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語傳統中，很少有人意識到，書評一詞名稱中倒裝前置的句法，導致了該文體普泛彌漫著喧賓奪主的氣氛:作為評論對象的“書”，突出在動詞前面，成為寫作與閱讀之標的。直把賓語置頂端，貌似表達一種尊重的修辭;實則上，主謂賓關系中的逆序與缺席，卻生成並助長了一個狡黠的主體。但現代漢語中詞語的艱難處境又值得同情:若以正常順序表達關於書籍的評論，就會組成“評書”兩個字，眾所周知，那滑向了另一種更古老的傳統，同時更加不靠譜，或者說不正經，即充滿了殘叢小語、野史雜談即“八卦”的小敘事，如此，則書評有淪落為口水之危險。

本文樂於進行另一種嘗試，讓書評一詞在指涉不變的情況下，更加順理成章，即它還是書評，同時卻還是“書的評論”:是由另一部書發表的，關於某一部書的指點、評價與闡發。這將是以書為主體、為第一人稱的一篇文字，不是該書本身，卻是書與書的彼此映襯與互見，各自尊重，但也可能是相互拆台。現在，我們就有請《西遊記》，來對美國學者芮樂偉·韓森的著作《絲綢之路新史》寫一篇書評。

在正文之前，還有一句題外話:《西遊記》的言論我們也自不可盡信，文責由其自負。其書畢竟是部小說，並囿於產生時代的知識發展狀況及其內部世界觀局限，讀者很有可能會在這篇書評中看到不值一哂的謬誤、自以為是的偏見;不見理論，但有妖怪——那些曾出現在絲路現場的妖怪混進來了。

唐僧在徒弟們幫助下行走西域，這可能是古典時代自孔子之後最著名的一次周遊列國，我想，佛教徒們一定同意說，這也是更成功的一次。我並不想渲染今文經學的思路，但唐僧的確在強勢的背景下，進行了一次被官方安排好的旅行。這種安排可以理解為是一種主觀意願的實施貫徹——“奉旨上長安”、“奉旨上西天”;一種影響力的運作——“東土大唐來的老爺”，行走有便(但同時肉和寶貝也增加了被覬覦的風險);以及一種制度的執行:這裡安排好的制度，是指旅途中的明晰有序。

意在“翻過”舊有著作，構建新史

任何時候，任何一個人貿然身處在絲綢之路上，很可能都會不知所措，在這一段漫長的險怪旅途中，他會遭遇層出不窮的意外……我本身即是這方面富有經驗的記錄者。在我的世界中是如此;在你們的世界裡，現代中國的西北、內亞是如此;在你們祖先的世界中，當年絲路還是活的，尚未曾成為荒漠、遺跡、考古工地、盜墓現場以及旅遊點的時候，更是如此;甚至，到了《絲綢之路新史》這本書中，也還是如此。盡管這部書的作者意在讓更多人，而不止是她的學者同行們閱讀這本書，但是，如果沒有一些經驗，或者是實地萬裡路的踏訪，或者是萬卷書乃至幾卷開而有益的閱讀，總會在其中的各種人名、地名與年代名、族群名等等名詞間暈頭轉向。

該書標以“新史”，一如《西遊記新傳》或者《新西遊記》這樣的相貌，意在要把以往的相關著作以及舊有的常識，像漫漫長路上的山坡那樣，一重又一重地翻過去。於我而言，這也是一本很新或應該說很陌生的書。因為我原本並不知道，曾如此詳盡記錄過，構成了我之主體的這片區域，居然是什麽“絲綢之路”。這是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一個後設的術語。如今的人，似乎頗有受到《西遊補》中鯖魚精的蠱惑，夢想在妖術的作用下回到唐朝或者其他什麽時代去，

設若真有人辦到了，穿越回絲路，正準備開始其跨國貿易的宏偉夢想，先用奇怪的口音(而不是中古長安音，或粟特語、突厥語)與人搭訕:請問這裡是絲路——絲綢之路嗎?萬一有天資絕頂或天賦異稟、自帶中古漢語與現代漢語語音轉換器的，表示聽懂了，那也一定是理解成了“死路”或“死讎之路”，他或許會回答說:不是，才不是死路，莫愁前路無知己，馬上相逢無紙筆。少見多怪，“絲綢之路”很名不副實

