特別多。

　　被他稱為“張良”的荀彧以及才華出眾的郭嘉都先後從袁紹那裡投奔他。

　　跟楊奉作戰時，他得了徐晃。

　　攻打徐州，他從被俘人員中挑選了張遼。

　　在官渡之戰中，把張部弄到手。

　　這些人都為曹操出謀獻策，立了大功，這些人都成了他的骨乾力量、曹操三次出榜招賢，因賢求賢反映了曹操重視人才的思想。

　　禮賢下士。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格，人人都渴望被別人理解、尊重，那些出類拔萃的人才，在這方面的要求都很看重。

　　官渡之戰時，袁紹70萬大軍與曹操7萬人馬對峙官渡，兩個月後，曹操軍力漸乏，糧食不足，陷入進退不能的困境正在憂愁不已時，袁紹手下的謀士許儀深夜來訪，曹操喜出望外，連衣服、鞋子都沒穿好。跌足出迎，遠遠望見許枚，就撫掌大笑，然後攜手共入，並先拜於地。

　　許枚本來是在袁紹處受了委屈才連夜投奔曹操的，心中還憂慮曹操是否能“收錄”自己，今見曹操以大禮相待，深受感動，遂向曹操獻上火燒袁軍糧食的計策。

　　曹操依計而行，果然取得了官渡之戰的勝利，為統一北方莫定了基礎。

　　不計個人恩怨，官渡之戰後，清理戰場時繳獲一批信件，皆是，曹中有人暗通袁紹之信.這些人心裡終日惴惴不安，而有謀士建議“可逐一點名，收而殺之”。

　　曹操卻說:“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對這批書信，命盡焚之，更不再問。

　　這種明智的做法，使那些與袁紹暗中交往的人感激涕零，願意為，操盡忠效命。

　　??曹操善於用真情招攬賢才為己所用，曹操兩哭典韋，三哭郭嘉就是很好的例子。

　　操在用人上講究民主，讓部下充分發表自己的觀點，然後看有沒有跟自己的觀點相符的，他從不先拋出自己的觀點，以免束綺部下的思想。

　　每次戰爭前，他都召集大家，集思廣益，操每當對軍國大事作出決策時都要征求部下的意見。

　　這是他的事業所以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反映了他這位進步政治家的積極進取精神。

　　這在權力至上的當時，以一個管有兵。把持朝政，集兵權、政權於一身的諸侯來說是極不容易的一件事。袁術、袁紹這些人當初擁兵自重，但卻敗於曹操，這方面就是曹操取勝的關鏈原因。

　　劉備的很多策略方針都與曹操針鋒相對，但在用人上，聰明所見略同！

　　劉備用人史上最精采的一筆是三顧茅廬。三顧茅廬表現了劉備的禮賢下士、思賢若渴。諸葛亮最終被劉備的誠意所感動。這位經國濟民之才未出草廬而知天下三分，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對:

　　“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佔天時，南讓孫權佔地利，將軍可佔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

　　蜀國後來基本上是按照隆中對來建設自己的國家的。不僅如此，諸葛亮最後決定出山，親自輔佐這位皇室後裔。

　　諸葛亮為他妙計得荊州，使“困龍”得以人海;諸葛亮為他智取益州，使劉備最終稱帝;諸葛亮還為鞏固與發展劉蜀的基業八面應酬，七擒孟獲，六出祁山，殫精竭慮，鞠躬盡瘁，直至最後的“星落秋風五丈原”。

　　可以說，沒有諸葛亮，就沒有後來的蜀國。劉備這一次用人的成功，奠定了他日後的整個基業。

　　劉備的另一用人妙筆是“以情感人”。他與關羽、張飛“桃園結義“。拜為異姓兄弟，義同一體，誓同生死。關、張二人死心踏地地跟隨他出生人死，馳騁疆場，成為劉備創業的股肱大將。

　　劉備靠了關、張二人的幫助，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由一個“販履織席為業”的貧民小兒一躍成為縣尉。從此跨人逐鹿中原的行列，並最終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軍事集團。

　　劉備用人可謂登峰造及。但他不重視人才的培養，導致後來蜀中乏人。

　　與劉備息息相關的是諸葛亮，但諸葛亮在用人上的問題，不及劉備一半！

　　諸葛亮在隆中時自稱臥龍先生，才高八鬥，諸葛亮一生征戰無數，可謂戰績卓著。他通曉兵法之道，經常用兵如神，但在人才的使用上的一些做法值得大家深思。

　　任人唯親，不培養人才。在劉備三顧茅廬後，長期處於征戰狀態，這樣就造成了蜀國除了五虎將外，幾乎無可用之將。

　　而五虎將中，趙雲是劉備借來的，關羽、張飛本來就是劉備的兄弟，黃忠是劉備哭來的，馬超是後來的降將，基本上自諸葛亮跟了劉備後，蜀國幾乎沒有培養出多少人才，即使後期諸葛亮想盡辦法引進的薑維，也不是由蜀國內部培養的。

　　俗話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諸葛先生有時用人也疑人。如在使用魏延的問題上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魏延曾反劉表而欲親劉備，而後幾經轉輾，終投於劉備帳下，可諸葛亮認為魏延天生有“反骨”，處處防他，最後諸葛亮去世時還特意用計殺了魏延。

　　諸葛亮作為一代名臣， 為蜀國的建立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勞。但在制度的執行方面，諸葛亮也無法逃過看重人情的弊端，他也因人情原因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自然在制度的執行方面也打了一定的折扣。

　　如關羽立了軍令狀但在華容道放跑了曹操，按照軍法應進行處理，諸葛亮只是一笑了之;諸葛亮眼看就要打出歧山，卻被劉禪的近臣召回，本欲殺之，卻被劉禪一言而釋之。

　　雖然馬謖事件諸葛亮主動上表，請求“自貶三等”，但他這種行為靠的是自己的覺悟，不是制度的約束。

　　諸葛亮的個人能力和人品相當傑出，起初他也想成就一番事業，在劉備去世後，蜀國就開始走向衰弱，以至於“環顧左右，無人可用”，相信這個結果並不是他所想看到的，而這個結果又讓他自己更加事必躬親。

　　諸葛亮之所以“事必躬親”就是沒有進行充分授權，原因有三:一是蜀國沒有系統培養出人才，認為無人才可用;二是沒有發揮下屬的潛能，不敢把權力下放;三是雖然短暫地放了權，卻又患得患失。這樣一來，導致他事事不放心，工作越來越忙。

　　諸葛亮在用人思想方面的失誤是造成蜀國滅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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