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國正處在轉型階段，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尤其是養了很多虧損的國企，所以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此前一些地方已經悄悄的搞了地方國有企業的改製。[本文來自點 ]一九九二年前後有大規模的鄉鎮集體企業改製，等到一九九七年前後又搞了第二次，這兩次結束了之後，基本上鄉鎮集體企業就剩余不多了，基本上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

　當時的改革動力就是源自政府從企業獲取的稅收收入和利潤以及政府的企業管理成本的綜合考量。虧損的國企、地方和鄉鎮集體企業，不僅要財政上補窟窿，而且還要養這麽多人。

　然後政府就發現發展私營企業就很好，一點負擔都沒有，還可以坐享其成，僅收稅就行了。當時甚至還出現了即使鄉鎮企業、國企搞得好，也被變賣的現象。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民營化成為了各地政府制度競爭的工具，還變成了地方政府官員標榜思想解放、政治開明和吸引外來資本的形象工具。

　從稅收分配和分成看，分稅制改革後，中央政府把稅收的大頭和一些易征收的稅種都上收了。地方政府隻拿到不足百分之五十的財政收入，但卻要承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支出責任，事權與財權嚴重不匹配。

　這部分地方預算內收支缺口主要通過中央的轉移支付來解決的，對於中國這種巨型的轉型國家來說，絕大部分支出歷來都是地方發生的，中央沒有辦法直接去執行眾多支出，只能通過轉移支付來進行。

　就是說當時的分稅制改革雖然是一種原有體制基礎上的創，但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分稅制。這樣分稅的結果。導致地方政府一般預算嚴重依賴轉移支付，中央收入多，花的收入並不多。大量是轉移支付，地方政府每支出一百塊錢裡，有四十多塊錢都是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的。

　轉移支付分兩種，一種叫一般性轉移支付，一種叫專項轉移支付。一般性轉移支付往往是比較透明，根據公式計算的，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方面的資金缺口。中央政府可以根據人頭標準就很容易算出。

　專項轉移支付是與許多中央部門掌握的專項資金相聯系的，其使用不透明，容易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的跑部錢進的影響。

　但是這兩者都有問題，首先是一般性轉移支付多的被地方政府通盤考慮，容易被集中用於吃飯財政。基本公共服務可能依然缺乏資金。其次轉移支付渠道太長，層層截流，例如上級政府往往會將轉移支付款挪作它用或抵扣下級政府的稅收欠款，這種情況對落後地區的傷害大。再次是許多落後地區主要依賴於中央轉移支付，不再注重培養和利用本地財力，形成地方的獨立人格缺失症，地方因此失去內生發展的活力。

　因此。實際上朱老板對於分稅制改革還是不大滿意的，認為沒有改徹底。

　但是對於當時的高層而言，這麽改卻是為合適的，因為中央政府財政上有錢了。有了錢，就財大氣粗了，說話就管用了，說話就有人聽了。就不用擔心地方政府不聽話了，也不用擔心會出現諸侯經濟了。腰杆兒也硬了很多。

　這樣一來，即便是朱老板有心深化分稅制改革，卻也無力再推動這項工作向縱深發展了。

　對於這些事情，是顏晨輝去了美國留學，閑暇時研究美國稅法得出的結論。而且，顏晨輝還從當時朱老板的一些言行看得出來，他對於那樣的情況也是有些後悔的。只是，當時已經面臨不久之後的換屆了，朱老板自己知道下一屆政府中肯定已經沒有自己的位置了，那時候再大動乾戈，難免會被有些人認為是別有居心，因此分稅制的繼續深化也就無法再提上日程。

　顏晨輝覺得，有必要趁現在分稅制還在醞釀中、沒有開始實施的機會，給朱老板提個醒，讓他注意一下即將進行的分稅制改革中的漏洞，免得留下諸多遺憾。因為，顏晨輝非常清楚，如果他想完成權門之路這個權力系統給出的終極任務，那麽，他的老顏克勤將來必然登上國內權力的巔峰，而他也會在國內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可以說，現在幫助朱老板，也就是幫助未來的他們自己，顏晨輝不希望自己老到時候面對一個爛攤，那現在幫助朱老板完善這個分稅制改革就很有必要。

