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曾秋茂離開之後，朱老板將那份兒材料又看了一遍，苦笑著說道:“這人天生就是要出來折騰的，在國外不過是一年多一點時間，就折騰出三十幾億美元，呵呵，要是多幾個這樣的人才，我都不用發愁國庫沒錢了，何必搞什麽讓下面人罵的分稅制?！搞基建?就需要投入十個億的人民幣?真是莫名其妙了！這事情連我也糊塗了！”

　曾秋茂拿給朱老板的材料寫得很詳細，基本上把顏晨輝一家的動向都囊括了，其它的和顏晨輝關系很近的穆怡如、溫妍妍和張舒琳等人也沒有漏掉，甚至連敖嫻雅、梁馨潔這樣的科級小幹部也在其中。

　“看來得找個人看著這小子，這麽大的家業，出點兒問題可不好交代。可是要能降住顏晨輝，也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到的，這可有點兒難辦。”朱老板琢磨了一陣子後，終於有了一個人選，於是對生活秘書吩咐道，“給我接特勤處，找個人。”

　此時的顏晨輝根本不知道他的底細已經被國安的人給掌握了，他正跟著張舒琳開始四處畫地呢。

　有關方面對於天顏電子再次大舉投入基建項目非常關心，因此在工業用地的許可上給出地選擇范圍很廣，顏晨輝和張舒琳在京郊找了幾塊地方，綜合比較了一下後，決定在懷柔佔一塊兒地皮，用來作為新廠的廠址。

　“這兒的成本比較低啊！距離首都也不遠，招人也方便。”范顏晨輝對張舒琳分析道。

　“可是交通相對來說也不方便啊?”張舒琳也不是傻子。

　“所以我們才要搞基建嘛。架橋修路，這也是行善積德的事情，更何況還能帶動一方經濟的發展，可以提高我們公司的美譽度，這對於一家國際化大公司的成長是非常有益的。”顏晨輝笑著解釋道。

　顏晨輝和張舒琳二人弄好了這邊的選址之後，就打道回府了。具體的事務，自然有天顏電子下面的人來負責實施，否則，他們請這些小弟來有什麽作用?

　在回到家裡之後，顏晨輝就給在美國的溫妍妍打了電話。讓她聯系戴爾電腦公司和思科公司。提出來中國發展的建議。

　事實上，顏晨輝知道，在思科公司這邊早就已經有來中國發展的想法了，並且已經付諸行動。他們在中國的第一個辦事處。將於今年8月在京城成立。現在已經在緊鑼密鼓的籌辦之中。並且。隨後在明珠(1995年9月)、交州(1996年3月)和天府(1996年5月)設立了辦事處。

　1998年06月，思科系統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約翰.錢伯斯先生首次以思科身份訪問中國大陸，並在清華大學做主題演講。而到了1998年09月。思科系統(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成立，並在京城建立了網絡技術實驗室。

　雖然知道這些終會發生，但是顏晨輝不打算等那麽長的時間，他決定推進這些進程。

　當然，顏晨輝想做的，還是掌握主動權，畢竟，經過幾次的注資，他現在已經是思科公司的第一大股東了。嗯，準確的說，是天顏投資(美國)公司是思科公司的第一大股東。

　而在顏晨輝的記憶中，思科公司對中國人可不算什麽友好，譬如打壓華為、後門威脅、技術漏洞的玄機等，尤其是在顏晨輝重生回來之前那一段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的“棱鏡門”事件，更是讓顏晨輝心驚。

　作為前世的電腦黑客高手，顏晨輝非常清楚，以思科公司為首的信息技術公司對中國的控制和威脅有多大。由於美國在軟件上的絕對優勢，美國政府能夠決定所有軟件如不設有木馬程序則禁止出口。當計算機內出現具有“與美國開戰”字樣的文件或有其它外界的觸發時，這些隱藏的程序就會被激活，其結果可以是格式化計算機硬盤或將用戶電腦裡的文件發給美國中央情報局。

　與眾多中國企業在美國遭到封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思科為代表的美國“八大金剛”在華長驅直入，中國幾乎絲毫不設防。在關系到國計民生的信息技術關鍵基礎設施，也大多應用美國的技術和產品。這不得不引發對我國信息安全現狀的反思和憂慮——在西亞北非的政局動蕩中，谷歌等網絡公司正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在中國，此類企業的典型代表非思科莫屬。