當初，在我和“取經四人組”看來，這條充滿了妖魔鬼怪的道路是試練小徑，是取經求法之途，是得證長生大道或者說成長的荊棘路——也就是追趕時間的旅程，在諸方中，唯有向西走才如此，這取決於地球自轉方向由西向東，太陽東升西墜;是以在《西遊記》那個處處呈現數學之美的世界裡，大唐長安居於南贍部洲，而靈山在西牛賀洲，從南洲到西洲去，標準的角度應該是西北乾方，但我們不叫《猴豬西北行》以求與《孔雀東南飛》對仗，卻徑直就叫了《西遊記》，深意即在於此。這一段西遊旅途，我倒並不算率先記錄的，唐僧也不是第一個行走其中的，若不算后羿、穆天子、漢武帝這些想要萬壽無疆的人君傳統，在我原本的經驗中:早年誇父曾經沿途疾行，其逐日之旅雖殞猶榮，身後留下了名叫鄧林的綠洲，春天會開桃花，夏天會結滿孫行者最喜歡的桃子。後來，老聃也曾騎著青牛飄然遠引，有些人認為他與世尊(也就是佛陀、如來)，可能還應該有某一位神聖一氣三清，而又三位一體，如是，則法顯、義淨、玄奘以及釋悟空等等取經者，去的路程只是重蹈舊轍與踵武祖師，而東歸則是反哺;只是，包括孫行者和豬八戒、沙和尚在內，人們後來都不信任這種來自《老子化胡經》的說法了。

以上這些智識並沒有被納入到新史之中，或許要算是作者的偏見，但我也表示釋然，一個一百多年的新詞和新研究領域，這對於不論是妖魔、神佛，還是經典來說，實在是還處於銳意滿滿、生長旺盛的青春期，新材料與新知予取予求、快速增長，能指與研究史都那麽年輕，我期待著未來的修訂與新新史，會更加準確地揭示古老與複雜得多的事實。事實上，《絲綢之路新史》已然更新了不少舊常識。在讀這本書之前，很多人印象中的絲路，多的是絲，主導的是貿易，穿梭交流的是冒險者與遠道而來碰運氣的商人，他們讓後人悠然神往，於是有了從《馬可·波羅行紀》到《看不見的城市》這樣的傑作。一定程度上，近代從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抵達、挖寶、買賣與離開，也可以被理解為是接著這種對絲路的想象續貂延展到近代的——但這本書告訴人們，除了唐代曾以絹為通貨之外，絲綢以及民間的長途貿易，都未必是這條路線上的主流。也就是說，“絲路”很名不副實。

我想想就深以為然，西遊路上，固然觀音菩薩也曾腰纏著冰蠶絲駕臨，鎮元子的五莊觀上也用過絲帕托盤，那究竟都是神佛級別的小飾品，要說魔怪們大規模地將絲作為寶貝的，不過就是盤絲洞裡那幾位風光大好的妖精，可人家又其實不是正宗的中國繅絲，而是節肢門自產自銷的蜘蛛絲罷了。此絲非彼絲，《絲綢之路新史》一書告訴大家，《博物志》作者老普林尼當年抱怨塞裡斯絲敗壞羅馬，塞裡斯通常被認為即彼時對中國的稱呼，但學者們新近認為，很有可能，那時代抵達歐洲的是印度野蛾絲或者愛琴海科斯島野蛾絲——大家看，我的記錄與歷史自可呼應，相互契合。