　這個完善，不但是從稅收責權上完善，還有堵住稅收漏洞的問題。稅收責權不分明的影響是非常壞的，而稅收漏洞的壞處同樣非常明顯。這種行為的存在，不但損害了國家利益，同時也對那些守法經營者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顏晨輝記得，就在他大學畢業開始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的時候，曾經看過一個報道，是關於偷稅漏稅的。報道中說，2000年的時候，國家的稅收大概是一萬七千億左右，而偷稅漏稅的損失大概就是五千億的樣。

　這是一個什麽概念呢?文章中舉了一個例，就是2001年的教育投入。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國家興亡，系於教育。至理名言雖然不絕於耳，但人們難的有暇顧及，因為教育的費用問題已經塞滿了人們的腦海，政府為越來越大的教育撥款需求而犯愁，學校為如何籌集多的資金而費神，家長為難計其數的教育費用而憂心。

　2001年全國正規教育總投入大概是九千兩百億左右。全國教育投入的總量分為三部分:國家財政撥款、社會辦學資金、學生家庭教育支出，簡稱國家投入、社會投入、個人投入。在當時，絕大多數國家教育的主要投資者是政府，特別是初中等教育，居民負擔的比例世界平均不到百分之八，而國內的現實卻遠非如此。2001年，在教育投入總量九千兩百個億中，國家投入大約三千一百億，佔三分之一的樣略高，社會投入三百五十億左右，佔不到百分之四，而個人投入約在五千八百億，佔百分之六十三。

　與此同時，每年僅僅在偷稅漏稅中損失的稅款就要在五千億左右，如果把這五千億收回來，用在抵充個人教育投入方面那麽個人的投入直接就降到了八百億！也就是個人投入的不到七分之一！

　這又是一個什麽概念呢?那就相當於當時學費高的大學裡面，每個學生的學費也會立刻由普遍的四千元左右降到五百元左右！

　真要是如此的話，老百姓還會有那麽多怨言嗎?！

　雖然顏晨輝也打算在商路上發展，但他從來就沒有考慮過通過偷稅漏稅這樣的手段來發家致富。不但如此，他甚至沒有把在商路上的發展重點放在國內，要不然，他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就讓穆怡如和溫妍妍去國外注冊公司了。

　事實上，顏晨輝在前世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絕對的暴利容易讓集團走上滅絕之路，即便是如同國外的比爾蓋茨或者是巴菲持之流，也深明其中的道理，因此大家在成就了一番事業，登上了財勢的高峰之後，終都會持重點轉向慈善事業，而有意識的讓自己的大部分財富用之於民。

　反觀國內的這些富豪們，基本上還處於低級別的聚斂財富階段，對於金錢的渴求簡直如同逐臭之蠅一般，哪裡有血腥味兒，就立刻要衝到哪裡去，為了斂財，可以踐踏世間的大部分法則，從礦產、地產以及國有資產中尋覓一切可以發財的門道。

　這樣的原始積累是顏晨輝相當不認同的，無論之後的發展會如何，但是初期通過這樣的途徑家致富的手段，終都會受到反噬，正所謂吃了我的吐出來，拿了我的還回來。

　畢竟，只要你的基業在大陸，只要你的屁股上不乾淨，只要政府對你不滿意了，那麽想要收拾你只是意動之間的事情，整個體制壓在某一個集團的身上，就如同想要碾死一隻蒼蠅那麽簡單。

　事實上這也不是顏晨輝的主觀臆想，而是多年來一直存在的現實情況，顏晨輝可是非常清楚，當年的富豪排行榜上有多少人因此而灰飛煙滅了，那些都是前車之鑒哦。

　想要毫無破綻的在國內的體制中生存， 一般而言只有兩條路，其中一個就是像顏晨輝計劃的那樣，在海外成長為大集團之後再進軍內地，擁有用之不盡的金錢，在其他人根本投資不起的行業中扎下根來，行得光明正大，雖然賺錢，但是別人也只有眼紅的份兒，而找不到絲毫的攻擊的理由。

　還有一個就是完全走的是高科技路，技術很高但是初期啟動資金很少，這樣也可以走一條別人無法複製的道路，讓人挑不出什麽毛病來。

　至於說想要在稅務問題上耍弄什麽小手段，好還是不必了。

　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對於稅收這個國家命脈，都是看得很重的，雖然說目前國內的稅收體制中存在很大的問題很大的漏洞，但是那是體制所限，如果你自己也有了輕慢之心，認為別人抓不到你的把柄，那就大錯特錯了。

　只要你犯了錯，就不怕沒有人能夠把你的錯誤放大十萬倍，從道義的製高點上把你踩扁，然後再踏上十萬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這也是國內的一種慣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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