　思科進入中國後發展順風順水，國內各級政府對思科幾乎沒有設置任何門檻，並且在很多方面可以享受超國民待遇。這讓本就實力強大的思科如魚得水。

　思科在中國擁有員工超過4000人，分別從事銷售、客戶支持和服務、研發、業務流程運營和it服務外包、思科融資及製造等工作。思科在中國設立了12個業務分支機構，並在上海建立了一個大型研發中心。

　思科的旗幟已經插遍了國內幾大領域的核心企業，其客戶名單中包括中國國家金融數據通信骨乾網、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石化、中國人民銀行、京城市政府等眾多央企及政府部門。

　調查發現，中國骨乾網絡幾乎被思科產品全面佔據。中國電信163和中聯通169承擔了中國互聯網80%以上的流量，思科佔據了中國電信163骨乾網絡約73%的份額，把持了163骨乾網所有的超級核心節點和絕大部分普通核心節點。從169網來看，思科佔據了中國聯通169骨乾網約81%的份額。inter骨乾網絡是公眾因特網的核心，所有的數據都要經過骨乾網進行轉發，inter骨乾網絡的安全性是電信行業的重中之重。

　除電信行業外，思科在其他領域也處於壟斷地位。據互聯網實驗室出具的數據顯示，在金融行業，中國四大銀行及各城市商業銀行的數據中心全部采用思科設備，思科佔有了金融行業70%以上的份額;在海關、公安、武警、工商、教育等政府機構，思科的份額超過了50%;在鐵路系統，思科的份額約佔60%;在民航，空中管制骨乾網絡全部為思科設備;在機場、碼頭和港口，思科佔有超過60%以上的份額;在石油、製造、輕工和煙草等行業，思科的份額超過60%，甚至很多企業和機構隻采用思科設備;在互聯網行業，騰訊、阿裡巴巴、百度、新浪等排名前20的互聯網企業，思科設備佔據了約60%份額，而在電視台及傳媒行業，思科的份額更是達到了80%以上。

　而在這長長的名單背後，思科的擴張仍在繼續。用一句話可以概括:“思科把持著中國經濟的神經中樞。有衝突出現時，中國沒有絲毫的抵抗能力。”

　思科之所以能如此快速擴張，得益於中國地方政府的“不設防”甚至是歡迎的態度。思科錢伯斯在2007年11月宣布的對華160億美元的投資正在發酵:它被拆解為與相關部門的若乾備忘錄、新的供應鏈體系、50家被投資公司和一支針對創業公司與小型公司的風險投資基金、250家新開設的思科網絡學院，以及和成都的“智能城市框架協議”。

　思科潛在的網絡安全隱患，正在對中國政府公共事業、金融、石油化工和軍工等敏感領域的安全造成威脅。這些潛在的安全隱患，一旦變成事實，將給中國國家安全帶來不可想象的損害。

　即便是有如此嚴重的安全隱患，思科仍能在中國眾多關鍵領域獲取如此多得市場份額，除了思科近20年來在中國的企業經營之外，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中國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

　由於gdp至上的發展思路，地方政府日益“公司化”，熱衷於招商引資，大搞基礎設施建設，甚至涉足投資等領域。顯而易見跨國公司因為先天的優勢能為地方政府提供其所需要的拉動gdp的必然動力，所以在招商引資時其難免會向跨國公司傾斜，甚至不計後果地給予更多的照顧。

　在政府采購、公共采購上，現階段可以參考的法律是2001年的《政府采購法》和《招標投標法》，但是兩部法律對政府采購國產化產品的界定比較模糊。在過去的時間裡，國內對網絡安全問題重視的高度不夠，這也造成了在基礎設備采購上，思科在國家的系統，央企的系統中佔了太多的份額。要約束思科，就要在公共采購時增強信息主權的意識，有效地保障信息主權。

　目前國內相關領域技術人才缺乏，一些工作人員並不是十分精通思科的設備以及軟件，即使思科對中國的信息安全造成了損害，相關工作人員也只能像一個未帶測速儀的交警一樣，對這種超速行為渾然不覺。

　在思科網絡產品中，其鏡像功能(僅僅需要管理員就可以操作，沒有任何政府管控)、合法監聽(僅僅是用snmp v3協議進行管理，而這個協議本身並不安全，政府機構無法了解這些功能是否被濫用)、內容安全審計(無法區分流量統計分析和內容審計功能，e產品可以對包括電子郵件、語音rtp流、網頁、文件等數據進行還原操作，在機要部門網絡中一旦部署，能夠非常方便地實現對機密信息的“竊取”)等功能，都是在沒有政府授權的情況下就能夠開啟、配置、生效，因此，在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關鍵部門，一旦選擇思科的產品，幾乎就等於選擇了安全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