敦煌壁畫中的怪獸，在“西遊記”當中它們是阻擋玄奘一行求取真經的障礙。

在尼雅與樓蘭之間的米蘭遺址，斯坦因在一座佛教建築中發現牆上繪有十六人，其中一人如圖所示。無論這是遠方工匠所畫還是摹自圖冊，這種藝術主題在絲路上很容易傳播。

玄奘的偷渡與唐僧被安排的旅行

我總覺得，人們可能會選擇更信賴《絲綢之路新史》這類歸在史部及K類的圖書，而小覷和歧視了說部和I類的文獻。這很不好，我要自證，《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樣的舊文，貌似傳記，卻屬教徒兼僧侶的記錄;對神跡與法力的依賴，使之形成了靈驗記的筆調，跟小說家的文字也相去無幾了。而《西遊記》卻可說就是一部更新的絲綢之路史。譬如:昔日的卷簾大將，在移民流沙河之後，替換了自家的姓氏，用“沙”這個姓氏，成功融入了土著社會，一度成為當地壟斷水資源及內河航運的內陸交通巨鱷——韓森教授援引了近代考古史以及氣候學地理學數據，直到斯文·赫定與斯坦因的年代，塔裡木盆地的河流還能有季節性的航行。而我們再看天蓬元帥，作為移民二代，他起過豬剛鬣這樣的姓名，更加貼合所在族群的文化特征，這種做法，與徙居高昌(吐魯番)以及撒馬爾罕的粟特人何其相似(甚至，後來的八戒總是想著還俗與破色戒，這與包括鳩摩羅什在內的絲路僧侶也趣味相投——編者按:據《絲綢之路新史》，鳩摩羅什一生中三次破戒，有一次主動討要了一名女子，並和她生了一對雙胞胎。當然，作者韓森也表示，鳩摩羅什不同傳記之間的記載有出入，學者們並不確定三次破戒是否真正發生過)。除了姓名，粟特人還曾改變衣裝與髮型以適應不同的遊牧統治者習慣，我們也都知道，八戒與沙僧在皈依之前，在高老莊與流沙河也都有過換裝的記錄:要知道，卷簾大將在遷徙之前原本可不是沙和尚出場時那“一頭紅焰發蓬松，不黑不青藍靛臉”。如是我聞，天庭從不曾流行過公務員殺馬特化的時尚。

當然，什麽毛臉雷公、長嘴大耳雲雲，在早期民族志中，這是很普通的異族想象，少見多怪而已——很多所謂妖怪，其實不過是對非我族類的汙名化，是定居者對外來人口的言辭偏見。但如果話語權暫時掌握在路人那裡，表達效果可能會反過來，山大王與攔路搶劫的強盜會在詞句中成長為妖魔，“此山是我開，留下買路財”，那是旅行者對定居土著的不愉快甚至恐怖記憶:我知道，後來，領導第一次環球旅行的麥哲倫就是這樣出師未捷，身先死在妖怪手裡的，我好像還記得，盛傳有一些探險家像這樣被妖怪吃掉的——順便說一句，絲路上的粟特人原本按照祆教的葬俗就是把屍骨給包括妖怪(如果妖怪存在)在內的各種存在吃掉肉之後再埋葬之，但後來就慢慢遵從了漢人的做法。

我作為更新絲路史更重要的證據，還在於唐僧。玄奘作為偷渡者的神話，並不若我所記錄的作為唐王禦弟更合乎絲路的特有邏輯。前文稍稍提及，《絲綢之路新史》揭示:唐朝軍隊以及官方影響，對絲路的有效貫通與運作頗為重要，唐朝衰頹之後，那些城邦迅速退縮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狀態。唐僧在徒弟們幫助下行走西域，這可能是古典時代自孔子之後最著名的一次周遊列國，我想，佛教徒們一定同意說，這也是更成功的一次。我並不想渲染今文經學的思路，但唐僧的確在強勢的背景下，進行了一次被官方安排好的旅行。這種安排可以理解為是一種主觀意願的實施貫徹——“奉旨上長安”、“奉旨上西天”;一種影響力的運作——“東土大唐來的老爺”，行走有便(但同時肉和寶貝也增加了被覬覦的風險);以及一種制度的執行:這裡安排好的制度，是指旅途中的明晰有序。旅人們須在關卡向官吏提交“過所”，這種證明身份的文字材料可能有著最古老的肖像描寫，還記錄了人數、攜帶的物品以及目的地等等，自漢至唐，有漢文亦有其他文字如龜茲語的實物被發現。而想必很多人都會有印象，唐僧也帶著通關文牒，歷鈐十二國印。按照絲路上過所的一般狀況，這個路線圖可不像遊園蓋章那麽靈活偶然，而是事先就確定好了的。這一點，在《西遊記》中可是把關子一直賣到西遊行程結束之後:那時四聖取經回東方去了，觀世音菩薩在如來佛面前掏出了那個八十一難的清單，敢情那些妖魔的數量，也都是預先算好，合乎完美數字的。

