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神洲大地，土地實行承包責任地了，徹底告別了大集體時代，農民的好日子一年勝過一年。

　　不再是那樣天天乾活而又分不到多少糧食了，實行了生產自由，打工自由，所有的一切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溫飽解決了，就是還沒有搞活經濟，有的人出去打工，有的人開始學手藝，有的人也做起了生意。

　　總之大家為了各盡所需，而生生不息，我哥哥從此也走上泥巴匠的打工生涯。

　　轉眼哥哥和姐姐已到了而立之年，象我們這種貧下中農家庭，娶個媳婦並不是筒單的事了，首先女方要求要三轉一響(自行車，手表，縫人機，錄音機)，然後才說人民幣。

　　爸爸和媽媽也在為大哥的婚事發愁了，必定已經是二十八歲的人了，東不成，西不就的，過了三十歲更不好說婚事了。

　　媽媽對爸爸說“養個兒，就望給他成個家，這是為人之父的責任問題。

　　其實婚姻是講究緣分的，盡管前兩年東不成，西不究的，可在大哥二十九歲哪年在外面做手藝，競然遇到一個姑娘，一說就成了，也許是月老開眼了吧。

　　正月間一說成就過門，女方要了300元錢，就把婚事定了下來。其實當時打天工才3元錢一天，所以300元錢都是爸爸東拚西湊的。

　　還好那年我們的豬都還爭氣，媽媽養了2個大肥豬，賣了一個，留下了一個。

　　到了下半年該說結婚的事了，哥哥說女方還要500元錢才得嫁過來，爸媽一聽驚了一嚇，如果達不成協議，前面的錢就泡湯了。

　　我孃孃那年正好要往城裡搬家，所以把2個櫃子和一個高立櫃賒帳賣給了我們，總算解決了燃眉之急。

　　眼看婚期快到了，爸爸從牙齒縫縫裡展出來的錢都不夠彩禮錢，外加還賣了一個肥豬，常言道家裡窮，鄰裡富，天下好心人還是有的，杜么爺把他多余的錢借給了我們，並且作擔保給我們代了點款，總算把問題解決了。

　　婚期到了，由因爸爸媽媽都是本分人，從不說東家長，西家短的，讓隊上人非常青眯。

　　所以哥哥結婚那天相當熱鬧，左鄰右舍來了很多人幫忙，借的借桌子，洗的洗菜，煮的煮飯，忙得不亦樂乎。

　　在那個年代大家手裡都不寬裕，紅白喜事送上5元錢，就要請全家人來吃上幾頓，起媒，正酒，到拜客早飯，才算客走主人安，要不然3個菩薩打2個拱，還有一個你就少禮了。

　　酒算是過了，那天我和媽媽算了一下，自己的肥豬不上算，光是，煙，酒，茶和大米，減去隊上人送的禮錢，都還到虧了600元錢。

　　那個年代說起沒什麽錢，比起現在的人歡喜得多，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火炮一直響赴通天亮，真可謂叫花子唱山歌，窮作樂。

　　哥哥結婚後，嫂子嫌我們兩弟兄還在念書，大哥又在外面做手藝，多多少少能掙上幾個錢，首先提出分開過。

　　爸媽見狀已順了她們的意願，債務各一半，也給他們分了兩個人的地，就分鍋煮飯了。

　　就這樣，爸媽又掙錢還帳，又供我們兩弟兄讀書，任勞任願，從味叫苦，他常說有兒不會久久窮。

　　沒過兩年，我們初中畢業也沒再讀書了，從此走上了打工生涯，也能掙上點錢，為家裡大幫小補了，爸媽的苦日子算是出頭了，爸媽也欣慰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