《西遊記》與絲路史實的疊合

我姑且還是尊重傳統，把中古內亞的交通稱之為絲路吧。《絲綢之路新史》一書還揭示了，它不是一條確定的、繃緊如絲弦一樣的線條，而是很多個世紀中，行走在亞洲腹地的各色人等，使臣、商隊、難民種種，在綠洲之間，用眾多的腳(還包括駝馬的)丈量出的複雜道路網絡的痕跡，“不斷變化且沒有標識”。這也是對的，就是說，絲路猶如繭。書中提到另一種比喻把大路比作動靜脈，小路喻為毛細血管，以解剖學的視角來對待絲路，自是有著方法論上的雙關意蘊，但我覺得，不若用“抽絲剝繭”來形容，更加名符其實。

無獨有偶，在我的經驗世界裡，這條路也並不是一次性的單向旅程，而存在著複數的非線性景觀:唐僧帶著一隻猴子，一口肥豬，一匹馬和一個吃人生番跋涉過一次是沒錯;但此前菩薩們常來常往，接納一些門徒，招領一些失物，投放一些妖怪，雲裡霧裡跑過很多趟;至於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這些神佛兩界的小公務員們亦密集有序、按部就班地做著旅途上的值日生，其上下班的路程固然基本為我所忽略，那只是因為沒有故事可講，乏善可陳，神仙過路無意外，但那都是存世的事實無疑。再說，悟空頻頻搬弄救兵，這條路上也不知風風火火飛過多少次。故而，誰說“西遊”不也是耗費了巨大人力(神佛之力)的複雜痕跡集合呢?這都與絲路的史實頗為相吻。

漢語辨析單複數的能力不強，人們單從“絲綢之路”、“取經路”這樣的詞匯上，不容易看出更豐富複雜交叉的時空疊合，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這些路上，可不止是漢語在行走，就算大家忽略了各位精怪和妖魔，那還有其他語言，在希冀與現實、幻想與苦難的切面上，保留了更複雜乃至3D立體的絲路。 如:唐僧取經四百年後，於闐有七位王子及其隨從，曾經行走在去往東方的旅途中，《絲綢之路新史》一書摘引譯介了其中一位保留在敦煌藏經洞中的於闐語文書:“去敦煌的旅途非常艱苦，要走四十五天，多麽希望我能一天之內就飛到。”這樣的想象與感歎，看看我，要會心一笑吧，那時候，《西遊記》其實是在場的。

“新史”甚至有章回體小說意味

說到文書，我自然頗有親切感，不管是我本身，還是唐僧他們西遊的目的——取經，無不與文書有關，如果是在跨文化和語際交流中，不囿於單一宗教的立場，那麽，經典亦不過是文書一種。《西遊記》可說是一本關於書的書，關於記錄的記錄。而在絲路各遺址發現的文書記錄，亦正是《絲綢之路新史》一書的最大依據，該書正是將一百多年來的出土文獻作為立論基礎，來得到如是種種新見的。這樣的做法更加樸實有效，我很喜歡。

我也讚成該書以各城邦即遺址設章節，敘述圍繞著城邦，城邦(在考古現場)圍繞並散落著出土文獻。看上去，這在文體上有類國別體，但實則上，其中亦不單純是空間羅列，也有時間的次序。

我因此急切地覺得它甚至有章回體小說的意味——堪可引為同類，我很高興寫書評，我甚至十分期待，有朝一日《絲綢之路新史》也可以為我這本老書來寫個書評——或許它也在寫，甚而已經寫完了呢。

“一位王子保留在敦煌藏經洞中的於闐語文書說:‘去敦煌的旅途非常艱苦，要走四十五天，多麽希望我能一天之內就飛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